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医生每年救活上百人，持续16年，没有病人和她说谢谢
大家好，我是陈拙。
最近网上有个特别火的问答，很多人看完都愣住了——医院里，到底藏了多少怪异病症?
很多医生提到了不为人知的罕见病：有人血肉都长满骨头，最终会被固定成某个姿势，全身上下只有舌头和眼睛能动。他们活着的每一秒，都像是一尊标本。
还有一种发作性睡病，日常生活中，患者根本无法控制睡意，有时开车都会睡着，如果发生意外，就连最后一秒都是在睡梦中度过。
呼吸科的林大鼻医生告诉我，这些怪异的罕见病，都有一个特殊共性——会让正常人本能地想要逃离。
她在三年前曾有过一次亲身体验。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肺部感染患者，肺部密密麻麻都是空洞。所有医生看到了，问的不是这人怎么活下去，而是居然这样了都还没死？
随着调查的深入，林大鼻发现，有一种诡异的病菌，正在啃食这名患者的血肉骨髓。大鼻说，她从没见过这种病症，毫无头绪。面对这位病人的诡异症状，她用上了“邪恶”这个形容词。
为了救治这位特殊病患，林大鼻最终走向了细菌室，那里有一位代号为“微生物神探”的女医生。尽管时隔三年，她还是能回想起那场残酷的战役。
时值盛夏，小希靠着床头，一米六五的个子，体重只有30公斤。肋骨被皮肤紧紧包裹，清晰可见。如同一具骷髅。
他的条纹病号服挂在身上空荡荡，显得脑袋格外大。头发很长，不仅遮住眼睛，连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他头发支棱着，有点像《七龙珠》里面的小悟空。
同事向他介绍我，说是接管病房的医生，小希一动没动，更没有说一句话。我只是隐约感觉到，他的眼睛透过头发缝隙快速瞟了我一眼。
我接过小希的病历资料，一翻开，整个人愣住——我心里想的不是他怎么活下去，而是他居然还活着？
他的病情几乎无解。辗转数家医院，始终没诊断清楚，一直在大量吞食抗结核药、甚至激素。实际上，没有一家医院在他身上找出病菌。
一年以来，他的病情经历几次暴瘦，已经快20岁的青年，第一眼看上去像个得了佝偻病的少儿。而且最近一个月开始高烧不退，不是个好兆头。
等我看到小希的肺部CT时，彻底绝望。
他的左右两片肺布满了小结节，这些病变在一点点啃噬着他的肺，撕咬出密密麻麻的空洞。尤其是左肺，几乎被掏空了1/3，只遗留下一张血盆大口，正在冲着我狞笑。
我只看了一眼，就想起南方暴雨过后，地板上铺满的水蚁，挤挤挨挨地重叠在一起。
这究竟是什么？呼吸科的病，肺肯定都有问题。但大部分病症我都知道原因，哪怕暂时不了解，只要病情比较温和，也可以慢慢查。
但小希病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正在急速恶化，既查不清楚，还很邪恶。
我只能用邪恶这种字眼来形容他的病症。
我尴尬地站在病床前，就像刑警面对一个惨烈的犯罪现场，却不知道凶手是谁。甚至能隐约感受到凶手就在附近，可就是不知该如何追凶。
拿起随身带着的记录本，实在没有头绪，我只能在小希的名字前面画了一个五角星。
拜托，别这样就死了。别成为我新的噩梦。
病情棘手，我打算先和小希的父母聊一聊。
走进病房时，里面只有小希一家三口，没有人说话，静悄悄的。早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小桌子上摆着已经凉透的一人份晚饭，很丰盛，但几乎没吃几口。小希靠坐床头，父母坐在床尾的凳子上，看到我进来，赶忙站起身。
小希一声不吭，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决定吓唬他一下：“要是你不吃，就只能下胃管了，从鼻子插进去，一直插到胃里，每天灌营养液。”
母亲心疼地小声说：“娃总说喉咙疼，吃不下。”
我一听觉得不对劲，连忙打开手机的电筒，即使没有压舌板，也能看到小希嗓子里全都烂掉了，血肉模糊。
