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车战向步战的转折

魏舒方阵的基本单位是由25人组成的小方阵——两。其中包括15名重甲步兵(由甲士改编)和10名轻装步兵(原隶属于攻车的步卒),这25名士兵以5横5纵的队列形式排成一个长短兵器相互结合的方阵,其正面和纵深均为7.2米。像这样的步兵方阵,事实上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在战车技术盛行的中原地区,这种步战方式被逐渐淘汰了。

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建立,中国从此进入了春秋战国近六百年的乱世,在春秋战国时代,车兵 步兵 后来的骑兵成为战争中的主力。那么,春秋战国时代的车战与步战是怎样的呢?

一 春秋時代的车战:战车

战车是春秋时代最常用的武器。《孙子兵法》一般将战车分为驰车和革车。据曹操解释,驰车即攻车,用于攻击任务,机动性能好。革车体型较大,通常有皮革覆盖,作为辎重车或用于临时构筑防御工事。宿营时也克供人休息。故而也叫苹(屏)车。战车是春秋时代的主要武器。无论何种战车,都为木质结构,一般在重要部位装有青铜件,通称车器,用以加固和装饰。战车的形制基本相同,均为:独辕(輈),两轮,长毂;横宽竖短的长方形车厢(舆),车厢门开在后方;车辕后端压置在车厢与车轴之间,辕尾稍露出厢后,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两轭用以驾马。战车每车驾2匹或4匹马。4匹驾马中间的2匹称“两服”,用缚在衡上的轭驾在车辕两侧。左右的2匹称“两骖”,以皮条系在车前。合称为“驷”。马具有铜制的马衔和马笼嘴,这是御马的关键用具。马体亦有铜饰,主要有马镳、当庐、马冠、月题、马脊背饰、马鞍饰、环、铃等。有的战车在车辕首部制成尖锋。并在车衡两端安装铜锥,还有的在车轴头部安装有保护车轮,带有锋刃,类似矛头的铜軎?(wèi古代车上的零件,青铜制,形如圆筒,套在车轴的两端。),用于在前进时刺杀敌军马匹和人员。其作用有点像波斯人使用的卷镰战车。?(从这结构也可以看出战车转弯很困难 基本冲直线)商朝战车轮径较大,约在 130~140厘米之间,春秋时期缩小为124厘米左右;辐条18~24根;车厢宽度一般在130~160厘米之间(山东省胶县西庵出土的西周战车车厢宽达 164厘米),进深80~100厘米

战车结构图解

战车每车载甲士 3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称“甲首”;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称“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只随身佩带卫体兵器短剑。这种乘法可以追溯到商朝。如在殷墟车马坑中,3名甲士分布两处,车后2人,舆侧1人;3套兵器,第一套华贵精美,余两套仅为一般的铜质,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兵器的品种也明显地有射御之分。据《左传》等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西周和春秋时期的乘法也与此相同。此外,还有4人共乘之法,称为“驷乘”,但这是临时搭载性质,并非通例。除3名甲士随身佩持的兵器外,车上还备有若干有柄格斗兵器。据《考工记·庐人》记载,这些兵器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合称“车之五兵”,这些兵器插放在战车舆侧,供甲士在作战中使用。但是在实际出土的战车上,所配置的兵器品种却往往不象记载的这样齐全。

攻车可以分为一般攻车,指挥车(戎车也叫元戎)和阙车。国君所乘的战车称为“戎车”,其形制与一般战车基本相同。春秋中期以后,军队中出现了专职将帅,国君已经不必亲登战车指挥作战,因此戎车便失去其作为国君专乘的意义,而成为将帅的指挥车。在指挥作战时,还有副车(也称佐车)供将帅备用。车上车左的位置是空的,以便将帅转乘。阙车也叫“游阙”,是将帅掌握的机动部队。主要是负责巡逻,警戒和补充缺损。有时也用以加强战斗队形中的一翼。

