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往昔的封建制度下，生产之舟茫然飘浮于微澜死水之上；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之舟在竞争疾风的劲推下猛然起航。
正如旧制度的君主可以任意克扣他给某位朝臣的恩赏，转赐给另一位朝臣，“君主般至高无上的”的消费者也可以把他购物的钱任意地花到别处。
在人数上占据着压倒性优势的“普通人”……他们的愿望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北斗天星。
在工业革命时期，这种资本财货就像救生索，由新的工厂主抛给无数经济上的“海难遇险者”，把他们从怒海深渊拉回到维系其生命的劳动分工中。
1959年的一天，数以千百计的年轻学生、教育工作者和各界名流，齐聚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硕大的讲厅内座无虚席，两旁的房间都挤满了人。民粹主义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ón）四年前就被赶下了台，可他在任内遗留下的灾难性影响，仍要由阿根廷人民承受。民众原本期待庇隆的经济政策会赋予他们力量，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结果盼来的只是贫穷和混乱。这座大礼堂里的男女听众，也许正准备聆听不一样的信息。他们注定不会失望。一位神态庄重的老人来到了听众面前，他给的信息大胆进取，又令人振奋：真正赋予人民以权力、提升其生活水平的是资本主义，这个饱受诟病的经济体制，源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这个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长达半世纪以来，一直是名闻世界的资本主义捍卫者。他的信息经历了精心琢磨。他不仅是一名有创造力的天才，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把资本主义浓缩为若干基本特征；在他看来，这些特征是每位公民人人需知的。他的妻子玛吉特回忆，演说令听众感到振奋。在腐浊不堪、一潭死水的思想氛围中：
“观众的反应，就好似一扇窗户打开，新鲜的空气流淌进来、穿过每个房间。”
这次演讲是一系列讲座的首场。演讲文本收录在玛吉特编辑的《经济政策：对今天和明天的思考》（Economic Policy：Thoughts for Today and Tomorrow）一书中。
▲ 相濡以沫的米塞斯夫妇
米塞斯在演讲中，为证明资本主义的降临在世界史上是多么富有革命性，拿资本主义制度和欧洲早期他所说的“封建制度生产原则”进行了对比。封建制度以生产陷入死板为特色。权力、法令和习俗，都禁止个人脱离他在经济体系中的身份地位，也禁止个人进入另一种身份地位。农奴和他们耕作的土地密不可分，而这块土地又和他们高贵的领主密不可分。王公贵族和城市行会严格地限制整个行业的准入，阻止新行业出现。社会上几乎所有生产性角色都处于森严等级之中。这种生产的僵化格局，转化成了社会经济的僵化格局，也称作“社会流动性丧失”。米塞斯这样提醒他的阿根廷听众：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从一出生便已固定，直至终生；他从祖先那里继承身份，永不变更。如果他生来贫穷，那他将永远贫穷，而如果他生而富贵——无论他的身份是领主或王公——那么终其余生，他都将保有爵位和封地，以及随之而来的财产。”
90％以上的人口从事粮食生产，自己仅能勉强维持家庭生计，却要给跋扈的“寄生”封建主提供佳肴盛宴。他们也必须在家里自制服装和其他消费品。生产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非专业化的。正如米塞斯所强调的那样，城镇当中存在的少量专业化制造业，主要在为精英生产奢侈品。从中世纪盛期以来，西欧的出产量获得了提高，普通人很少再像古典时代和黑暗时代那样，被当成动产奴隶。可经济体制还是一成不变的、死气沉沉的，生存状态徘徊于半饥半饱之间，而普通人要想超越这种生活水平，是没有什么指望的。米塞斯指出，到了十八世纪，在荷兰和英国，大多数人身处绝境边缘，这是由于，人口增长超出了当时土地实现就业和维持生计能力的极限。就在此时此刻，资本主义降临了，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又极力改善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从米塞斯的演讲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四个主要特征。接下来就是对这些特征的说明，效仿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著名物理学家）的作品名称，可以唤作“米塞斯简易经济学四讲”（Mises in four easy pieces）。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米塞斯在他处所充分指出的那样，在18世纪出现，随后发展起来的，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所以，以下特征也不具有普遍性。可这些特征确实开始起作用，在这一时期较以往任何时期，都往回了广泛得多的影响。在米塞斯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原则”下，封建生产的僵化格局，被生产的灵活多变和自由进入所取代。