“疼吗？”我问。他点点头，没能说出话来。
病菌先是啃食肺部，现在又腐蚀了喉咙。
我招呼小希父母来到办公室，说情况非常不乐观，让他们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小希的母亲已经开始抹眼泪了：“孩子还这么年轻，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他。”父亲倒是很平静，显然这番话之前已经不止一个医生跟他说过了。他表示花多少钱都没关系，不够可以再借，并能很准确地提出问题：“我们能做什么？”
我说，父母能做的，也只有让小希吃饭了，再不济也得喝营养粉，剩下的交给医生。
其实，医生这边也不乐观，外院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最怀疑的也是结核病，但小希现在吃着5种抗结核药，没有半点好转。
如果药不对症，那就不是药，是毒。
抗结核药副作用很大，尤其影响食欲。现在小希喉咙又烂了，进食都成了问题。
但我也很无奈，怎么翻看病历，也找不到一点线索。
我必须找人帮忙了。
我拿着他那张极具冲击力的CT，到处请同事给点意见。结果大家看完被啃食1/3的肺部，都倒吸一口凉气。医生群里原本还有人分享不常见的CT，探讨惨烈程度，可当小希的CT一亮出来，全场沉默。
我只好扩大求救的圈子，延伸到科室以外的地方，尤其是医院里的一个“特种部门”——检验科。
作为一名呼吸科的医生，检验科是我最常打交道的科室，里面有个专攻病菌的“微生物组”，他们一张报告单就能换来病人生的希望。
但我知道，像小希这种疑难重症，找到检验科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能否联系上其中的一位医生。
我想，如果是她的话，或许真能把小希从死线拉回来。
检验科微生物组，这是官方才喊的全称，我们自己人，都管那里叫“细菌室”。
如果说病菌是致人死亡的罪犯，我们医生就是追凶的刑警，细菌室更像是提供犯人特征的画像师：根据病人的蛛丝马迹，找到最大的可能性，并且“临摹”出致命病菌的真面目。
我入职那年，医院就流传一句话“细菌室找王澎”。
王老师的真名，叫王澎。她既不是科室主任，也不是大牌教授，只是细菌室一个普通的主管技师。但在这家高手云集的医院，却拥有属于自己的代号——“微生物神探”。
我以前只是在各种传说里听到王澎老师的事迹。不过在成捆的化验报告单上，她的名字一直出现。
这次刚从小希身上提取到肺泡灌洗液，我就连忙让人送去检验科，务必交给王澎老师。
本想亲自去请教一下，结果那天太忙，等我想起来这事儿，早就过了下班时间。我打算离开，但转念一想，还是抱着一丝侥幸，万一还有人呢？
我来到门诊楼，坐急诊电梯上7层，走向最里面的房间。
检验科在常年不被注意到的偏僻角落，门口一片昏暗，只有远处还亮着灯。我惊喜地发现，这里居然还没有锁门。
我敲敲玻璃门，灯光下一个皮肤白净、圆圆脸，看着就很亲切的女老师抬起头。
运气好到难以置信，她就是王澎老师。我赶快迎上去说明来意。
王老师放开显微镜，起身抱来一大盒玻璃片，那是小希的标本涂片。她抬起头看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病人，非常有意思。”她眼里闪着兴奋的光。
她说怀疑小希得了一种很罕见的感染，但现在还没十足的把握，需要问我一些关于小希的问题。我使劲点了点头。
“小伙子有艾滋病吗？”
“没有。”
“确定吗？这个很重要。”
我很有把握地说非常确定，一入院就查过了，除非是处在窗口期，我可以再给他复查一下。
紧接着，老师又问了很多问题：他在哪里生活？平时的工作生活习惯如何？免疫功能正常吗？皮肤有破溃吗？
我正为自己对答如流而得意时，一个问题把我问懵了：“吃过竹鼠吗？”
我连什么是竹鼠都不知道，更搞不清楚吃竹鼠和感染有什么关系。但王澎老师却告诉我，必须搞清楚这一点，才能确定结果。
一想到小希紧迫的情况，我立刻开始卖惨，说这个小伙太年轻，病情又重，快要被药物的副作用打垮了，需要尽快出结果。