二 春秋时代的车战 车兵与步兵

春秋时代车兵与步兵协同作战。车上战士的身分起码是「士」,都是有身分的人。当时一乘战车(三个乘员)就是一个战斗单位,在车后还要配置一定数量的徒步的兵卒(称徒兵),步兵兵卒一般为国人(平民),(国人指城邑或郊区的居民,野人或称庶人是郊区以外的广大土地的居民,地位很低,在春秋时期通常不服兵役,但在春秋后期也开始加入军队,国人在战国时代后成为职业常备军“甲士”,见战国篇)有的就是奴隶,充当后勤徒役。“乘”也是春秋时代基本的战术编组。一乘的人数,在西周是二十五人,春秋是五十人,春秋后期是七十五人。楚国是一百人。乘的编制可以分为前拒,左队(角),右队(角)。曹操注解为"攻车一乘,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共七十五人;守车一乘,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厮)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则"驰车"为"攻车","革车"为"守车"。各千乘,共得十万人。”(如图所示)乘以上的编制,大概是五乘为一队,10乘为一卒,100乘为一师。师是军队最高单位。师之上还有军,若干师组成军。但军的编制不固定。各国的中央直辖常备军,多数编为上中下,或左中右三军,也有编成两军(如鲁国)四军,六军的。一般中军,上军地位最高,其统帅就是国君.只有楚国与众不同,左军地位最高,最为精锐。

步兵(徒兵)方面。伍(五个人)是基本单位。配备各种长短及远程武器。如《司马法》云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一般是纵队作战,司马法云“五伍为列”五伍为一两(二十五人,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队)。两的战斗队形,一般由五个伍纵队组成“五伍方阵。配合战车作战。

作战时﹐甲士在车上﹐步卒以两为单位随同战车行动﹔各战车队的战车则以一定方式展开成阵。阵本指战车和步卒的排列﹐亦即当时军队的战斗队形﹐其基本形态为方阵。方阵﹐春秋初称“拒”﹐其总体配置由左﹑中﹑右三个方阵组成。称为三阵。左中右三阵一字排开。例如,前707年的繻葛之战中,郑“曼伯为右拒,祭仲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就是典型的三阵。(值得一提的是,此战,周王室军队被郑国击败,使得周王室权威一落千丈)其他像《左传·文公十年》载楚子与宋公、郑伯田于孟诸,楚子居中,“宋公为右孟,郑伯为左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城濮之战,楚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子西将左,子上将右”,晋国原轸、郤溱将中军,以狐毛、狐偃将上军,栾枝、胥臣将下军,其采用的阵势也都是三阵。到了春秋后期,三阵仍相当流行。如吴国在黄池之会上列三个万人方阵,越王勾践在破吴笠泽之战中“分其师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就是明显的例子。所谓五阵,是由三阵发展而来的。这在春秋期间也正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之中。最早它当属于一种行军阵法,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名曰“荆尸之阵”。“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即系一个由开路的先锋军、保护兵车的右军、搜寻粮草的左军、主力中军和殿后的精兵所组成的五阵。其他像《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所载的齐军行军队形,也明显是以“前后左中右”为结构的五阵。构成十字形。

在传统的上、中、下(或称左、中、右)三阵内部,也根据战斗形势的变化,对战术编队做必要的调整,从而加强车、步兵的战术协同,提高军阵的整体战斗能力。繻葛之战中的“鱼丽之阵”,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据《左传》记载,鱼丽阵的特点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杜预注云:“《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缺漏也。五人为伍。”可见其阵是以二十五辆战车组成一个战斗单位,而将以伍为单位的徒兵疏散配置于战车之间,其位置稍后。这就是在“三阵”框架内的车步配置的局部调整,它很好地发挥了车、步协同作战能力,以郑军击败周王室联军提供了重要的保证。(说白了就是步兵分散开来保护战车侧翼和后方)

鱼丽阵(图片来源:《步兵崛起》廉震著)

无论三阵,五阵,方阵战术都要求战车结成一个正面宽大的巨大整体来实施攻击﹐因此当时军队作战受地形条件制约甚大﹐一般均将战场选择在便于大量战车集结展开的开阔暴露的平原地区。在西周及其以前时期﹐方阵内的步卒与战车成互相脱离的两线配置﹕步卒以两为单位在战车队前方列成一个绵密的横队。这种大排面的密集方阵很难保持队形﹐为了协调动作需要在行进间不断整顿队列﹐如记载﹐牧野之战中﹐周军在接敌过程中每前进一段距离就要停止一次以整顿队形﹔接敌之後﹐每进行四至七个击刺动作也要停止一次整顿队形﹐其前进速度十分缓慢。由于整个方阵形成一个大排面的整体﹐其中的步卒两便无任何机动馀地可言﹐这不但影响了兵力的发挥﹐而且削弱了方阵对复杂地形的适应能力﹐因此机动性较差。此外﹐由于步卒和战车成两线配置﹐易被敌人从中截断﹐使战车失去步卒的掩护﹐因此其步车的协同也很不密切。

