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中国关系”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的作者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翟学伟，本书主要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对中国的“人际关系”进行本土研究。作者认为，中国社会运作的核心概念就是“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情、面子与权力运作等。读毕后，笔者将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关键词进行如下图的整理，并在下文进行分析。

本书共分为“研究视角与方法篇”“关系模式研究篇”“脸面与人情研究篇”和“社会运作理论篇”，第一部分作者论述的是，采用本土研究的方法。在此，笔者未对此做具体的陈述。由于本文是作者的论文及演讲等，因此下文所论述的内容多采用书中作者的原文摘录，以保证内容更加清晰和准确。

文|十五同学

 中国人际关系概述 

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人际关系，是我们理解社会构成（最起码从微观层次上）的关键，也是建立相关理论模式的基本。

中国人际关系模式

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在严格意义上讲是个外来语，一般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各种关系，或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或行为倾向。诸多学者以研究“中国人际关系”见长：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的“伦理本位”和西方社会的个人中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费孝通创立的“差序格局”已成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人际关系的基础；而许烺光的“情境中心（或相互依赖说）”更是把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色看成是分析中国人整个生活方式的关键。

在本土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将中国的人际关系总结为由“缘”、“情”、“伦”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模式。

人情是上述模式的核心，它表现了传统中国人以亲亲（家）为基本的心理和行为样式。人情是传统中国社会强调家族制度的直接体现，中国的人情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情。而人们对人情的理解和操作一直受到家族主义的影响。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人的生活，既一向欹重于家庭亲族之间，到最近方始于转趋于超大家庭的大集团，'因亲及亲，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总喜托人情。”

中国人情关系也是一种不对等的交换行为。不对等的交换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地获得自我利益，而是要把目标放在关系的维持（或不维持）上，因为维持交换的长期性，比较个体主义社会宣扬的利益最大化而言，更能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此处所说的中国人的交换行为，即充分利用其中的一种或数种资源来实现人际间的互惠，而个人拥有这些资源的多寡，将决定该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便利性和满足生活需要的程度。

人伦是这一基本样式的制度化，它为这一样式提供一套原则和规范，使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遵守一定的秩序。基于同情心，在中国文化里，情与理不但不对立，理就在情中，说某人不近情，就是不近理，不近情又远比不近理为严重。

所谓“情理”，简单说来就是“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人情的运作期待不是直接利益最大化，而是互惠的最优化，即里面有许多非（直接）利益上的考虑。一方面，其中固然有利益交换；另一方面，报恩是更为重要而根本的，恩惠的本质含义在于为他人做事并使他人因此而长久地感激并设法回报。

我们在处于一个情理社会当中，大多数人的办事和处世原则既不会偏向理性，也不会偏向非理性，而是希望在两者之间做出平衡和调和。这背后也是儒家的“礼”的支撑，“合情合理”、“入情入理”、“通情达理”、“酌情处理”和“情理交融”或“于情于理如何如何”的意思都是希望人们做人做事时在情和理上都要兼顾。

人缘是对这一样式的解释框架，它把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设定在一种表示最终的而无须进一步探究的总体本源框架中。“人缘”最初来源于佛教的概念，与中国的社会进行结合后，既表示自然和社会产生的关系和条件，又同儒道的天命观结合，在民众心里产生了人缘的说法，使人际关系带有了浓厚的宿命论思想。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中国人对命的注重是在其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对现时的人际关系所做的一种归因（attribution）方式，它把人的一切偶然遭遇到的与他人发生的关系，都看成是一种可无奈何的事前定好的必然性，也是为自己所处的情境寻求一种满意的答案。

作者认为上述的人际关系模式基于天命观、家族主义和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伦理思想上。《论语》中，诸如“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以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俗语中体现出了传统的天命观的思想。家族主义则主要体现家庭上，中国人的家族是一种扩大式的家庭形式，是一种几代同堂，具有一定范围的血缘关系的成员组合，并对村落和国家的形态产生影响。血缘关系是中国社会的人与人关系中的最重要关系。以儒家为中心的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人伦”上。所谓日常人伦，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构成的各种人际关系及其原则。儒家的大道理实际上是个做人的问题。做人在儒家看来即是做君子，而君子的最高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平衡模式

中国人际关系的现实性表现在逢年过节、毕业择业、职务升迁、工作调动以及上幼儿园、求学、找工作、办理一系列手续和做生意、搞经营等方面，存在于一个体同其家庭、邻里、朋友、同学、老乡、战友、同事、路人等的交往方式中。

在上述现实性情境中，人际关系网络的平衡性对中国人的待人处事尤为重要。

所谓平衡性，是指在三个人以上的互动中，个人必须依照一种根据特定的情境而确定的标准来行动。中国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表里不一或认知因素的不一致并不会引起认知上的不协调，也不会引起态度的改变，而真正严重的问题是人际关系上的平衡性被打破，才会引起其心理上的不平衡。所谓讲究人情的策略之一正是在关系网络中对平衡性的维持。结构平衡性模式所表现的，不是儒家力图达到的那种内在的道德境界，而是对外在性的重视。

它属于一种个人心理上的掂量（即所谓中国人假设因人心本善而具有的良心），或者是中国老百姓喜欢讲的“人人心里都有杆秤”。表面上看这句话中包含着一种公道自在人心的意思，而实际上这杆公平秤是由情谊或亲密的程度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它成为“公秤”的可能性最小，成为“私秤”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个情境中，平衡性的维持需要一定的条件。作者通过对医患等关系的研究，得出主要条件包括：三个人或三个人以上；交往者的相同类型；一个或若干个标准；心理压力；行动上的一致。

