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 | 大兴安岭嘎仙洞北魏石室祝文琐谈
新华社评其为“建国以来我国长城以北地区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为史学界研究鲜卑史乃至北方民族史，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是“罕见的重大发现，在国内外都受到普遍重视”。
《光明日报》载文说：“为拓跋鲜卑的发源地和其远祖的口碑史料的可信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981年《中国历史学年鉴》将其列为全国考古的重大成果。
人民教育出版社也将这项重大的历史发现，载入了中学生的历史课本。
嘎仙洞石刻祝文的发现，
无疑证实了游寿先生的思路正确，
运用文献，推断合理，
因而才有了这破解千古之谜的考古重大发现。
祝文还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
让我们从栾教授的文章中感受《祝文》的魅力！
大兴安岭嘎仙洞北魏石室祝文琐谈
栾继生教授
1980年7月30日，在大兴安岭嘎仙洞中，发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所刻的摩崖祝文（以下简称《祝文》）。祝文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以下略言数端。
《祝文》可与《魏书·序纪》相印证，
展现出鲜卑人的壮大历程。
鲜卑人起源久远，发祥于大兴安岭。《祝文》曰：“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魏书·序纪》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嘎仙洞石室
六十七世以后，至拓跋毛。他“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
在不断南迁的过程中，鲜卑人发展壮大起来。《祝文》曰：“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
米文平先生(右一)向学者介绍嘎仙洞《石刻祝文》
《魏书·序纪》说：五代之后，拓跋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
又历八代，拓跋诘汾带领族人克服了“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始居匈奴之故地。”《后汉书·鲜卑传》说：“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诘汾之子力微“积十数岁，德化大洽，诸旧部民，咸来归附。”于“三十九年（公元258年），迁于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
又历数代，至什翼犍，建国元年（公元338年），什翼犍即代王位，“始置百官，分掌众职”具备了国家的规模。其后，不断征讨其他部落，每每“大破之，获万口，马牛羊百余万头。”当时，东至辽东，西到陇西，“莫不款服。”
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四月，什翼犍之孙道武帝拓跋珪称魏王。天兴元年（公元398年），“秋七月，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正式称帝。
就这样，鲜卑人一步步走出深山，南迁拓边，从兴安岭至呼伦湖，从呼伦湖到阴山，从盛乐到平城，在这个过程中，鲜卑人完成了经济生活和社会形态的转变，由狩猎而畜牧农耕，从原始部落到封建制度，这是鲜卑人不断兴旺发达的辉煌历史进程。
1982年，游寿先生（左三）踏访嘎仙洞
《祝文》镌刻之时，北魏蒸蒸日上，当时，太武帝拓跋焘已即位20年，35岁，正值英年，意气风发。承先人基业，在20年间，完成了一系列的壮举：公元431年，灭夏；436年，灭北燕，439年灭北凉，至此，东北南部至西北大部皆入北魏版图，完成了北方统一大业，南北朝对立的格局最终形成。
《祝文》曰：“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剋揃凶丑，威暨四荒。”实有感而发。《魏书·世祖纪》称拓跋焘“聪明雄断，威灵杰立，籍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南夷荷担，北蠕消跡，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诚不虚也。
祝文的文风与书风是北魏国力与文化的综合体现。