到了春秋时代,车战进一步发展。由于军队的物质保障条件有限﹐故行军速度较低﹐据《周礼》所载﹐其标准日行军速度为三十里﹐称为“一舍之地”﹐再高的速度则为兵家所不取。野战宿营大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车队集结之後﹐在营地四周掘壕﹐并将掘出之土以木夹板夯实成环形土墙(垒)﹐时称“营军”﹔如果限于时间和地形条件不能筑垒﹐就用辎重车辆相互联结﹐组成一道临时的环形工事﹐时称“次车以为藩”。作战前首先出车布阵﹐其程序先派出游动战车(阙车)在两翼警戒﹐防止敌军袭扰﹔然後再派出马拉的重车(广车)在阵前横列﹐以为屏障﹔最後战车部队从军门鱼贯而出﹐按一定方式排列成阵。开始攻击前一般还要进行挑战﹐称为“致师”。致师多以一乘车的兵力赴敌﹐带有考验对方决心和窃测对方军力的威力侦察性质﹐同时也为己方的队形调整争取时间。致师时并伴有一定的礼仪性言辞。正式攻击开始後﹐进攻军队以正面宽大的严整队形缓慢前进﹐各级军士以不同发令工具随时协调部属的动作以保持队形。进攻时的队形,《周礼》记载,“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郑玄注解,“险野人为主居前,易野车为主居前”。地形险阻,步兵在前,地形平坦,战车在前。有的时候也有步兵在战车两侧,呈品字形布局的。总之因地制宜。(如图所示)接敌过程中双方以弓矢对射﹐接敌後以长兵击刺﹐战车冲击﹐首先打乱敌方阵形﹐然後聚歼散兵。一般说来﹐如有一方阵形动摇胜败即大致定局﹐所以战斗持续时间较短﹐最长不过一日。追击的实施一般并不猛烈﹐《司马法》说:“古者逐奔不远”﹐“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大概为了保持队形﹐一般不提倡长距离追击。车战时期的作战是以野战为主而很少攻城。原因在于以战车为中心装备起来的军队缺乏有效的攻坚手段﹔同时﹐当时的战争也没有向纵深发展﹐对要塞的争夺并不十分迫切。《孙子兵法》认为“攻城则力屈”﹐攻城之法是用兵的下策。因此﹐车战作为战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早期形态﹐具有形式简单﹑机动性差﹑车卒难以密切协调﹑持续时间短﹑野战而非攻坚为主﹑无突袭性而颇似决斗等特点。

如前文所述,在春秋时代,进攻军队往往以正面宽大的严整队形缓慢前进﹐各级军士以不同发令工具随时协调部属的动作以保持队形。然而,在实战中,会出现两翼的突出部分,用以在两侧夹击敌军,称为“角”,例如,在前597年晋楚两国的泌之战中,楚国乐伯的军队先发起进攻,“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角”构成了后世雁形阵的基础。除“角”之外,还有偏,是一种临时战斗编组,常作为机动部队或预备队使用。偏的编制并不固定。

三 车战到步战的转折——魏舒方阵

魏舒方阵

魏舒(?—前509年),姬姓,魏氏,名舒,亦名荼,谥“献”,所以也称魏献子。是东周春秋后期晋国的卿,是晋国六卿之一魏氏一族的当家人,也是中国古代战争从车战转为步战的关键性人物。(值得一提的是,魏舒是战国时代魏国的祖先)。晋平公17年(前541年)夏,山戎部落(春秋时代北方的少数民族)进犯中原,魏舒及荀吴(中行穆子)率晋军进攻无终(山戎国名)及和群狄(好些少数民族),同戎狄的步兵遭遇于大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太行山区,山峦重叠,道路崎岖,地形险狭。魏舒感到戎狄是是步兵,己方是兵车,在山地作战,兵车机动困难,难以取胜。于是出谋“毁车为行”,把兵车改造为步兵,改车战为步战。即把5乘兵车的甲士(每乘甲士3人,5乘共15人),改变为5人为1伍,共编为3个伍的肩甲步兵,与原有轻装步兵合编,作为战斗的基本单位,使原来以两、伍、专、参、偏为编组的战车阵形,变成以前锋、后卫、左翼、右翼、前拒为编组的互相配合的步战阵形。最终击败了山戎,也开创了从车战到步战的魏舒方阵。后人称之为“崇卒阵图”