因此，可以得出，中国人关系网络的建立方式是差序性的。差序式的关系网络具有固定和流动的双重特点，即中国人力图在交往中以固定的关系网络来寻求临时性的流动关系网络，处于网络中的每一序列之人尽可能地通过平衡性原则来同位于中心的个体进行社会交换。关系越接近，平衡性越重要，平衡标准也越多；而任何不平衡现象的发生都会造成关系网络被重新定义。

社会流动和关系信任

中国人对“关系”的理解不单是指只有通过交往才能结成的纽带，更多地还是指一种空间概念，或者说一种格局或布局性的概念。

在研究方法上，尽管作者在对农民工的社会调查中选择了社会网络的视角，但此研究中的视角与西方的社会网络视角有所不同。西方的网络视角当中是以强关系和弱关系进行流动的决定的，中国人所能区分的信息真伪是由彼此信任的程度来决定的，即强信任程度和弱信任程度。西方人的内外群体是用来区分两个彼此独立的群体的，其关系强弱分明。而中国人的内群体概念只是一个体层层推出去的可大可小的伸缩自如的群体概念(如涟漪)，其关系强弱不分明。

关系信任大致是指一个体通过其可以延伸得到的社会网络来获得他人提供的信息、情感和帮助，以达到符合自己期望的或满意的结果的那些态度或行为倾向。

上述的社会流动和信任关系有其历史背景：在一个不发生流动的社会里，即使社会不强调信任，也能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全方位信任，尤其对于那些村民、老乡等非血缘关系，只要不发生流动，其信任制约性完全可以靠外控的、耻感的文化来实现。学者福山认为中国社会在文化上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其理由是家族血缘关系上的信任恰恰造成了一般陌生人交往中的不信任。

“弱关系”会导致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在不同群体之间实现垂直或横向的流动，而“强信任”会导致大批的同质性群体流动到一地或同一企业的现象。

在文中，作者对现代性社会的趋势进行了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分析和预测。“弱关系”会导致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在不同群体之间实现垂直或横向的流动，而“强信任”会导致大批的同质性群体流动到一地或同一企业的现象。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当然应该通过弱信任关系建立起来，即应该是一个提高公共信息真实性的社会，因为只有社会整体性的诚信度提高，市场运作机制才能完善，人们的交易风险才会降低。

脸面、人情与权力的再生产

从社会交换的角度上看，人情偏向的是交换上的一种一对一的关系，因此它的回报方式就不是正面评价的问题，而是实惠和实质性的帮助；而面子偏向的是赋予交往关系以价值判断。人情面子如此受到中国人的重视，是因为它的运作方式同情理社会相契合。

脸面之辨

“脸”和个体的行为关系较大，它所集中体现的是人自身的形象或表现；而“面子”和社会互动关系较大，它所偏向的是互动的双方所处的关系状况。脸是一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所表现出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是这一业已形成的心理及其行为在社会圈人的心目中所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叫作心理地位。

脸和面子具有同质性。作者在书中形容到，“脸”是“面子”的里子。“脸”在中国的基本含义是表示一个体根据（为迎合）其所处的社会圈所认同的做人标准，比如道德规范、礼义廉耻、社会风尚、地方习俗，乃至帮会内部的规则等而表现出来的自我形象。获得的正面自我认定在中国叫做“有面子”，也就是个体获得良好的名声、声誉、社会赞许或感到很风光；负面的自我认定叫做“没面子”。

但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异质性，这与社会的发展十分相关。脸是自己挣的，面子是别人给的。作者认为，中国人脸面观中的内在紧张性，实质是儒家价值文化和中国现实文化之间的重大差距造成的。

官僚结构当中的偏正结构

中国社会在构成上为了确保面子的维护，形成了一个与之相配合的表达性结构，作者称之为偏正结构。中国社会的另一个假定是，权威总是（合法性地）同正确性画等号的（见“杨乃武和小白菜案”）。作者认为，中国相关的组织机构及其章程再完善，但如果依照偏正结构来建立，它们就很容易成为一种摆设（而摆设本身则意味着其脸面功能比实际功能要重要）。

偏位上的人如果还想赢得这场游戏，他们首先具备的基本条件应该在性格上是一个抗争者，在价值观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行动上是一个百折不挠者，在结局上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为了翻案，作者总结出，大众传媒、献出生命等是偏位者所使用的最为常见的策略。

中国人的权力观乃植基于为达成秩序而在和谐中运作的角色项，以及由礼所界定的角色关系。

用布尔迪厄的观点来看，因为在中国社会，地方官员有自己场域的权力分配和地位占有的分布，也有自己的非制度的运行逻辑和规则，其他中心进入期间进行争夺，即意味着他们不顾各场域共同恪守的信仰——和谐和秩序（稳定），所以即使更高层级介入某一场域也不能违背甚至破坏这一信仰。

权力再生产

在中国人的政治运作中，往往是权力不受约束，而职位受约束。正因为权力在中国社会存在着任意性（当然也不能胡来），因此操作权术本身就是合情合理的，进而用人情攀上权贵就可能在其任意的一面获得权力的转让，实现权力的再生产，作者曾称这一现象为日常权威。

作者在文中说，“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借助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对当下中国社会进行认识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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