书法文史｜东汉西汉时期隶书刻铭书法风格考略
J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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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品录斋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一、西汉刻铭隶书
西汉的刻铭隶书主要有刻石、砖瓦、铜器、漆盘等。到刻石较少，只要一经出土发掘，金石学家都有著录。西汉到新莽时期的刻石篆隶参半，其中隶书刻石的主要作品有：《鲁恭王刻石》、《莱子侯刻石》、《霍去病墓题字》和《杨无量买山地记》等。西汉刻石种类较杂，字数一般较少而且形制不固定，所用的石头也比较粗砺。到了新莽时期，刻工技艺开始向精细一路变化，随着当时墓葬渐趋豪华，所刻的石头也在形式的整齐、技艺的精细上下足功夫，所以至东汉产生了大量书刻俱佳的碑刻书法隶书作品。
《鲁恭王刻石》，又称《五凤刻石》。西汉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刻。石头为方形，隶书3行，共13字。此刻石朴拙苍浑，“年”字直画伸长，像简书一样，爽畅痛快。由于此石头年久风化，点画漫漶，当然这也是天公作美，使他蒙上了一层薄纱，增添了虚的意味，耐人品味，极具“浑朴”之美。
鲁恭王刻石拓片
《莱子侯刻石》，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刻石。隶书7行，每行5字。字间有界栏。刻石结体尤为生拙，体势一般为横平，中间杂有向右下方略倾的态势。笔画纤细，由于刻时的剥落和年久风化的共同作用进而导致笔画毛糙，甚至含糊，所以才造成古朴的意趣。
莱子侯刻石
《阳泉使者舍熏炉铭》，西汉金文。隶书，13行，共47字。《永始元年漆盘铭》，汉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隶书，两者可并为同一趣味。都横向取势，运笔横平竖直，但尤其强调二字中的主横画和撇、捺等斜向笔画，显得舒朗有致。这一点在前者中表现的尤为强烈，而后者则偏重于平直方向的舒展，相比之下，体势更觉的平匀。
阳泉使者舍熏炉铭
《元延四年万岁宫灯》，西汉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刻。隶书，1行，31字。《绥和元年雁足灯铭》，西汉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刻。隶书，1行，32字。刻在灯盘内缘。两者都是一行隶书环圆排列，如同图案花边，笔画都表现为类似单刀印章边款的意趣，横平竖直，挺劲爽畅，这也是青铜质地与单刀刻法相结合产生的必然效果。但前者的结体尤为方整，点画形态斩截挺利，有浑朴凝重之意趣；后者结体在方正的基本构架上又随势态变化，富于灵动感，有野逸洒脱的风致。
上述是人工与天工结合所致的古朴美的趣味，成为后世书家“以笔师刀”时所追求意趣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现在不可能逼真地再现它，但在这方面的努力，毕竟使后世的书家笔下创造出了被称之为“金石气”的书法美类型。
二、东汉碑刻隶书
东汉早期的刻石尚少，有《三老讳字日记》刻石，较为古朴典雅。永平六年（63年）《开通褒斜道碑》，石痕毕现，参差不齐，一任自然。
《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拓片 西泠印社藏
由于当时统治者崇尚儒学，注重名节孝道，死后需要厚葬之风日益盛行，所以至桓灵时期“碑碣云起”。后世习称的“汉碑”就是指桓帝、灵帝时期的碑刻。因为出土较早，并且量大艺精，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汉碑几乎成了“汉隶”的别称。
东汉的碑刻隶书作品和西汉刻石隶书相比，有一个基本不同点是，西汉碑刻隶书基本以单刀随意刻成，在点画形态上不加修饰，所以作品间的不同风格体现在基本笔势上。而东汉碑刻隶书作品，他们相互间比较，不仅笔势上有差异，更重要的是点画形态上各具特色。这种现象标志着隶书笔法不仅在手写体墨迹中早已形成体式法则，而且在刻铸铭文系统作品中也着意加以充分表现了。
桓灵时期碑刻隶书充分刻画点画形态使之各种笔法风格竟呈于世间。这是隶书在刻铸铭文系统书法风格演进中顺应自然后出现的高潮。在这个高潮过后，便趋向消沉，出现汉末至魏晋那般刻板规整程式化的书法风格格调，这又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三、汉碑隶书的风格类型
从现存著名的汉碑隶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宽博苍浑、灵润潇洒、方拙朴茂、豪放野逸、清秀刚健、规整端庄、婉丽圆畅这七种风格类型。分述如下：
(1)宽博苍浑