“魏舒方阵”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步兵方阵和战车的阵型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就是将原来车战队形“为五陈以相离,两於前,伍於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杨伯峻注:“两、伍、专、参、偏皆陈名。此步兵阵法,其详已不可知……疑此五阵,乃诱敌之陈,其徒卒必少,或以徒卒之数为阵名。”按司马法注曰:“五十乘为两,百二十乘为伍,八十一乘为专,二十九乘为参,二十五乘为偏”,由上可知,魏舒方阵是个典型的五阵,是个巨大的创新。

春秋战国之交,铁兵器的广泛采用和弩的改进,使步兵得以有效地遏止密集整齐的车阵进攻。同时,由于战车本身车体笨重,驾驭困难,特别是当参战车辆数量骤增以後,战车对于战场地形及道路条件仰赖日趋严重,其机动性随之减低,而小块耕地的大量出现又严重地破坏了井田的道路系统,更增加了战车队运动的困难。此外,随著战争性质和结构的转变以及城邑地位的提高,对要塞的争夺日趋频繁,从而大大降低了战车在作战中的地位。于是,传统的车战逐渐被步骑战所取代,到战国时期终于形成了以步兵为中心,车兵为辅翼,骑兵为机动的新的战争方式。那么,战国时代的歩战,车战时怎样的呢?我们下一讲继续。

春秋战国之交,铁兵器的广泛采用和弩的改进,使步兵得以有效地遏止密集整齐的车阵进攻。同时,由于战车本身车体笨重,驾驭困难,特别是当参战车辆数量骤增以後,战车对于战场地形及道路条件仰赖日趋严重,其机动性随之减低,而小块耕地的大量出现又严重地破坏了井田的道路系统,更增加了战车队运动的困难。此外,随著战争性质和结构的转变以及城邑地位的提高,对要塞的争夺日趋频繁,从而大大降低了战车在作战中的地位。于是,传统的车战逐渐被步骑战所取代,到战国时期终于形成了以步兵为中心,车兵为辅翼,骑兵为机动的新的战争方式。那么,战国时代的歩战,车战时怎样的呢?

一 “带甲百万”战国时代的兵制

在上一篇的文章中,我们介绍了作为车兵的“甲士”和作为徒兵的“国人”。而战国时代的军制便基于此。军队由少部分较为职业化的“甲士”(或称练士)常备军和大部分郡县的征兵组成。

战国时期,大部分国家都全部或者部分地实行了郡县制。在征兵方面,各诸侯国主要实行郡县徵兵制,农民是主要的徵集对象。郡守和县令有权徵集本郡、县适龄男子入伍,并可率领他们出征。男子16或17岁“傅籍”(或称“傅”),即进行登记,然后,根据国家需要随时应徵入伍,直到60岁才能免徵。这些民兵在战时才服役,不是常备军,平常就是百姓。军队组织往往和居民组织相结合。郡、县居民多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即“伍什之制”。伍什之上,秦有里、乡,三晋有连、闾。军队的组织与之相应。《商君书·境内》记载,秦军以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什,五十人设屯长,百人设百将,五百人设五百主。《尉缭子·伍制令》记载,魏军在伍什之上,五十人为一属,百人为一闾。与春秋不同的是,(1)其是按郡县为单位而非春秋时期按照“乘”的编制。并且无论“国人”“野人”都要服役。(2)春秋时期,征兵每家不超过一人,或者每家轮流出一人。而战国时期,所有适龄,适役人员都要服役。例如《史记 苏秦》列传就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一个临淄城理论上就可以征兵20万。而且,各国统治集团并不一定按规定的年龄征集,如长平之战时,秦国“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再如楚国大司马昭常防守楚国东部地区时,曾对齐国使者说:“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这是连小于15岁的也要征集了。(3)紧急情况下,妇女也必须服兵役,特别是在守城战中,例如,秦国的商鞅在论述城市防御作战时,说要将壮男组织为一军,壮女组织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组织为一军,女军的主要任务是在敌人到达之前构筑工事,设置障碍,破坏桥梁房屋,来得及时就将可资敌用的物资搬进城内,来不及时就放火烧掉,以免被敌军使用。墨翟在讲守城之法时说:“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又说:“诸作穴(地道)者五十人,男女各半”;还说:“诸男女有守于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老小人一矛”。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年)燕军围即墨和五十六年(前259年)秦军攻邯郸时,守将田单和赵胜,都将妻妾编入行伍之中。这一切都说明,战国时期的女子在必要时也要服兵役的。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都可以说是“全民皆兵”,所以可以动辄“带甲数十万”“带甲百万”。例如秦“奋击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楚“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燕“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 骑六千匹”(注意,此处的“带甲”泛指军队,并不是真正都有盔甲,就好像古书经常以“铁骑”指代所有骑兵一样)并不夸张,反正不是常备军,都是民兵。战国时代对于逃兵有极其严厉的惩罚?本人处死。妻子没收为奴婢??甚至邻居都连坐。那些质疑战国时代可有数十万兵力,动不动就说史料夸张或者不可信的又拿不出确凿证据证明的。是不了解战国军制,以西方希腊罗马公民兵制或者现代募兵或常备军观点套用古代的错误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应该受到批评。