王老师给了我一个令人心安的笑容：“放心吧，很快的。”
往回走的一路上，我禁不住想，艾滋病、吃竹鼠，究竟是什么特殊的感染？
第二天查完房，我给王澎老师带来了结果：小希虽然在以“敢吃”著名的省份打工，却从没吃过竹鼠。王老师说自己要查阅文献，再做个花费不菲的二代测序。
我抓住了这句话里的重点，问什么时候检验科也开展二代测序了？
王老师表示没有：“我是用自己的科研经费确认的，你回去等消息吧。”
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要知道，检验科大概是医院里最不被注意的一群人，经费有限。而且王老师并不是什么大牌专家，经费应该也不宽裕，就这样还拿出来给小希额外做工作。
尽管如此，我的内心还是越来越不安，小希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如果再得不到检验结果，真的就要扛不住了。
我后来知道，王老师这边，已经对小希的病症有所猜疑，只是她猜想的结果太罕见，不能第一时间下判决。
当我第三次来到检验科，王老师总算准备交一些底：“如果是那种病，没有艾滋病的病人里，小希就是第9个病患。之前的8个，几乎都是我诊断的。”
她细细跟我讲解之前的病例。可我听得越多，越是毛骨悚然。
曾经诊断的8个人里，有多达5个人的骨头被啃掉，2个皮肤上“长毛”，甚至最严重的那1个人，大脑里都开始“发霉”。
王老师站在灯光下，被显微镜、玻片、材料所包围。她带着一种探索奥秘时痴迷的神情，不断讲述，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一一念出了当年那8个人的名字：“这些名字，你可以去查一下病历资料。”
后来我调出档案，看到了一个叫“悠悠”的女孩。她和小希的情况最像，同样年轻，同样在不断被吞噬的命运里挣扎。
看完悠悠的资料，我彻底清醒，这种神秘病症，远比我想象的要可怕。
尽管时隔8年，仅凭病案室保留的文字资料，我就能感受到多年前发生在悠悠身上的那场残酷战役。
这个病情怪异的小女孩，惊动了整个医院的顶尖力量。她总共住过7次院，且数次都能享受到全院顶级专家的关心和会诊，没有人不为她的病症所好奇。
悠悠和小希一样，19岁那年开始发烧，原本以为不是什么大病，却最终不得不放弃工作，回到家乡。父母带着她四处辗转求医，5年后来到我们医院时，仍然没有诊断清楚，只怀疑是肺结核。
她所有病症都和小希相似，除了发烧，肺里也被撕咬出了空洞；但比小希更不幸的是，病变还啃噬了她的皮肤，以及全身多处的骨头。
5年时间里，抗结核、用激素，却始终无法阻挡疾病的脚步。小姑娘也暴瘦了30多斤，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她比小希早8年住进了我们医院的普通内科。
诊疗过程异常艰难，医生提取了她的肺、皮肤、淋巴结，甚至腰椎的一块骨头，却仍然没有诊断清楚。
最终，我们只能动用“内科大查房”——全院专家集体会诊。
这是我们医院的悠久传统，只要有需要，各个科室的专家都会来一起出谋划策。每个主治医生管病房的半年期间，只有一次内科大查房的机会。因为机会非常宝贵，通常只舍得留给最棘手的病人。
悠悠第一次享受到了顶级待遇。
普通内科、放射科、感染科、呼吸科、骨科、血液科、皮肤科、病理科、免疫科的专家们齐聚一堂，讨论很久，最终却仍然没有明确的结论。因为悠悠之前总共吃过两年多的抗结核药，有一定效果，大部分专家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是：结核不除外。
结核， 关于它有个笑话：教授们在讨论一个疑难病例，你作为一只菜鸟在角落里偷偷打瞌睡，却突然被点名叫起来发表意见。对病情一无所知的你，只要淡定地说出：“结核不能除外”，没有专家敢反驳。
因为结核很难被查出来，也更难被排除。
来到全国最好的医院，却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诊断，悠悠和父母有点沮丧，只能再次开始抗结核治疗。但这次却比以往的效果都好，不发烧了，肺里的空洞也缩小了。悠悠高兴地出了院。