任何人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都不受任何法律特权的维护。领主和行会不能排斥新进入者，也无法再阻挡创新。一位新兴企业家的资本、产品和收益，不必担心王公贵族的贪婪，也不必忧虑既得守成势力的嫉妒。当然，没有相应的自由退出权，自由进入权也就意义甚微。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农民可以随心所欲地脱离土地和以前的主人，到城镇里面寻找发展的机会。财产主可以把自己的土地和其他资源，随心所欲地出售或出租给出价最高者。（然而，在封建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期间，的确应由农民来出卖和出租这些土地和资源，鉴于其以往所受奴役剥削应得赔偿。）自由意味着：自我所有权和私有财产权，凌然不可侵犯。自由进入/退出权，正是这种自由的逻辑必然结果。个人只要认为有利，无论把自己的劳动和收入，置于怎样的生产性用途上，都是他的自由。他不必顾虑既得利益者维护特权的各种借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贵族再也无法依赖于被拴在土地上的劳动力和“基础顾客群”，再也无法豁免于更高效生产者竞争资源的威胁。这些由强盗贵族转变而成的土地贵族，再也无法躺在过去武力征服的老本上享清福。米塞斯鉴定出，对于这一事实的憎恶，恰是反资本主义思潮的主要源头。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并不源于无产阶级，而源于土地贵族。他举例说，德意志的普鲁士容克贵族，惊愕于从事农作的下人们一个接一个逃离乡村（德语“Landflucht”）。他讲到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关于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那个（明确带着讨好拉拢群众的目的）创立了福利国家的容克贵族，抱怨一名帮工为了赚取高薪，以便在柏林的露天啤酒馆寻欢作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俾斯麦的领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人再也无法不思进取，靠守着老方法和老市场生存下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凡勤俭节约者，凡勤奋进取者，都可能以更低的价格售出商品，都可能以更高的价格买入资源，守旧于是变得不可行了。行业中的守成势力也因此极端厌恶竞争，他们的特殊诉求，是反资本主义言论的另一主要源头。自由进入/退出权，给生产者带来了竞争的激励和约束，促使他们在满足潜在客户的竞赛中，个个争先，唯恐落后。米塞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宣称：
“资本主义的出现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更好和（或）更廉价地服务顾客。”
在往昔的封建制度下，生产之舟茫然飘浮于微澜死水之上；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之舟在竞争疾风的劲推下猛然起航。生产者竞相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时，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像这些客户的忠实仆人。即使是规模最大、最富有的生产者也是如此。米塞斯精彩地表述道：
“在谈论现代行业巨头和大企业领导者时，人们称之为（…）'巧克力大王’、'棉花大王’、'汽车大王’。使用这样的称谓表明，人们认为现代行业巨头和早期封建君主、王公或领主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但事实上，他们是差异悬殊的，因为巧克力大王并不统治大众，而是服务大众。他并没有统治一块独立于市场、独立于消费者的被征服领地。巧克力大王——或者钢铁大王、汽车大王，或者任何其它现代行业的大王——依赖于他经营的行业和他所服务的消费者。'大王’可能深受他的臣民——消费者——的垂青；然而，一旦他再也不能胜过竞争者，以更低的成本向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他就失去了他的'王国’。”
▲ 密尔顿·斯内韦利·赫尔希（Milton Snavely Hershey）美国巧克力制造商、商人和慈善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者扮演着仆人的角色，类似地，消费者扮演着主人或君主的角色：这样说当然是比喻意义上的。处于支配地位的，是消费者的愿望；而生产者为之努力实现的，也是消费者的愿望。生产者如果想要在生意上取得成功，就必须付出这种努力。正如旧制度的君主可以任意克扣他给某位朝臣的恩赏，转赐给另一位朝臣，“君主般至高无上的”的消费者也可以把他购物的钱任意地花到别处。我们用来描绘商业的语言，也可用来表达这种关系。顾客是光顾商场和其他卖家的主顾。这些卖家表示，“谢谢赏光”或欢迎惠顾，并坚持认为，“顾客永远是对的。”以前由古罗马门客（cliens）给予他恩主（patronus）的礼貌恭顺，如今由生产者致以他的顾客/主顾，除了在方式上通常多了点自尊，少了些奴颜婢膝。如果顾客本身也是市场上的生产者，那么他也必须关心和尊重顾客，否则就会让竞争对手把生意抢走。卖家必须热情周到地服务自己的顾客，他的卖家也必须热情周到地服务于他。较高阶财货的生产者，通过竭力让直接顾客满意，也努力让间接顾客感到满意。这一连串过程，止于本身没有顾客的顾客，也即消费者。