常备军,也就是“练士”,是各国的常备军,由春秋时期“国人”组成的车兵甲士演变而来,带有一定募兵制和雇佣兵性质,是精锐部队,数量不会很多。他们的挑选的训练标准都非常严格。待遇自然也高于一般士兵很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的魏武卒。《荀子》记载:“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可见其训练和选拔标准之严格。此外,还有齐国“技击”,韩国“超足”(《史记·苏秦列传》:“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司马贞索隐:“按:超足谓超腾用势,盖起足蹋之而射也。”)等,一般认为,也属于此种部队。

后人假想的魏武卒

步兵的编制方面,各国都不尽相同。现以尉缭子的记载为标准,尉缭子记载,“五人为伍,十人为什,有什长,五十人为属,百人为伯,有伯长,伯长以上有千人之将,万人之将,万人之将以上,有左右二将军,左右二将军之上有大将军”将以上属于临时编制,没有固定。

二 战国时代的骑兵与车兵

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赵武灵王“。。。易胡服,教练骑射,励行改革”(《史记·赵世家》,“胡服骑射”,率先在中原组成了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并取得良好效果。“北破林胡,楼烦”。(《史记·匈奴列传》)又“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史记·赵世家第十三》,使得赵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各国纷纷效仿,也组建自己的大规模骑兵部队,从而使得骑兵开始脱离车兵,向独立性的兵种发展。

那么,此时,骑兵的战术是怎样的呢?我们从理论和实战两方面进行分析,理论方面,托名姜太公,实则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兵书《六韬》对此有详细叙述。《六韬·均兵篇》说“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便寇指突然来袭的敌骑兵或者车兵)从根本上区分了“车”与“骑”战术的不同,“车”多担负正面冲击任务,而“骑”则更多担任追击,断粮,骚扰和与敌小股部队交战的任务。(类似于后世重骑兵与轻骑兵的战术划分),值得一提的是,《六韬·战骑篇》特别强调骑兵不能贸然冲击敌阵并将其视作骑兵失败的头号因素,“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陈,敌人佯走,以车骑返击我后,此骑之败地也。”,不过,在特殊情况下,《六韬》也赞成骑兵的冲击战术,如在“敌人始至,行陈未定,前后不属”时,可“陷其前骑,击其左右”,不过,这是指攻击敌人的骑兵部队并在适当的时机从两翼包抄迂回敌步兵而非直接正面冲击。即使如此,此种行动也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与不确定性。在实战中,罕有记载。在骑兵编制方面,《六韬·犬韬·均兵》中记载骑兵编制为“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其战斗编组则为“三十骑一屯,六十骑一辈”,但是,根据秦兵马俑出土的骑兵方阵来看,秦军骑兵四骑一组,三组一列,九列一百零八骑为一个单位。原因可能是各国骑兵编制不同或者时代不同。实战运用方面,骑兵的运用基本与《六韬》记载相符,多用于追击,诱敌和断粮,如长平之战中,秦将白起“(以)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以骑兵和步兵相配合,切断赵军粮道,从而围困赵军四十万人,取得长平之战的胜利。

