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兵：教育家的德育是知行合一的德育 ——陶行知诞辰120周年纪念

教育家的德育是知行合一的德育

——陶行知诞辰120周年纪念

程红兵

时下教育界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教育家办学，因为温家宝总理提出了这个命题，于是一系列围绕教育家命题的活动应运而生，比如，教育家办学研讨会，教育家办学论坛，未来教育家讲习班，未来教育家培养工程，更为离谱的是有地方将由政府出面评选教育家，由政府授予“教育家”光荣称号，在享受教育家称号同时享受教育家待遇，包括津贴、住房、医疗、休养等等，而且理由充分，言之凿凿，唱几首歌就是歌唱家，跳几个舞就是舞蹈家，为何教师、校长就不能评选教育家。理直气壮，让人无语。

自然让人想起了陶行知，这位现代教育史上被人公认的教育家，现在恰逢陶行知先生诞辰120周年，说说陶行知，也许能让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什么是教育家。大家都知道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受杜威影响很大，的确如此，从1904年到1930年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和师范学院任教，陶行知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选听了杜威的“学校与社会”课程，陶行知后来也自称为杜威的“受业弟子”。杜威到中国讲学，在南京、上海讲学期间都是陶行知担任翻译，美国教育学者布朗指出：“当杜威访问南京时，陶行知作为主人和翻译。这或许是陶行知同杜威理论最持久的一次正式接触……”陶行知在批判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过程中受到杜威的影响很大，吸取了杜威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并在长期的平民教育、农村教育、普及教育行动中加以改造，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生活教育”的理论，所以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曾经指出：“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是陶行知。……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以上引述均见张瑞璠、王承绪主编、吴式颖、阎国华担任分卷主编《中外教育比较史纲》（近代卷）308-310，山东教育出版社]

陶行知何以要改造老师的思想理论，根本的原因在哪里？这不能不说到陶行知的另一个导师王阳明，如果说杜威是陶行知的理论导师，那么王阳明则是陶行知的精神导师、精神领袖。陶行知是在金陵大学就读时服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1912年，陶行知21岁时研究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在学报上用英文发表作品，即以“知行”为笔名，1934年，陶行知43岁时，在《生活教育》发表《行知行》一文，正式改名为“陶行知”，两次改名，其实可以看出陶行知对王阳明思想从信仰走向超越，如同他对杜威思想的态度一样。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时代进步意义，他认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为知”。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1927年他在《教学做合一》一文中正式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他认为“教”与“学”都必须以“做”为中心，实行“教学做合一”。

以陶行知的思想来衡量当下的德育，就能看出问题所在，当下的德育出现了一种“教学做”三者割裂的倾向，教是教，学是学，做是做，“教”就是道德知识的灌输，“学”就是道德知识的学习，以应对学科（政治课或公民课）考试之需，“做”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是按照道德规范来进行，而是按照功利的思想来进行，即如何有利于自己的规则来进行，那么教则成了伪教，学成了伪学，做则成了反做。这种割裂现状虽然也是以“做”为中心，但它与“教”和“学”完全是脱节的，“教”和“学”制约不了“做”。究其原因，我们当然可以看出学校教育的问题，将德育学科化，将德育孤立起来进行，势必把德育变成一种与人生行为无关的知识教学。当然这不仅是学校的教育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出了问题，当下极端实用主义盛行，演化成极端功利主义，缺乏道德信仰，缺乏从内心深处树立的坚定不移的道德守则，个人利益是唯一标准，一切唯利是求，一切唯利是图，只要是有利于自己的，就不顾任何道德规范、法律规范，践踏道德，践踏法律，“毒牛奶”、“毒豆芽”之类的事件一再发生，导致社会无公信可言。

社会的问题需要整个社会来整治，包括教育工作者也是责无旁贷；而教育的问题尤其需要教育工作者来解决，教育家的德育就是知行合一的德育，重温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把德育的教、学、做完全统一起来，这是我们纪念陶行知先生的一个最切实际的行动。

（此文发表在《中国德育》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