消费者也就成了这个最终因果关系“多节车厢”的“火车引擎”。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者对一切生产拥有最终的支配权。资本主义的这个基本特征，被米塞斯称为消费者主权。再次重申，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的妨碍有多深，对于消费者主权的限制就有多大。“大企业领袖”能够且往往利用国家来获得权力和特权，这能让他们藐视消费者意愿，通过支配而不是服务来获取财富。关于这一点，事实上，近来有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涉及到现实中活生生的人，就像米塞斯所举的“巧克力大王”：糖果业巨头佩特罗·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把他的商业成功转化为政治生涯，最近当选为美国支持的乌克兰执政集团的总统。在他的在线课程“为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首次讲座中，大卫·戈登（David Gordon）从他那无穷无尽的学术轶事中，提到了英国经济学家、共产主义者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对米塞斯消费者主权观点的挑战。多布断言：资本主义的这种特征几乎没给普通人带来什么好处，因为最重要的消费者，也是最有钱的人。当然，多布这里犯下错误，在于他忽略了单一消费者的相对重要性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拥有代表性财富水平的消费者合并购买力的优势，要远远超过拥有非代表性财富水平的消费者。米塞斯指出，要成为财力非凡的少数富裕消费者的一员，资本家的主要途径就是，大批量生产那些迎合财力平凡的大众消费者心意的商品。即使每单位商品的毛利微薄，若以数百万甚至以数十亿为乘数，也会积成巨额财富。仅仅迎合精英心意的时尚精品店，有如封建时代的商家，在规模上根本无法与前述的资本家比拟。这是何故？米塞斯把答案告诉震惊的庇隆支持者：
“受到大多数所谓左派疯狂攻击的大企业，几乎完全是为了迎合大众需求而生产的。只为上层人士生产奢侈品的企业，永远不会达到大企业的规模。”
米塞斯不厌其烦地阐述，为什么资本主义是迎合大众开展大规模生产的制度。在人数上占据着压倒性优势的“普通人”，是有如君主般拥有主权的消费者。他们的愿望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北斗天星。资本主义颠覆了封建制度。在封建制度下，精英阶层（土地贵族）主宰着大众阶层（农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众阶层（普通消费者）的意愿，左右着从零售业巨头到网络百万富翁等等企业精英的生产活动。米塞斯的演说揭示：庇隆这类蛊惑人心的政客总是承诺要追求“人民的权力”，可又总是让大众（如阿根廷人）大失所望；反倒是资本主义这个常被人嘲笑成“经济保皇主义”的体系，自然而然产生了“人民的权力”这样的结果。
▲ 在信奉计划经济的庇隆施政下，阿根廷由一个发达国家沦为发展中国家可米塞斯传达给他们的完整真相，比这还要令人吃惊。资本主义不仅兑现了经济民粹主义所背弃的诺言，而且就像戈登在讲座中精辟指出的那样，它还兑现了工团主义者和激进左派更为具体的承诺：劳动者控制生产资料。原因就像米塞斯在演讲中所强调的，绝大多数“像君主般拥有主权的”普通消费大众也是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确对生产资料取得了最终的支配权。只不过，他们不是以劳动者的身份去实现这一点，而是以消费者的身份。他们在收银通道和网站购物车上挥舞着权杖，而不是在工会、工联、苏维埃（工人革命委员会）大厅里，或者在以其名义统治却骑在他们头上的“无产者专政”中。资本主义让人称心如意的安排，既赋予了劳动者权力，还让手段（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迎合目的（消费者需求），让经济保持合理，而不是像工团主义拜劳动教那样，陷经济于错乱。顾名思义，资本主义以资本投资为特征。在18世纪的英国和荷兰，数以百万边缘阶层面临着如何融入经济和生存的危机。资本主义为这个危机提供了解决方案。单靠劳动本身是无法生产的；人们需要把劳动应用于互补的物质资料上。按照既定的生产技术，经济中没有足够土地可供所有人手耕作，相应没有足够食物给所有人口充饥，那么这时就必须将多余人手置于生产性的财货之上。在工业革命时期，这种资本财货就像救生索，由新的工厂主抛给无数经济“海难遇险者”，把他们从怒海深渊拉回到维系其生命的劳动分工中。了解真相的米塞斯，也当然对有人“篡改历史”深感震惊。这些反资本主义鼓动者传播当今流行的神话：资本主义对穷苦的劳动者是种祸害【注：戈登把Thomas Carlyle和Friedrich Engels鉴别为这一伪造的罪魁祸首】。他满怀激情，纠正了这种看法：
“当然了，从我们现在的立场看，工人的生活水平是极其低下的；早期资本主义的状况绝对是令人震惊的，但这不是因为新兴资本主义工业损害了工人。受雇于工厂的人们，之前就一直生活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境况中！