然而好景不长，好转了仅仅不到一年，疾病以更加凌厉的方式卷土重来。
悠悠不仅再次开始发高烧，后腰上也长出来一个肿包，而且越鼓越大。她再次回来住院时，肿包已经长到了半个手掌多的大小，摸上去还有波动，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正要争先恐后地涌出皮肤。
然而，鼓包里抽出来的脓液，却让所有人陷入困惑。
这么一大包脓，真的是结核菌吗？还是其他更可怕的病菌呢？
此时距离悠悠发病，已经过去了6年多，小姑娘被折磨得愈发虚弱，通过检查发现，不仅后腰上，还有臀部、甚至脊柱旁边，也都蓄积着脓液。
管病房的主治医生越发疑惑，举全院专家之力查证，全身这么多脓，怎么就找不到病菌？
这次来帮忙的专家里，又多了一个身影，那就是检验科微生物组的王澎。
她把悠悠1年前的标本都重新看了一遍，确实没找到任何病菌。但她坚信，这个小姑娘感染上了某种“狡猾”的病菌，只是因为这种菌太罕见，所以迟迟没有线索。
王老师认为，以往采样完毕，要依靠外勤送到检验科，待整理好一批标本后，再接种到培养基上。一环又一环比较复杂，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病菌可能就已经死去了，所以无法检测到。
那一天，她亲自来到病床旁边，对悠悠皮肤上的大脓包进行采样，立刻进行接种，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样找到病菌的几率会高很多。
幸运的是，这一次病菌没能逃脱。它们在悠悠的身体里猖狂肆虐了6年之久，如今终于被牢牢囚禁在培养皿里。揭开神秘的面纱，王老师发现，这竟然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真菌—马尔尼菲蓝状菌。
真菌，可能每个人都不陌生。梅雨季节墙角的霉斑，腐臭饭菜长出的绿毛，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真菌。但正是因为它如此贴近我们的生活，当它出现在身体里时，才会显得恐怖异常。
马尔尼菲蓝状菌很特殊，大部分被感染的人，都是自身抵抗力极差的艾滋病患者。它平时隐藏在土壤里，还有竹鼠身上，伺机进入人体，随后真菌在血肉里蔓延，逐渐侵蚀全身。
皮肤、内脏、大脑、骨髓，都可能成为它的食物。
第二次内科大查房，主治医生又把宝贵的机会给了悠悠。
这一次，王澎老师也参加了。当时场内常有争执，只是她坚定认为，悠悠的病情和马尔尼菲蓝状菌脱不了关系。
专家们反复斟酌，制定了最快速安全有效的救命方案：骨科医生进行手术清创，先把肉眼可见的敌人消灭殆尽。之后减少抗结核药，主要应用抗真菌的药物。
王澎老师还特别叮嘱临床医生，这种真菌实在太狡猾，它最大的法宝就是会“变形”。
在人体内，37度的时候，它是圆圆或者椭圆的形状。而在室温也就是25度的环境下，它慢慢伸出触角，变形成发毛的菌丝形状，没有经验的检验科医生很难识破它的真面目。
这种真菌带有一种特征性的玫瑰红色素，可以把培养基或者菌落染成红颜色，所以当你靠近显微镜，就会发现那些样本里，开满了一朵朵“人体玫瑰”。
这些“玫瑰”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很容易被误诊为结核。本来结核菌就很难检测到，医生往往以为那就是诊断的尽头，却没想到这只是“玫瑰”的挡箭牌。有时真相来的太慢，病人已经被“啃食殆尽”。
万幸的是，经过及时治疗，悠悠有了好转，有了她的经验，后面的病人也没有那么艰难了。
当年种种艰难，听得我愣在原地。我那时最想知道的，就是那8个病患的治疗效果怎么样，小希现在还有没有救。
王老师报给了我一个惨烈的数据：“5个病人幸存，3个去世。”这在感染疾病里，已经是极高的致死率。
而小希又会是哪一种呢，他能成为第6位幸存者吗？
王老师真的没有让我久等，雪片般的报告单同一时间飞回了病房。