胡服骑射

至于车兵,如前文所述,仍然具有一定作用,往往在战场上配合骑兵作战,担负突击任务。《六韬·均兵》说,“夫车骑者,军之武兵也”“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车兵的编制是“五车一长,十车一吏,五十车一率,百车一将”,与春秋时代最大的不同是,车兵开始摆脱步兵成为独立部队,其“徒兵”数量大为减少。具体数字,没有明确记载,据出土秦兵马俑推断,战国时代的“一乘”,有八人,三十二人,二十八人三种,其中,八人较为普遍。

兵马俑

三水师

至迟在春秋晚期,中国就有了专门用于作战的水军。我国最早的水军正式编制,是楚国的“舟师”。楚军有陆军称为“陵师”,有水军称为“舟师”。《左传·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据《春秋大宰表》卷云:“予重之克鸠兹也,为今太平之芜湖,此用水也。”用水即水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即周灵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楚以舟师攻吴,是正式水军作战的最早记载。此后,吴楚之间,吴越之间,常在内河用舟师作战.如长岸之战、经洋之战等。楚国的老对手吴国,水师不亚于楚国,《文献通考》里说:考之经传,吴舟成七年始入州来。暨共王卒,继侵楚。明年败楚于皋舟之隘。是吴利在舟师,楚惧无以敌吴。后十年,康王以舟师以略吴疆。越国也是如此,《越绝书记地传》记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勾践灭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周七里,以观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则勾践之徙都琅琊,以图霸中原,当倚其海上舟师之盛也”吴越的舟师,种类繁多,有大羿,小羿,突冒,桥船,楼船等。“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用数匹马拉的一种兵车,车上有象城墙般高的楼),桥舡者当陵军之轻足票骑也”。当时的战船大多为两层,上层是士兵,下层是划桨手,在水上作战的士兵称为“习流”或“楼船士”,常用的水战兵器是弓弩戈戟还有用于接舷战的钩矛等“退者钩之,进者拒之”

四 步兵 车兵战斗队形

在上一讲中,我们介绍了春秋时代的三阵,五阵,到了战国时期,更为完善的“八阵”开始出现。所谓“八阵”,并不是诸葛亮的八卦阵,而是以8个或若干个战术单位的小方阵组成的大方阵。在三阵和五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关于八阵,《孙膑兵法》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用阵三分(全军分为三部分),诲(通每)阵有锋(先锋),诲(每)锋有后(预备队),皆侍令而动。斗(作战部队)一(占三分之一),守(预备部队)二(占三分之二)。以一侵(攻)敌,以二收(扩张战果)。敌弱以乱,先其选卒以乘之。敌强以治,先其下卒以诱之。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一在于后。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总之,八阵因地制宜,根据地形和敌情不断变化。其通常阵型如图所示。八阵图一直为后世兵家沿用。

八阵图

车兵和骑兵方面,《六韬》记载,“易战之法(在平原作战),五车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队间六十步。险战之法(在险峻地形作战),车必循道,十车为聚二十车为屯,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队间三十六步;五车一长,纵横相去二里,各返故道。”如图所示。

骑兵与车兵类似,“置骑之吏娄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易战之法,五骑为列,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队间五十步。险战者前后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队间二十五步;三十骑为一屯,六十骑为一辈,十骑一吏,纵横相去百步,周环各复故处。”

四 “上首功之国”军功爵位制

最后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军功爵位制。战国时期,很多国家都实行了军功爵位制度,以秦国最为完善,最有代表性。商鞅变法,废除世卿世禄,开启了军功爵位制,“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秦·二十级军功爵位制是奖励军功、鼓励杀敌求胜的军功爵禄制度,它是新兴的地主阶级为提高军队战斗力而采取一项措施,同时也是调整当时社会关系的途径之一。秦·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共分二十级,分别为:一级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这四级相当于春秋时期的士,但在军队中仍然是士卒或者伍长)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这五级相当于春秋时期的大夫,已经是军官)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大良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这九级相当于春秋时期的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这两级就是侯)。商鞅变法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注意,此处是甲士而非普通士兵 这也解释了很多网友提出的问题,认为获取爵位太容易,秦国的土地不够分,事实上 获取爵位对普通士兵来说还是很难的)一个首级,就可获得一级爵位(公士)、田一顷、宅一处和仆人一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证据是敌人的人头(首级),也就是说在战后把敌人的人头砍下来带回军营,作为证据。在军中,爵位高低不同,每顿吃的饭菜甚至都不一样。三级爵(簪袅)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两级爵位“上造”的只能吃粗米,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军功爵是可以传子的。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可以受益。当爵位到五大夫时可衣食300户的租税。如果军功杰出,衣食600户的,可以养士(自己的家臣与武士)。而秦国也因为此,成为诸侯眼中的“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战斗力得到大幅提升。

