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谢！你自己心目中特别喜欢的中外歌手有哪些啊？ ★ 国内的话，大陆的熊熊作业、马木尔我觉得都很好；台湾的李双泽、林生祥我很喜欢，暂时想不起很多。国外的话，鲍勃·迪伦，琼·贝兹，皮特·西格这些我都会听，但那种喜欢是一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喜欢。 ☆ 我对国内的了解很少，似乎没看到多少左翼或至少在“社会批判”方面比较强的歌手。前段盛传的五条人，制作得看来还好，但没觉得很有前途。 ★ 我觉得整个中国的独立音乐界，都是以自由主义为底色的。批判西方自由世界或者宣扬民族主义的歌必然不会被广泛转发。 台湾的林生祥老师做得很好，比如《后生，打帮》这样的歌有刺激社会关注和讨论当前议题的积极意义。 ☆ 台湾是发展起从左翼、工运到社运的文艺小传统了。大陆还没有。不过台湾社会本身还是极其保守的。我记得十年前黑手那卡西讲到他们唱国际歌为什么从低的调子开始：调子高的话就把台湾人吓跑了。 另外，在同为反抗性艺术方面，不存在“制夷”的问题吧？ 我所喜欢的西方音乐，比如工人诗歌上译介的，大多本身就是“反西方”的。诗歌更明显。一战以后，以至美国五、六十年代的反叛风潮中的知识分子，很多都带着“反西方文明”的色彩，转而向东方、非洲文明寻求精神出路。 ★ 例如鲍勃·迪伦这种乘着美帝的战舰在全球开疆拓土且功成名就的抗议歌手，其本身的批判或抗议从反方向促进了美国文化在各地的传播和接受，这让美帝显得更加有活力、有魅力、有生机。他的成功在别的国家激发了模仿者，但这些模仿者可能会进入用别人的语言表述自身想象中的困境的状态，这种困境表达甚至会被模仿者当作一种带着身份优越感的享受。
☆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问题了。鲍勃·迪伦获奖，已经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叛逆者了。更何况即使早期，他在那一代人当中，实际上也不是最激进的。
迪伦重新信教，这在西方语境中，就是回归主流体制，回归保守化。那些继续反叛者，即使回归个人主义，也是信佛信禅，信印度教之类去了。 前段时间给朋友写诗评，有一句：“如果说，美国当代文化没有沦为僵尸，仍有不少富于活力、值得我们喜爱或仰慕的东西，那么相当程度上要拜（五、六十年代）这场反叛浪潮所赐。” 反叛消停了，这些人很多就融入主流体制，以前的东西成为个人上升的铺路石，也为帝国霸权所用。这很正常。但大体都是老本。当今美帝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活力、魅力、生机了。 ★ 我的价值取向和逻辑基本是，学习他们的形式，然后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 ☆ 《武大郎之歌》在我看来并不是很好的批判角度（大概就是你说的“民族主义”角度）。东、西方也不是一个确定不移的划分。比如拉美算什么方？我们可能普遍把它算“西方”，但它对于美国来说，几乎与代表落后的东方无异。 而拉美艺术家当中，泛左翼份量很大，通常都反美。同时，像维克多·帕拉这样的左翼歌手，就很受包括鲍勃·迪伦在内的六十年代反叛歌曲的影响。拉美新歌谣运动的艺术家们，从欧美新兴的反叛艺术中汲取了不少营养，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反之，当年美国的反叛知识分子，从金斯堡到菲尔·奥克斯，都喜欢跑去拉美的“革命现场”。 ★ 赞成你的观点：拉美在东方主义的视野下属于东方。 我的立场是，西方抗议民谣可以学习和借鉴，但我与他们所处的语境是截然不同的。这不由个人的意志和政治倾向为转移，而是结构性的，获得诺奖的迪伦只是美帝内部的抗议声，这只会让西方文化霸权更为茁壮。他很难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无产阶级立场发声。 至于《武大郎之歌》的批判立场，首先我认为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不会互相否定，但后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阶层分化及其产生的一系列社会议题必须作为批判的中心。我这个地方采用的叙事视角是武大郎，不是西门庆，同时对潘金莲的态度是悲情且无奈的。我觉得这首歌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基于民族主义的反帝国主义表达，同时，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倾左翼的中国青年最为正确且自洽的态度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