这一类型的作品在形式上大都表现为体格阔大、布局茂密、用笔凝重，有浑厚壮伟的风采。著名的作品有《开通褒斜道刻石》，摩崖书。东汉永平六年（公元63年）刻。石在陕西褒城北石门溪谷道中。铭文16行，每行5至11字不等。《裴岑纪功碑》，东汉永和二年（公元137年）立。碑在新疆巴里坤。铭文6行，每行10字。《王君平阙侧铭》，东汉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刻。此铭刻在王君平阙右侧上部。5行。前四行每行30字。与同类相比较，每个则又各具个性。《开通褒斜道刻石》奇伟浑朴，《裴岑纪功碑》端庄古茂，《王君平阙侧铭》方劲流美，《郙阁颂》雄强壮伟，《平山君碑》方正凝重。
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 局部
陠阁颂 局部
这一类型作品，清代金石学家方朔、康有为评说为篆笔作隶者。所谓以篆为隶，就是清代及民国间的崇尚碑刻书家们所谓“有古意”。尤其《开通褒斜道刻石》，笔画圆浑，健如钢筋，横平竖直，弧曲笔画也是力度无比，毫不欠弱，字形大小参差，饱满壮伟，相互参错，势态朴拙天真，多意外之趣，而《郙阁颂》是字字方正，笔画尤其厚重，波磔、挑画形态含蓄深沉，笔力雄强且内凝，有气度非凡之象。对这些风格类型的作品，清代师法的人多，影响极广且深远。
(2)灵润潇洒
这类型的作品对隶法的施展和发挥十分纯熟，结体纵横聚散最富节律美，且点画用笔舒展流畅，充分表现弹性的韵致。著名作品有《子游残碑》，东汉元初二年（公元115年）立。在河南安阳。此为碑之下段，铭文11行，每行6至9字不等。《安国墓祠题记》，东汉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刻。书左刻铭文10行462字；书右刻1行，28字。山东嘉祥县满洞乡守山村出土。《封龙山颂》，东汉延赢七年（公元164年）立。在河北元氏西北四十五里王村山下。铭文15行，每行26字。《孔宙碑》，东汉延熹七年(公元164年）立。在山东曲阜孔庙。铭文碑阳15行，每行28字；碑阴三列，上两列各21行，下列20行。《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立。明代出土于陕西合阳旧城。铭文碑阳20行，每行45字；碑阴5列，上列1行，两列26行，三列5行，四列17行，五列4行。《刘熊碑》，东汉碑刻。铭文上段15行，每行12字；下段23行，每行15至17字不等。
封龙山颂 局部
曹全碑
这几件代表作，与同类相较，则《子游残碑》刚劲淳朴，《安国墓祠题记》纵逸多姿，《封龙山颂》清劲爽朗，《孔宙碑》清丽悠扬，《曹全碑》雍容华贵，《刘熊碑》方整秀畅。
(3)方拙朴茂
这类型的作品，体势大多方正，势态拙朴天真，笔力内聚，以拙朴中见灵巧为其高格。代表作品有《元嘉元年画像题记》，东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立。出土于山东苍山县。墓中有东汉书像石十石。其中有题记者二石。一石铭文10行，每行22至27字不等，有界。另一石为5行，前四行每行19至20字不等，第五行3字，无年月。《衡方碑》，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立，在山东汉上县，铭文碑阳23行，每行36字，末行有题名两行；碑阴残存两列题名。《鲜于璜碑》，东汉延嘉八年（公元165年）立。天津市武清县高村出土。铭文碑阳16行，每行35字；碑阴12行，每行25字。《西狭颂》，东汉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刻，摩崖书，在甘肃成县，铭文20行，每行20字。《张迁碑》，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在山东东平县。铭文碑阳15行，每行42字；碑阴三列，上两列19行，下列3行。与同类相较，《元嘉元年画像题记》灵秀率畅，《鲜于黄碑》沉重峻奇，《衡方碑》苍浑厚实，《西狭颂》宽博疏朗，《张迁碑》端庄雄强。
西狭颂 局部
张迁碑
这一类风格作品中，《元嘉元年画像题记》为新出土，未遭受破坏与风化，明晰可见刻画随意粗细；《鲜于璜碑》书写时流露出有意加强粗重感的趋向，再加上刻工的有意追求，进而造成方切沉重的笔调；《西狭颂》攀崖而刻，容不得精心镌刻，所以点画轻松，结体方阔，不便多加修饰，这反而造成了大气磅礴的气象；《张迁碑》书、刻在此类作品中相对而言是最为精到的，方拙中多灵巧的变化，十分耐看；最为犷野的就是《衡方碑》，粗头乱服，大刀阔斧，加上剥蚀的因素，就更显得浑朴苍茫。
(4)豪放野逸
这一类型作品不怎么讲究点画，笔势放纵，结体长短阔狭任其自然，可谓是“逸笔草草”，随意与着意参半，使理性与天性有意无意间交融于字里行间，难能可贵。代表作有《阳三老石堂画像题字》，东汉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刻。山东曲阜出土。铭文上为“阳三老”三字，下3行，首行28字，二行24字。《石门颂》，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刻。摩崖书。铭文22行，每行30、31字不等。在陕西褒城县东北襄斜谷石门崖壁。《杨淮表记》，东汉嘉平二年（公元173年）刻。摩崖书。在陕西褒城石门西壁。铭文7行，每行25、26字不等。《孟孝琚碑》，汉碑，无年月。云南昭通出土。铭文15行，每行11字。同类相较，《阳三老石堂画像题字》挺拔舒展，《石门颂》潇洒流利，《杨淮表记》蓬头乱服，《孟孝琚碑》苍劲恣肆。