秦国武士复原图

魏舒:宣告车战时代结束

谈及春秋时代的军事,“车战”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文献记载的“万乘之国”、“千乘之国”、“百乘之国”,说的就是衡量一国实力的标志,兵车越多代表国力越强,驾乘战车作战成为这一时期战争的基本特征,大约相当于二战时以坦克数量衡量国力,以坦克为陆军战力。

到了战国时期,虽然还有文献以“万乘之国”形容秦国等,战车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但总体已经变革为以步兵为主,战争方式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从车战到步战的巨大革新,到底是如何出现的呢?本文就谈一谈魏舒开启的春秋军事变革。

车战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夏朝

1979年,在河南周口市淮阳区东南4公里的大朱村,考古专家发现“淮阳平粮台城址”,这是一座拥有完整陶质排水管道的上古古城,学者判断是太昊之墟、神农之都的古宛丘都城。在这座遗址中,专家还发现了车辙痕迹,距今至少4200年,说明当时已有车子。

兵车始于何时,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但有学者推断,夏代已开始使用战车进行小规模车战。《吕氏春秋·简选篇》记载:“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商汤灭夏时,使用的就是兵车,说明至少夏朝晚期已经出现兵车。

到了商周时期,兵车越来越丰富,编制也越来越成熟。武王伐商时,“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说明当时作战方式是以兵车为核心,配以一定数量的甲士和步卒。根据周代史料记载,每一辆普通战车上正常编制为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长,称“车左”(又名甲首);右方甲士执戈矛,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名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与普通战车不同,主将的兵车,乘法比较特殊,主将居中,御者居左。根据《司马法》记载,春秋时期一辆战车3人,配备7名车下甲士和15名步卒,共计25人,因此根据当时一些著名战争中的兵车数量,大致能推算出参战兵力的总数。

不过,兵车本身车体笨重,驾驭困难,尤其在狭小不平的地带劣势明显。而且,春秋之前往往都是堂堂正正的野外作战,但到春秋晚期变成了要塞战、攻城战,于是曾经野战主力的兵车,越来越不适应形势,越来越无用武之地了。

车战变革:鱼丽之阵为之续航

西周晚期,狄戎南下入侵,攻破了镐京,杀死了周幽王,之后狄戎长期困扰着中原各国。公元前714年,居住在郑国北方的山戎(上图,山戎遗址分布图),趁中原诸侯混战之际南下攻郑,当时“春秋小霸”郑庄公(下图,剧照)率军抵御山戎入侵,战争地点在河北的北部。

所谓山戎(又称北戎),狄戎的一个分支,活动地区在今河北省北部,生活在燕山一带,史书记载,山戎以“射猎禽兽为生”,“随畜牧而转移”,以林中狩猎和放牧为主的游牧民族,非常彪悍可怕。《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唐虞以上有戎、猃狁、荤粥,居山戎巨手图腾于北蛮。”也就是说,在唐尧、虞舜的上古时代,在中国北方地区,可能就已有山戎一族,历史非常悠久。

山戎以步兵为主,机动灵活。郑国兵车众多,但受制于崎岖的地形,郑军灵活度明显比不上山戎的。其实,一旦道路稍不平坦,以当时简陋木轮的兵车,也很容易损坏,因此当时队伍里都会带很多后勤人员,尤其是造车的木匠之类,随时修理车辆。于是,郑庄公担心山戎迂回突袭自己,说“他们是步兵,我们用战车,担心他们迂回袭击我们”,公子突针对山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下相救”的弱点建议,以一部兵力佯败诱敌,将郑军主力分作三部,埋伏于山戎军追击必经道路附近,最终郑庄公击败了山戎,史称“郑抗北戎之战”。