小希咽喉溃烂处取的拭子、咳出来的痰、气管镜从肺里吸出来的分泌物、淋巴结组织、肺组织、甚至骨髓液里，全都是马尔尼菲蓝状菌。
小希的喉咙、肺、淋巴结，骨髓里，全都开满了“人体玫瑰”。
巨大的绝望感包围了我。
这证明小希的治疗方向一直都是错的，抗结核、用激素、抗细菌，却唯独没有用过治疗真菌的药物。现在发霉长毛的真菌正在吃掉他的肺、撕咬他的血肉。被啃噬得只剩下60多斤的小希，活下来的机会渺茫。
我安慰自己，至少神探王老师出手了，帮我们找到病因。或许现在刹住车，调转方向治疗真菌还来得及。
那一天，我打算当面去谢谢王老师，尽管情况严峻，但她给了小希“生”的希望。
我拿着那一叠报告单再次来到检验科，王老师特意找了一台可以外接电脑显示屏的显微镜，一张一张地更换玻璃片指给我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全都是菌，每一张玻璃片上都有菌。
那一眼瞥到的图片，我或许这辈子都忘不掉了。亲眼透过显微镜，直面漫山遍野的敌人时，那种冲击感，和宛如被扼住咽喉的窒息感，是看报告单上的结论所远远不能比拟的。
而王老师站在一边，没看到我震撼的神情，只是一次又一次换着玻片，反复向我介绍图片上菌种的特点、形状。那感觉，就像她在介绍熟悉的朋友一样。
王老师不停讲述自己的检测步骤，我听得出，这是一场曲折的“破案”：她查阅了很多文献，又做了测序验证，才终于发出报告。
我后来也去查阅过那三个去世病人的资料，无一例外，都是发现的太迟了。虽然后来找到了真菌，但身体也已经被啃噬殆尽。
当年悠悠虽然诊断清楚了，但后续治疗仍然艰难无比，反复住院总数达7次之多才幸存下来。
我只能为小希祈祷现在不算太晚。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将近一个小时了，我偷偷看了好几次手机，小希用药所需要的深静脉管子已经准备就绪，主管医生在请示是否马上开始用药。
而王澎老师依然拉着我，介绍人体玫瑰的奇异之处。她一张张调换着病菌的图片，一边为我介绍，一边放大缩小。此时此刻，小小的电脑屏幕，成为了她控制病菌走秀的“T台”。
直到我匆忙而别时，她还追出来，要我给她邮箱，有几张典型的菌让我看看。后来我才听说，基本每个医生过去，她都是热衷于介绍各种病菌。
我们其实也听不懂什么，只是她认真的样子，让人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
很快，我回到小希的病房，准备用药。确诊病因，原本对小希而言是件好事儿，但这让一家人陷入了两难。
抗真菌的药物，远比抗结核药贵得多，而小希全身太多地方都被感染了，治疗时间将会很长，这个方案可能是吞噬金钱的无底洞。
而便宜的抗真菌药物，副作用很大，会让人发高烧打寒战，而且对肾功能有损伤。
父母犹豫盘算了很久，最终决定试试便宜的药物。
我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令人担心的事情却还是发生了。用药仅仅10分钟以后，心电监护仪器上的心率就骤然飙升到每分钟200次，心电图的形状也从音符般优美的曲线，变成了高耸密集的锯齿。
我迅速停掉药物：“家属先去外面，抢救车、除颤仪、心电图机推过来！”
小希挣扎着要坐起来，瞪大双眼，不顾嗓子的剧痛大喊：“别让他们走。”
“他们在这里帮不上忙，就在门口等着。你别害怕，抓着我的手。”我抓住小希的手，等静脉推了抗心律失常药物后，再紧紧盯着监护仪上的心电图和血压。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当锯齿终于一下子恢复成原来的曲线时，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都漏跳了一拍，手也被小希攥疼了。
父母被这个小插曲吓坏了，毫不犹豫地决定换用安全有效的药物。
抗真菌药物的疗效一般很慢，小希却拥有幸运的体质，他用药几天后就不发烧了。并停掉了之前的5个抗结核药物，有食欲了，虽然体重短时间内恢复不了，但能明显看到气色好转。