石门颂 局部
这类风格最基本特点是在不经意间出天趣。书丹和镌刻都泼辣洒脱，不受拘束。过去有些书家、金石学家称《石门颂》等这一类风格的作品为“草隶”，不无道理。这类作品与汉简中率意之作颇有近似之处。
(5)清秀刚健
这类作品结体方正、姿态优美，而笔画瘦劲，波磔、挑画形态尤为的方切。夸张是其显著的特点。如《阳嘉残碑》，东汉阳嘉二年（公元136年）刻。山东曲阜出土。铭文碑阳存12行，每行存7至10字不等；碑阴存三列，上列5行，中列12行，下列11行，每行1至5字不等。《礼器碑》，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立，在山东曲阜孔庙，铭文碑阳16行，每行36字；碑阴三列，每列17行，左侧三列，每列4行，右侧四列，每列4行。两碑的笔法、体态极为相似。但前者放纵，后者工稳，并且前者的波磔、挑笔形态更为方劲斩截，又呈现飞扬之势。此类作品可贵之处在于虽清瘦方正，但却不刻板，用笔极富有弹力，灵动而且刚劲。
礼器碑 局部
(6)规整端庄
这一类型作品，一般都结体平正，章法齐整，字形大小一律，点画均匀。其形态用笔都力求规范，不尚变化。这也是汉隶经过千变万化归于统一，最终至定型的标准风范。代表作有《乙瑛碑》，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立。在山东曲阜孔庙。铭文18行，每行40字。《西岳华山庙碑》，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立。在陕西华阴西岳庙中。铭文22行，每行38字。《史晨碑》，为前后碑。前碑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刻，铭文17行，每行36字；后碑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刻，铭文14行，每行36字。前后碑出自一人手笔。在山东曲阜孔庙。《熹平石经》，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刻。为官方正定《六经》文字刻石，立于洛阳太学门外。共48石。近世出土残石百余方。《尚府君残碑》，东汉刻石。无年月。河南偃师出土。石断为三截，现仅存前两截。第一截存5行，每行30字；第二截存6行，每行30字。同类相较，则《乙瑛碑》清秀，《西岳华山庙碑》沉劲，《史晨碑》疏朗，《熹平石经》方厚，《尚府君残碑》流畅。
史晨碑 局部
熹平石经
这一类型的书风，在东汉恒灵时期达到鼎盛。虽然工整之至，但各有韵致，不乏灵气。相比之下，《熹平石经》已近于板刻。再往后，魏晋时期大量隶书碑刻，多属于这一路风格的末流，不复有生气，可称道者只一二石。所以，东汉时的这一类作品，既标志着隶法成熟的顶峰，又标志着它开始走向衰落。
(7)婉丽圆畅
这类作品在表现用笔承启呼应上尤其用意，使用笔在点画形态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用笔回转跃动，点画丰腴而且出锋锐利，形成了独特的格调。代表作有《夏承碑》，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立。宋元祐时在四川资州出土，明嘉靖时遭地震裂毁，今存河北永年县者，为明嘉靖时知府唐耀重刻。铭文14行，每行37字。《三老赵宽碑》，东汉光和三年（公元180年）立。青海乐都老鸦城白崖子出土。铭文23行，每行32字。《王舍人碑》，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立。山东平度县侯家村出土。碑身上段断去一截。铭文12行，每行19字不等。同类相较，《夏承碑》古厚，《三老赵宽碑》方劲，《王舍人碑》流畅。
夏承碑
三老赵宽碑
这类作品在汉隶中极尽流美婉畅之能，与“方拙朴茂”、“清秀刚健”类型形成鲜明对比，但正因笔法灵活，有如行书般的流畅，所以对唐宋时代的隶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知识延伸
书法风格的变异，往往是在其体式尚未完全定型规范的时候，风格最多，绚烂至极，这也是书法艺术情趣挥发最为兴盛的时期。汉碑隶书风格的蔚为大观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众多汉隶佳作及其风格都成了后世书家取用不尽的宝藏。其中“规整端庄”一路左右了魏晋时代碑刻隶书风格，终至衰落后必然由介于真、隶之间的新体所取代。“婉丽圆畅”一路时隔数百年后，在唐宋时代绽开新蕾，而“宽博苍浑”、“方拙朴茂”、“豪放野逸”、“灵润潇洒”、“清秀刚健”五类，尤其前三类，到了千余年后的清代的碑学风潮中，滋养和成就了诸多的隶书大家。由此可见，这些汉碑在汉代书法艺术中不愧为伟大的作品，同时在书法史和书法风格史上，论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也不愧是伟大的作品。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荀子《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