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的马鞭”——哥萨克在伊朗
节选自 “沙皇的马鞭”——哥萨克在伊朗
原作者 陶短房
提起哥萨克，人们会自然而然想到俄罗斯，没错，作为“沙皇的马鞭”，哥萨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俄罗斯征战，不少人很难将这个军民合一的特殊群体和其它国家的名字联为一体。当然，随着苏联的解体，如今也有不少人在诸如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甚至中亚国家的热点新闻中看到当地哥萨克团体的身影，在近期的乌克兰危机等事件中常常可以看见他们在活动。但那些生活在俄罗斯以外的哥萨克群体，说到底也还是旧沙俄-前苏联的“历史遗留问题”。
不过曾经有那么一个哥萨克团体长期存在于另一个和俄罗斯帝国版图无甚瓜葛的国家，活跃于其军事、政治、外交各领域，甚至一度创立了俄罗斯境内任何哥萨克团体都未能创立的功业：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王朝。这个团体就是如今较少为人所提及的伊朗哥萨克团体——波斯哥萨克师。
哥萨克本是流动客 波斯王邀请入家园
话说哥萨克一词其实源自突厥语，意思是“自由人”，原本是在钦察汗国时代为反抗汗国强加义务而结成军事自治团体的游牧集群，其诞生甚至早于俄罗斯本身，民族构成也很复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血”群体。只不过随着沙俄的诞生和崛起，哥萨克团体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开始依附于沙俄，而沙俄也需要这样一根“马鞭”，为自己看家护院、开疆拓土，双方脾性相近，一拍即合，也就渐渐地成为“天生一对”。
尽管沙俄皇室被许多西欧朝廷讥讽为“文明度不够”，但他们自己却又对哥萨克团体的“野蛮性”又爱又怕，爱的是其战斗力和闯劲，怕的是一旦这种蛮力反噬自家，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早期俄罗斯几次宫廷政变、血案，都或多或少和哥萨克人有关，一些哥萨克团队也爆发过暴乱和哗变，这样一来，沙皇们便千方百计将一个个哥萨克社区、部落派到沙俄的边疆、要塞，或先让他们开疆拓土再让他们就地屯垦戍守，如此哥萨克满足了征战和圈地的欲望，沙俄皇室既人尽其用，又远离了这样一只危险的火药桶，可谓皆大欢喜。
许多人都知道，沙皇的称号始于伊凡雷帝，其由来则是因信奉东正教，借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所灭、东正教的皇帝从此“缺席”的机会，为自己所加的冠冕，以示自己的帝位系“根红苗正”，且不仅有权统治俄罗斯，更有权管辖所有信奉东正教或曾经属于横跨欧亚非三洲的拜占庭帝国故土。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许多制度、规则和风俗沿袭罗马，拜占庭也自称“第二罗马”，而沙俄称帝后更将莫斯科自封为“第三罗马”，以强调沙皇的“高贵血统”。不仅如此，历代沙皇都对“温暖海洋”出口兴趣盎然，不愿被拘束在洗脸盆般的黑海，渴望冲出地中海，冲向波斯湾，从此“海阔凭熊跃”。
不论从“第三罗马”的大义名分，或打通土耳其海峡的战略利益考量，沙俄都势必和奥斯曼土耳其为敌，历史上他们一次又一次攻打奥斯曼帝国，并攫取了后者在黑海沿岸的众多领地，却始终无法冲过“卡脖子”的土耳其海峡，无奈何，只得在新攫取领地上建立要塞和总督区，并留驻一个又一个的哥萨克部落，他们既是就地屯垦的社区，又是驻地、兵源、后勤完全地方化的哥萨克师、旅、团，每个团以上单位都有特色鲜明、易于辨识的军服、标志，显得精神抖擞。对这样一支哥萨克军队，历代俄罗斯领导人往往都难掩自豪之情，甚至到了苏联时代，20世纪30年代苏联整军，实行“部队驻地化”，还刻意模仿了这种“哥萨克制度”，甚至在1936年“复古”了多个哥萨克骑兵师，除了武器变现代化，番号、服饰都竭力模仿当年旧制，二战名将朱可夫就曾在这个时期担任过一直这样的“复古哥萨克部队”——顿河哥萨克骑兵第四师的师长。