父母高兴坏了，我却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这好转的也太快了，可别是还有什么意外状况。
而且小希依旧有点叛逆固执，他是个留守儿童，对父母缺乏感情，也变得不爱跟人表达。他表示出院以后要去陌生的城市打工，也不陪在父母身边。平时我跟他说话，也不怎么吭声。
我生怕前功尽弃，再出现什么幺蛾子，也顾不上床位周转率了，咬牙又留他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院。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体重也增加到了80斤，一颗心才渐渐安稳下来。
那段时间，我跟小希越来越熟，再加上抢救他那次结下来的战斗友谊，我每次问他问题，他都能用语言来回答，而不是仅仅依靠点头或者摇头。
有一次，我甚至还调侃他的发型：“葬爱家族早就不流行了呢。”
结果那一天，小希违反住院规定，偷偷溜出医院。
等我下午查房时见到小希，被吓了一跳，他竟然剃了个板寸回来。理发师手艺很差，像被狗啃了一样。不过倒是让我第一次看清楚了他的五官，居然还有点帅。他听到夸奖，有点羞涩的样子。
用药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我给小希又做了一次CT，肺里趴着的那层密密麻麻的“水蚁”已经变淡了一些，虽然那些被啃食形成的大空洞是不可能复原了，但结果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这个孩子之前经历了太多病痛折磨，现在终于苦尽甘来。
出院那天，我絮絮叨叨了很多注意事项，我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你最好还是跟父母去同一个城市，现在的身体情况自己应付不来，还是需要家人照顾的。”
小希虽然没吭声，但跟在父母身后，冲我挥了挥手。
很快，我再次来到检验科，把小希出院的好消息告诉王老师。她很开心的样子，问我是不是真的，并且很快就记了下来：“实在是太好了，这是第6个活下来的！”
她说自己正在积攒资料，想编写一本真菌的图谱，到时候也把小希写进去。这样更多人就能认识罕见的真菌，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在治疗上走太远的弯路。
她对我讲了很多关于未来的愿景，还说要开展床旁接种，这样找到病原菌的几率会更高。像这种需要运送到检验科，中途却让病菌偷偷溜走的事情，就会很少发生了。
突然，她停了下来，对着满屋子的显微镜和玻片感叹：“唉，想做的事情太多，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即使心细如我，当时也没有察觉到这句话背后的异常。
小希出院那半年，我没有再遇到棘手的感染病人，只是因为一些小困难去找过王老师几次。
几次接触过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医院会流传那一句：“细菌室找王澎”。
王澎老师实在太热爱检验病菌这门手艺了。但凡有人来找她帮忙，再忙也不拒绝，有空就埋头对着显微镜。大多数时候，病原菌不会满眼都是，而是需要在显微镜下地毯式搜索。
这是个良心活儿，曾经有个病人，在外院辗转很久都没诊断清楚，到我们医院以后，很快就找到了结核菌。我发微信向王老师道谢的时候，她轻描淡写地说：“这么一根小小的菌，我足足找了半个小时才把它揪出来。”
检验科发出的每一份报告，都是决策治疗方向的重要步骤。
王老师的住所离医院很近，仅隔着一条街，方便她往医院跑。我有时候甚至会猜想，是不是显微镜下的那个世界，才是她留下最多印记的地方。
对一件工作投入超量的热情，常人或许很难理解这种行为。
闲暇时，我喜欢看王澎老师的朋友圈，有一条印象最深：她说难得有一个闲暇的周末陪女儿，在“陶吧”做了两个杯子，设计的图案是自己最喜欢的真菌。