虽然这一战打赢,但在于山戎的近战中,兵车碍于地形很难充分发挥,这给郑庄公刺激很大。不久之后,郑庄公改进了战车与配套步兵的排列方式,创造了“鱼丽之阵”。

《左传·桓公五年》记载:郑庄公以“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儒葛。”简而言之,就是将步兵环绕战车进行疏散配置的一种阵法,尽量发挥步兵的作用,以战车冲阵,步兵环绕战车疏散队形,弥补战车的缝隙,有效地杀伤敌人。最终,在儒葛之战中,郑庄公打败周天子的联军,并一箭射穿周天子的肩膀。

可以说,“鱼丽之阵”兼顾了机动性、防御性与杀伤性,是郑庄公对以往车战的一次续航改进。然而,在一些狭窄崎岖之地,“鱼丽之阵”还是无法解决兵车的缺点,于是春秋晚期的晋国魏舒开启了一项重要军事改革。

魏舒方阵:开启中国步战时代

春秋晚期,北方山戎多次劫掠晋国,于是晋国决定攻打山戎。公元前541年,晋国派魏氏家族家主、六卿之一的上军佐魏舒(又称魏献子),与上军将荀吴率军进攻无终(山戎国名)及和其他一些狄戎,双方在大原(今山西太原西南)相遇。

山戎以步兵为主,晋军以兵车为主,但大原位于太行山区,山峦重叠,道路崎岖,地形险狭,环境明显更利于山戎作战方式。如果晋军以传统方式作战,即便战胜山戎,估计也会损失惨重。魏舒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彼徒我车,所遇又厄,以什共车必克。困诸厄,又克。请皆卒,自我始”,大意是山戎步兵我军车兵,在山地作战,兵车机动困难,我军难以取胜,建议“请皆卒”,车兵都从战车上下来,不开车了,大家都当步兵。其中,或是因为思想固化,或是不愿丢掉贵族面子,荀吴的宠臣不肯舍车就步,魏舒当场把他斩首示众。

魏舒的具体做法是“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毁车是放弃车辆,下车结为步兵方阵。每一辆兵车上有3人,5乘就是15人,将这15人编成3个5人队,就是“五乘为三伍”。之后,将新编的若干5人队与原有轻装步兵合编,作为战斗的基本单位,使原来以两、伍、专、参、偏为编组的战车阵形,变成以前锋、后卫、左翼、右翼、前拒为编组的互相配合的步战阵形。(下图,魏舒方阵示意图)

于是,晋军在和山戎开战之前,放弃了传统车战作战方式,破天荒地以步兵方阵迎战山戎,魏舒认为“困诸厄又克”,采用步兵克服了地形问题。擅长步战的戎狄军队,耻笑晋军的失常之举,但魏舒利用敌军的骄傲和麻痹,趁对方不备,便挥军出其不意地冲向敌人,在崎岖山路上机动快速的作战方式,让山戎措手不及,最终魏舒大败敌兵,取得了“大原之战”的胜利。

需要说明的是,魏舒虽然临时变阵,首次进行纯步兵作战,但晋国经过上百年征战,早就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且,晋军素质非常高,典故“好整以暇”说的就是晋军,更是严格执行春秋时期的“士不教、不得征”(必须经过训练才能征召参战)原则,想想上个世纪还有拉壮丁的现象,对比一下春秋时期对士兵的要求,后世对兵事的严谨态度退化的简直让人无语。另外,每一辆战车配备的22人步兵,以前是以战车为中心,但实际上也有一定的步兵方阵经验,只不过如今将3个车兵也改为步兵,因此在常年征战的经验与晋军高素质的情况下,魏舒临时变阵并不是考前抱佛脚。

经过郑国、齐国、晋国、燕国的多次打击之后,山戎彻底没落,到了春秋末期被消灭掉,后来就不见史书记载。

大原之战的胜利,《左传》总结的原因是“崇卒也”,就是崇尚步兵。关于魏舒方阵的历史意义,毋庸置疑,它春秋军事史上的重大变革,标志着中国战争方式从“车战”向“步战”的主流作战方式的根本转变,是车、步转变的划时代的标帜,之后步兵逐渐成为战争头号兵种。

由于魏舒率先认识到步兵优于车兵,加之魏国山地众多,于是魏氏步兵很快天下闻名,战国初期的重步兵“魏武卒”更是雄霸天下,让魏国成为战国第一霸主。不过,在魏舒100多年后,同样是与狄戎作战,赵国一位君主认识到了胡服骑射的威力,于是一场军事变革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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