鲜卑人的蓬勃发展，与他们不断吸取汉人文化密切相关，迁到阴山之后，南邻汉族地区，往来交流频繁。《魏书·序纪》载，力微之时，曾与魏、晋和亲，力微谴其子“如魏，且观风土。”其子“风彩被服，同于南夏。”“以国太子留洛阳，为魏宾之冠。”“在晋之日，朝士英俊多与亲善，雅为人物归仰。”《魏书·儒林传》载，拓跋焘大量任用汉族士人，授以重任。敦煌索敝“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授业于敝。”儒生常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于是人多砥尚，儒学转兴。”在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文字作为文化的传播载体，书法自然是重要内容之一。
游寿先生题
《大兴安拓跋魏摩崖祝文》
1982年11月
《祝文》曰：“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
《魏书·世祖纪下》说：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乌洛侯国遣使朝贡。”
《魏书·礼志》言之更详：“魏之先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
在这蓬勃向上的时候，欣闻祖先发祥地所在。这篇庙堂之文抚今追昔，遥想悠远历史，气度宏阔，满怀成功喜悦，这无限的激情在《祝文》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其文风字里行间回荡着昂扬的气势，其书风端庄典雅，从容大度，一派雄视四方的磅礴大气。
游寿先生题字
叶昌炽《语石》论石刻，每涉及时代和地域的影响。由此观之，《祝文》气势来源于雄强的国力，是基于拓定四方，统一戎华的无限豪迈，雄强的书风和通脱的文风折射出北魏强盛国力和政治背景。相形之下，百余年后，北齐魏收编纂《魏书》的时候，转录文字，时过境迁，从二者细微差异中，可见《魏书》气势明显逊色。试看，《祝文》：“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剋揃凶丑，威暨四荒。”辞气昂扬；《魏书·礼志》：“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翦凶丑，拓定四边。冲人纂业，德声弗彰。”则略逊一筹。
时空和风格定位。
自包世臣、康有为大倡碑学以来，魏碑书法受到广泛重视，其风尚至今不衰，然而，由于现存材料的限制，《祝文》发现之前，人们大多着眼于北魏中期以后的碑刻，而对北魏前期的书风则致力甚微，《祝文》填补了这段几近空白的历史。北朝书法资料主要都集中在北魏迁洛之后，所以人们论北朝碑刻，多以地域论其风格，并以河南、山东为重点。《祝文》的发现，足以使人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祝文》书法可视为汉隶与魏碑之间的枢纽，是目前所知最为可靠的北魏书法的开端。它上宗汉隶，下启魏碑。为从时间、地域纵横两方面综合考察北朝书法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嘎仙洞石室祝文拓片
从时间上看，《祝文》上距道武建国五十七年，下距孝文迁都五十一年，这百年之中，数《祝文》书法时间确凿，内容完整。从地域看，当时，北魏早已于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至439年，又统一北方。所以，《祝文》虽刻于大兴安岭，但其作者，应出于祭祖官员，可作为北魏前期北方地区书风的代表。一不为少，弥足珍贵，由此可以窥见当时北方地区的书法面貌。《祝文》使我们产生了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北魏前期北方地区的书法，隶意尚多，同时已带有真书的意趣。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体系》曾经指出：“《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按，《石门颂》刻于148年，《石门铭》刻于509年，时隔360年，相距遥远。《祝文》刻于443年，早于《石门铭》近70年，其书风延续着汉隶体系，与《石门颂》一脉相传，可以视为《石门颂》、《石门铭》二者之间的重要枢纽。它上承汉隶雄强壮美之余脉，具《石门颂》之风，下启魏碑劲健峻逸之真意先河，开《石门铭》之源。其间隶楷嬗变之迹，清晰可见。此外，前秦《广武将军产碑》刻于369年，又早于《祝文》75年，出于陕西，隶意浓重。代国曾一度被前秦所灭，淝水之战以后，拓跋珪复国，因此《产碑》特征恰可作为理解《祝文》书法的佐证。
拓跋魏摩崖祝文初拓
同时，还可以看到，书体的演变是一个复杂而缓慢的渐进过程，常因时因地而异，每每相互交错，呈现出不平衡的特征。隶、楷交替，南方的《谷朗碑》刻于三国吴凤凰元年（272年），已具楷意，甚至有人视为楷书。171年后的《祝文》书法，仍以隶意为主，仅微有楷意。孝文迁洛之后，墓志、造像多以楷意为主，而北周时的四山刻石却多数又以篆隶意蕴出现。要研究这些复杂的情况，关键在于确定时间与地域的观察基点。《祝文》书法，将北魏书法的确凿资料大大提前，《祝文》、造像记、墓志铭、四山摩崖，俨然一幅北朝书法演进图。