配图是两个水杯，上面栩栩如生地烧制着发霉的真菌，伸展的菌丝、飘荡的孢子……
这条朋友圈让我们都愣住了。医务人员是一个耐受力很强的群体，在工作中百毒不侵。比如坐在办公室吃盒饭，就可能有病人端着便盆进来，让医生看看他的排泄物。工作这么多年，我已经可以很淡定地说“看到了，回去吧。”然后继续埋头吃饭。
但这些都是工作中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主动求虐的人几乎没有。朋友圈下面的评论一片哀嚎：太重口味了吧！受不了！这个能用来喝水吗？
王澎老师却很认真地反问：“你们是真心认为不好看吗？我觉得显微镜下的真菌，是最美的艺术品。”
她乐于将大量时间投入到研究病菌上，最后再创造抓捕它们的方法。有人说她就像福尔摩斯，一身狂热，一生追捕。
时间在忙碌中慢慢流逝。感染的病人莫名多了起来，我也因此变成检验科的常客。只是我觉得有些奇怪，有时去找王老师的时候，经常不见她的踪影。
要知道，以往来检验科，她永远都是坐在显微镜前面的那一个。
后来我才听说，这几年时间里，她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原本读的在职研究生学位，都没坚持下来。但科里同事都不知情，直到她有一次晕倒在医院门口。
科里领导照顾她，减少了她的工作量，还让她中午回家午休。但王澎总是担心时间不够用了，说那本真菌图谱还没做出来，还有好多真菌等着她去记录。她依然忘我的工作，不拒绝任何人的求助。
那一声“细菌室找王澎”，依旧在许多科室回荡响起。
那一年的冬至，原本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工作日。若非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漫天雾霾，呛得我喘不过气。
我正坐在病房里查房，口袋里微信的提示响了起来。我起初没有理会，直到提示音越响越多。
当提示音逐渐响成一片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不对劲，打开一看，各个工作群里全都炸了。
大家都在焦急地求证着一件事情：细菌室的王澎老师突发疾病去世了吗？
我的第一反应是绝不可能，肯定是恶作剧。她家离医院不过一百米，真有什么事，肯定能及时抢救。
头脑里乱成一团，根本没有心思继续查房，紧紧盯着各个群里的消息，期盼它不是真的。但同时，理智又告诉我，不可能有人用这种事情恶作剧。
噩耗最终被证实，同事们都在震惊惋惜，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很多事情。
王老师留给大家的印象，一直都是忘我工作的拼命三娘。科主任甚至强迫她每天回家午休，希望她能养好身体，同时作为单亲妈妈，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年幼的女儿。
她却越来越忙，时间太少，因为需要她的病人太多了。
大家看到的，仍然是那个任何时候、哪怕再小的大夫为了病人的事情求助，都笑眯眯答应、随时伸出援手的她。是那个热心带教其他医院来进修的大夫，毫无保留传授自己一身本领的她。
还有最后那个，家距离医院急诊只有不到100米，却没有留给同事任何抢救机会的她。
而她的女儿，因为王老师多年来把重心放在病菌上，虽然年仅9岁，但一直以来生活都很独立，母亲去世后，她也依旧正常地生活。
王澎老师去世当天上午，原本是医疗成果奖汇报的日子，最后只能由她的科主任代讲了。
她的履历丝毫不耀眼，在我们医院甚至可以说是拿不出手。从一个大专毕业、检验科默默无闻的小技术员，用了20年时间成长为全院大名鼎鼎的“微生物神探”。
大屏幕最终定格在最后一页：那是她的办公桌抽屉，里面一层一层码放着的，全是疑难患者的病原菌玻璃片。
我依稀记得，照片旁边的一句话，“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机缘这种事儿。