正应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典故，这支仪表堂堂的哥萨克骑兵，在当时被一位外国君王看在眼里，羡在心中，这位外国君王就是现在的伊朗、当时的波斯国王纳赛尔丁·沙（Naser al-Din Shah Qajar）。
纳赛尔丁·沙是波斯卡扎尔王朝的第四任国王，这位国王在位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偏生他却又有“微服私访”的雅兴，不过国王也不是光玩不干正事，偶尔也会顺便管管跟“改革开放”有关的问题——比如把哥萨克引进家门。
这是1878年，他第二次动身去欧洲的事。
国王途径今天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时，守备当地的哥萨克骑兵团为表示对外国君王的敬意，举行了一次阅兵仪式，令苦于自己御林军“疲软”的波斯国王艳羡不已。
检阅已毕继续赶路，不数日便抵达今天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当时这里是沙俄高加索总督府所在地，照礼仪总督自然要来拜会这位波斯国王，国王老实不客气，写了份正式照会让总督转交沙俄政府，表示希望引进哥萨克，在波斯“克隆”一支哥萨克骑兵部队。
总督不敢怠慢立即报告沙皇，沙皇正为打不开土耳其海峡犯愁，听到这一消息登时大喜过望——波斯北接里海，南临波斯湾、阿拉伯海，如果能扩大俄在波斯的影响力，就等于绕过土耳其海峡，直接获得了拥抱“温暖海洋”的机会，因此他立即指示总督“照办”。
1879年，几十名俄罗斯哥萨克在骑兵中校阿列克谢·多曼科维奇（Alexsei Domantovich）率领下抵达波斯，当年7月15日，波斯哥萨克骑兵团宣布成立，兵力为400人，翌年，骑兵团扩编为波斯哥萨克骑兵师，兵力为1500余人（骑兵三个团666人，步兵三个连480人，炮兵一个营132人，军官143人），这也是当时波斯最精锐的一支军队。
俄罗斯为人作嫁 哥萨克落地生根
前面提到，沙俄之所以如此热心，是想借“克隆”哥萨克干预波斯内政，并最终控制这个古老的南方国家。因此沙皇实际上是把派去波斯的哥萨克军官团，当成了俄罗斯的一匹“特洛伊木马”，在这一指示下，多曼科维奇被要求听命于俄在波斯的最高政府代表、公使金诺维耶夫（I·A Zinoviev），而后者则以“襄助哥萨克军事顾问工作”为由，一再要求列席波斯内阁会议。
但此时多曼科维奇的“哥萨克情结”开始发挥作用，按照“自由人”的传统，他觉得自己应该“照合同办事”，效忠于波斯国王，并开始认真为后者筹组一支有战斗力的哥萨克部队，波斯王室对此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这位哥萨克军官信任有加，经常邀请他出席内阁会议，却把公使撇在一边。
“合同”是有期限的，为期两年，1881年12月31日到期，觉得干得不错的多曼科维奇踌躇满志地返回俄罗斯，谋求续约，没想到，约是续了，但派往波斯的哥萨克却来了个“大换血”。
原来公使金诺维耶夫向沙皇打了小报告，称多曼科维奇“妨碍公务”、“谋求在波斯升官发财”，并“藐视公使列席波斯内阁会议的正当要求”，而且“试图在波斯建立一支强大的、足以威胁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最终导致后者被留在了俄罗斯——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沙皇究竟想在波斯做什么了。