以风格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分》将分书区分为篆笔作隶与隶多篆少等类型，寻此方法，我们也可以将魏碑分为以隶笔作真书和真多隶少者，《祝文》堪称前者代表，且凤毛麟角，后者是绝大多数，《张猛龙碑》、《龙门四品》以及众多墓志，不胜枚举。
游寿先生《题大兴安岭鲜卑石窟摩崖祝文》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十六宗》说：“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邪，何其工也？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能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能为者。”如果说，穷乡造像美在天籁纯真，犹如“风诗”，那么，《祝文》书法出于皇家，则美在其庙堂肃穆气象，可谓“雅颂”矣。
署名方式的变迁。
秦汉以降，碑刻署名者鲜，至南北朝，流风相沿，署撰文、书写、镌刻之名仍未成定制，故其间多数全然不署，偶有少数署者亦不能三者尽备。以下，按时间为序，列署名确凿者，以见其轨迹。
汉代碑刻，《武斑碑》署书者纪伯允。《石门颂》署撰文者王升。《华山碑》署刻者邯郸公修、苏张，还署市石者杜迁、察书者郭香，或谓书者郭香察，此例较为特别。《衡方碑》署书者朱登。《郙阁颂》署撰者字汉德，书者子长，或以为子长即仇绋，因石刻缺文，未可知。
北朝碑刻，《祝文》署刻者东作帅使念。《石门铭》署书写者王远，与《武斑碑》相类。《始平公》署朱义章书孟达文。《孙秋生》署孟广达文萧显庆书。此二者与《郙阁颂》相类。按，《始平公》刻于太和二十二年，即公元498年，《孙秋生》造讫于景明三年，即公元502年，《祝文》刻于太平真君四年，即公元443年，二者与《祝文》相距近60年，其署名方式颇异。
自《武斑碑》始署书者，至唐《雁塔圣教序》，则撰、书、刻三者俱备。按，《武斑碑》刻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雁塔圣教序》刻于唐永徽四年（公元654年），五百年署名方式递变过程，清晰可见。其间，唯《祝文》独署刻者，原因何在？窃以为，虽文献难征，以行文推测，“东作帅使”当为官职，《魏书·官氏志》未载此职，盖因职别卑微也。“念”应为其名。叶昌炽《语石·题名书法不同》列各种题名形式甚详，要之，《祝文》当属于题官与名者。此文撰书者均当出于祭祖大员，既例无署名之制，又无以书名世之欲，故未署名。《祝文》所在洞壁，先经人工凿平，然后再镌刻文字。凭吊圣地，勒石永志，如此庄重之文，必须认真刊刻，说明镌刻者，恐非为炫名，而为明其责任。
嘎仙洞《祝文》复制
另，《祝文》称“东作帅使念凿”，所谓“凿”，当指既凿平石壁，又镌刻文字，并非不经书丹而直接凿刻。因为，若直接奏刀，点画必多随形无笔意，结体也多草率而不精。观《祝文》初拓，虽剥蚀较甚，但是笔墨情趣，可以推见。
总之，祝文文风、书风是当时北魏雄强国力的反映，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时代背景，祝文书法是汉隶与魏碑之间的重要枢纽，可以从多方面探讨，对于《祝文》书法艺术价值应有充分的认识。
小编集《龙藏寺碑》
喜古室现于今代
哀南海不知北山
叶氏、康氏无缘《祝文》。《祝文》书法堪与《石门铭》、《郑文公》等相提并论，同为北朝书法的杰出代表，以时代先后而论，《祝文》书法雄居首位，当之无愧。《祝文》的书法艺术价值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新的书法史论著理应提及，北魏初期书法史有此确凿实证可论之更详。愿博雅君子留意焉。
作者简介
栾继生教授，1963年5月生于黑龙江省鸡西市，1984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游寿教授，兼任游寿先生助手10年。一直从事中国历史文献、书法艺术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治学同时，进行书法创作，注重碑帖融合，作品富于书卷气息。已出版《栾继生书法作品集》2部，在《中国书法》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人民日报·市场报》、人民网、《书法赏评》《黑龙江画报》等媒体有专题介绍。
现为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来，而能发展古人;
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
——胡小石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