王澎老师去世的第二天，小希居然背着书包出现在了病房里。我第一眼都差点没认出他来，这个留着分头、有点帅气的小伙子，跟那个缩在病床一角、让人误以为是孩子的少年，根本不像是同一个人。
小希看到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林医生，对不起，我记错了你的出门诊时间，只好到病房来找你了。”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惊喜之余又有点心酸，很想问问他，还记得那个找到你体内的真菌，才能让你活下来的王医生吗？
然而直到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小希从来都不曾知道，检验科的王医生，才是他真正的救命恩人。
在我们医院，很多部门的锦旗堆满库房，甚至就连食堂都有人送锦旗。唯独检验科，墙上干干净净。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病人能记住给他看病的医生，打针的护士，甚至是送一日三餐病号饭的食堂姑娘。但那些仅仅出现在化验报告单上的医生名字，他们却从来不曾留意过。
作为医院里的“特种部门”，她们并不直接接触病人，战场在显微镜下。这是群没有锦旗，没有鲜花，甚至可能从业一辈子，也听不到一句谢谢的人。
给小希看完病，我还是忍不住告诉他：“检验科有一位王医生，就是给你找到真菌的那个人，她现在已经不在了，但你一定要好好的，才不枉当初她那样用力去救你。”
“哪个王医生？”
“就是你复印的化验单，最下面一行那个王医生。”怕他不好理解，我又加了句，“她可是个微生物神探哦”。
小希依旧是一副很疑惑的样子，只能保持沉默。
我不想给他心理压力，于是不再讲下去，只是加了他的微信，说有事情可以随时给我发消息。
我是一个极少把联系方式留给患者的人，但小希不一样，我想看看他未来的生活，他的生命就像王老师的延续。
小希默默点头，拿笔记下医嘱，随后准备离开。
只是走到大门的时候，他突然停住，说了一句“谢谢”。
如果我没记错，这是他第一次说谢谢。
寒风凛冽的冬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太平间的告别室外就开始排起了队。因为医院的上班时间是八点，每当我们送别战友的时候，通常都会安排在清晨7点钟。我穿着单薄的白大衣，怀里抱着一束昨晚买好的白色鲜花，站在队伍里冻得瑟瑟发抖。
白大衣的队伍越来越长，我再一次回头张望，居然在队尾看到我们科一个深居简出的泰斗级老专家。
我赶忙跑过去搀扶着她，您怎么也来了？
她说自己不认识王医生，只是看了朋友圈，觉得有必要过来一趟。“她是有大爱的人，我要来送她。”
长长的几百人的送别队伍里，只有同事，没有一个病人。
我听到不止一个同事在哽咽：“您诊断的那个感染的患者目前一切健康，感谢您赋予她新生。她安好，您却走了，我替她向您深深地鞠躬。”
我转头看向同事们身穿白大褂，聚成的白色长龙，突然有些释然。
这里都是会记得她的人。
林大鼻告诉我，她想要写下的是王澎和小希两个人的故事，她们之间的故事。
但动笔时，她发现这两个人甚至无法同时出现在一个段落——两个命运相连的人，现实生活里没有一次直接接触。就连她们所处的空间与时间，似乎都是割裂的。
但我喜欢这个故事，那些最动人的联系，值得读到的人自己去挖掘。
王澎医生的妹妹提前看了这篇故事。她说，曾经不理解王澎对病菌的痴迷，现在终于明白，“原来姐姐的工作，是在救火。”
除此之外，妹妹还补充了初稿中的一处细节——王澎医生的眼皮一度被真菌感染，不时用手去触碰。
其实，那是她整日在显微镜下寻找线索，被目镜磨蚀的印记。
直到她离开的那天，眼皮上的感染依然留存。
这篇故事经过了王澎医生家属同意，没有采用化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她的名字值得被记住。
王澎医生，你好。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