为了让波斯哥萨克骑兵师“俄罗斯化”，沙皇通过公使操纵骑兵师的任免，军官、军士的任职都要由俄罗斯人首肯，武器装备也全部俄罗斯化，包括高加索直刃马刀、“别旦”式单发步枪，以及俄制野战炮等。
不仅如此，俄国人还试图将波斯哥萨克骑兵师从头到脚包装成一支俄罗斯军队：三个骑兵团和三个步兵连分别被命名为库班、塔拉克和顿河，分别佩戴象征三个俄罗斯哥萨克驻防地的哥萨克帽，穿相应的哥萨克制服，每个骑兵团也照俄军规矩，分为黑马、红马、黄马、白马等中队。为了逐级控制这支哥萨克军队，俄国人不仅在军语中完全使用俄语，甚至专门设立随营学校，力图将伊朗级军官的子弟从小“俄化”——因为所有课程都用俄语。
沙皇和公使什么都算到了，惟独漏算了一点：人。
派到波斯的俄罗斯哥萨克多时不过几十人，少时只有10人，大多数军官和全部士官、士兵都是波斯人，而且层层选拔自传统的波斯世兵部落（如尼扎尔人），他们可以接受哥萨克式的“外包装”，但骨子里却依然流淌着波斯血脉。
事实上就连“外包装”也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哥萨克的标志是哥萨克帽，库班、塔拉克和顿河哥萨克帽原本分别为红底白色双十字、蓝底白色双十字和红底白色单十字，但波斯人以宗教理由坚决反对在哥萨克帽上使用十字，但取消十字后库班哥萨克团和顿河哥萨克团几无分别，不得不将后者换成全白帽，而“白哥萨克帽”也就因此变成了“伊朗土产”。
波斯王室看出俄国人的“小九九”，便采取财政上“卡脖子”的办法对付过于听命于俄国人的波斯哥萨克军官，左右为难的波斯哥萨克军官不是被波斯人搞得“破产”，就是被俄国公使弄得安身不牢，直到第五位波斯哥萨克师长科索哥夫斯基（Kosogovski）上校的出现，才扭转了这一局面。
科索哥夫斯基上校是个公关高手，他巧妙周旋于各方之间，成功地让各方都认为自己是“他们的人”，让哥萨克师度过了危机。1896年，纳赛尔丁·沙遇刺身亡，王储、阿塞拜疆总督穆扎法尔丁·沙（Mozaffar al-Din Shah）的继承人地位受到挑战，科索哥夫斯基审时度势，果断以“哥萨克一贯忠君”为由站在王储一边，帮助后者稳定了王位。
但在俄方而言，波斯哥萨克骑兵师长仍然是“自己人”，是俄方派驻波斯的官方军事代表，他们仍然不断向其发号施令，命令其配合俄在波斯北部的扩张行为。
此时英国和沙俄正在波斯争夺霸权，前者通过议会扶植代理人，而后者则一方面通过哥萨克骑兵师影响国王，另一方面借地利直接扩张，债台高筑的国王惟恐被议会分权，也不得不依赖哥萨克人。
1907年英国和沙俄签订公约，暂时在波斯握手言和，但俄驻波斯公使哈特维格（Hartwig）对此心有不甘，和时任波斯哥萨克骑兵师长的李亚克霍夫（Liakhov）串通，利用国王父子（1907年继位的是穆罕默德·阿里·沙国王Mehmet Ali Shah）对议会的嫉恨，在1908年导演了“哥萨克骑兵师炮轰国会大厦”的一幕，从而加剧了伊朗宪政危机。
然而这一幕对国王和沙俄而言都是弄巧成拙：在各地革命和英国施压的威胁下，穆罕默德·阿里·沙在1909年退位流亡，英国和沙俄在讨价还价后妥协，里外不是人的波斯哥萨克骑兵师则被边缘化。
1917年俄罗斯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先后爆发，顿河哥萨克骑兵师的上层也被卷入，先是代表临时政府的克莱尔吉（Clergi）上校“空降”夺权，继而白俄军官斯塔尔罗谢斯基（Starroselsky）又取而代之，后者积极卷入苏联“红白内战”，给波斯哥萨克骑兵师带来了灭顶之灾。1920年秋，波斯哥萨克骑兵师从苏俄高加索地区溃退，为躲避红军追击，躲入加兹温附近一座英军军营，英军指挥伊隆塞德（Edmund Ironside）趁机将斯塔尔罗谢斯基以下所有俄籍哥萨克军官全部扣押，并胁迫国王艾哈迈德·沙·卡扎尔（Ahmad Shah Qajar）将之全部解雇，自此波斯哥萨克骑兵师彻底伊朗化，沙俄苦心孤诣培植几十年的“特洛伊木马”，最终为他人作了嫁衣裳。