这个著名的老故事被重复了数百遍：工厂雇佣妇女和儿童，而他们在进工厂工作前，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然而，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谎言之一。那些在工厂工作的母亲们，固然在等面粉烤面包；可她们先前离开家和厨房，并非是为了进工厂，她们是因为没有厨房，或者有厨房但没面粉烤面包才进了工厂。儿童们先前也并非身处舒适的照料之下。他们在挨饿，在死亡。一切早期资本主义所谓难以言表的恐怖，都能够被一个统计数据所驳倒：正是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正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也就是1760-1830年的这些年头里，英国人口翻了一番，这意味着成千上万原先无法保住生命的儿童存活了下来，长大成人。”
米塞斯深入解释道，资本主义不仅挽救了生命，而且极大改善了生命的质量。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以资本积累为特征（这就是米塞斯何以接受了这个术语，尽管它源于敌视资本主义的人所起的绰号）。财产权获得更大保障，既免于法令侵扰，又免于王公贵族和国会的汲取，让日积月攒的储蓄和持续不断的投资解除束缚的结果，便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意味着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力，也意味着劳动者实际工资不断上涨。工资水平提升是劳动者获得购买力的渠道，这为他们加冕，使他们享有消费者主权。他们再也不是位卑权微者。资本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力。归功于这个进步的生产力，现代工人由薪资驱动的消费需求，引导着全球范围内各种复杂机器、工厂、车辆、原材料和其他资源，以及利用这些物品的自愿劳动力令人眼花缭乱的部署。这一切合力促成了大规模的生产，包括优质的家用必需品、奇思妙想的器具、令人惊叹的体验，还有其他数不胜数的消费财货及服务，以便供劳动者从中做出令自身愉悦的选择。用提升的工资购买上述商品，是劳动者在愈发丰富的物质中取得他所占份额（大体接近于他靠资本对这种物质的愈发丰富所做的贡献）的一种方式。▲ 福特的T型车工厂，从此普通人也能享受到物美价廉的汽车
工资水平提升并不是普通劳动者通过资本主义致富的唯一途径。特别是当投资基金出现后，他可以用利息和利润来作为工资的补充，在退休时，他甚至可以用利息和利润来取代他的工资收入，让他从高工资中节省下来的储蓄运转起来，自己参与资本投资。
“（资本主义）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改变了整个世界。它使世界人口得以空前增长。”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土地只能负担六百万人极其不堪的生活水平。今天，五千多万人享受着比十八世纪最富裕阶层还要高得多的生活水平。要不是英国人的精力被浪费到了从各方面看都是可以避免的政治和军事'冒险’上，今天英国的生活水平可能还会更高。”
米塞斯不时灵感闪现、妙语连珠，让他的论述更加易懂，比如他提请听众，如遇来自英国的反资本主义者在那里鼓吹，就应该当场问问他：
“要是没有资本主义，现在十个人中原本只能有一个幸存。你怎么知道你能（幸运地）处在那1/10？你活着的这个事实就是资本主义成功的证明，不论你是否看重你的生命。”
“在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群众的状况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而在他演说之后数十年中，在那些向资本主义部分开放的非西方国家（比如中国），大众的状况也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改善。米塞斯在演讲结束时，敦促他的阿根廷同胞把握今天，争取经济自由，释放资本主义奇迹，而不是坐等经济奇迹降临：
“但你们务必记住，在经济政策中没有奇迹。你们在许多报纸和演讲中读到过所谓的德国经济奇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并惨遭破坏后的经济恢复。但这不是奇迹。这是应用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和资本主义方法的结果，即使这些原则和方法没有在所有方面都得到彻底应用。每个国家都能够经历同样的经济恢复'奇迹’，虽然我坚持说经济恢复并非来自奇迹，它是实行正确经济政策的结果。”
▲ 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在一个星期天背着占领当局偷偷跑到电台，宣布在全国范围内解除所有物价管制。艾哈德的市场经济改革给战后负债累累的德国带来了强劲的经济复苏。如果说阿根廷、南美和全世界（在米塞斯演讲）之后采用的政策代表了某种迹象的话，那么在这一天，米塞斯的信息，尽管就其本身而言，清晰易懂且打动人心，但传播的范围并没有超出讲厅的围墙。也许在摄像手机、YouTube和社交媒体时代，情况会有所不同。可他对资本主义善行和美好的精彩归纳，没有白白消失在阿根廷的空气中。归功于他的夫人玛吉特，也归功于同名机构（米塞斯学院），他的信息被长久地保存下来，在当今时代，和数十亿人之间的距离只是鼠标一点。即使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已经逝去，但他的遗教仍然可以在今天拯救世界，通过诉诸世人的希望和渴求，传授这个他们尚不知晓的真相，即资本主义天生具有亲近民众的性质：私有产权制度意味着动态生产，意味着极富竞争的、消费者导向的经济，意味着一个旨在改善大众生活水平的生产体系，对于全世界人来说，这首先意味着无所不在的拯救，最终意味着永不止竭的繁荣。
为什么我们必须寻求正确的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