英国人借花献佛 礼萨汗顺水推舟
英国人何以在波斯驻军？
原来当时正打一战，英俄联军在波斯境内和土耳其作战，但十月革命让两军反目成仇，因此纵横捭阖的英国人先是让驻波斯英军联合哥萨克人干预高加索“红白内战”，继而又趁火打劫，在波斯哥萨克骑兵师驱逐了俄罗斯的影响。
但此时波斯国内民族情绪升温。1918年1月，皮尔尼亚首相（Hassan Pirnia）照会英国，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要求废除英俄1907年协定，英国从波斯撤军，修改不合理的关税税率，允许波斯参加巴黎和会，将包括哥萨克骑兵师在内武装指挥权交还波斯政府等，英国迫于压力，答应废除1907协定和修改关税两项，并拒绝其它三项。不久皮尔尼亚首相下台，新任首相萨尔塔内（Samad Khan Momtaz os-Saltaneh）萧规曹矩，于1月30日宣布取消英国在伊朗的治外法权。尽管萨尔塔内不久后被英国设法赶下台，但随着10月30日土耳其退出战争，英国再无在伊朗驻军口实，伊朗境内反英情绪更加高涨。
此时英国外相寇松正梦想建立一串围绕印度的缓冲国，并将伊朗视作“最弱而最关键一环”。1919年8月，在寇松主使下，伊朗亲英首相沃苏格·多拉和英国公使科克斯签署“英伊德黑兰协定”，规定英国向伊朗派出军事、财政顾问，并与伊朗合作修建铁路，伊朗实际变成英国独家保护国。
然而此时因英国在巴黎和会中蛮横阻止伊朗与会，伊朗国内反英情绪达到顶峰，连国王艾哈迈德·沙也对沃苏格表示不满，6月24日，沃苏格内阁垮台，中立派莫西尔·多拉组阁，旋即宣布终止英伊协定，拒绝将伊朗哥萨克师按协定要求转交英国军官指挥。
英国对此无法容忍，当他们发现，即便颠覆伊朗内阁也无济于事时，便产生了“换朝廷”的想法——我们连国王都换了，总行了吧？
英国所看中的，是哥萨克师近卫团团长、上校礼萨·汗（Riza Khan）。
礼萨·汗出身贫寒，14岁投身行伍，积功升至上校，控制着伊朗最精锐的哥萨克师近卫团，因这支武装充斥着英国顾问，他和英国早有往来，被视作“可靠人物”。1921年2月21日，英国驻伊朗军事顾问团扶持亲英政客赛义德·塔巴塔巴伊（Seyyed Zia'eddin Tabatabaee）和礼萨·汗发动政变，囚禁国王，由赛义德出任首相，礼萨·汗为“萨尔达尔·赛帕赫”（大元帅）。
然而这次英国居然看走了眼。
礼萨·汗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他之所以低声下气讨好英国军事顾问团，是想借英国的手，从俄国哥萨克贵族手中夺取哥萨克师的控制权。当英国鼓动他和赛义德发动政变时，他不动声色，顺水推舟，但政变成功后不到3个月，他便毫不客气地赶走赛义德，自任首相，并先后兼任陆军大臣、武装部队总司令、哥萨克师师长，成为伊朗的实际独裁者。在礼萨·汗的运作下，伊朗在政变后仅1个月零两天便废除了英伊协定，1921年5月15日，英军不得不从伊朗撤军。
这次事件让礼萨·汗和英国结下冤仇，但当时双方并未发作，因为此时苏俄正向伊朗输出革命，并在伊朗北部建立了“吉朗苏维埃共和国”，双方不得不维持表面合作关系，最终迫使苏俄退却。
1925年，礼萨·汗宣布废黜卡扎尔王朝末代国王艾哈迈德·沙，自己出任国王，这就是伊朗最后一个王朝——巴列维王朝。
这是哥萨克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第一个王国，恐怕也是最后一个，虽然礼萨·汗“除了制服外其它都和哥萨克没有血缘关系”，但毕竟哥萨克并非种族、民族，而是一个武装团体的“混血概念”，说巴列维王朝是哥萨克所建立毫无问题。
不过王朝建立后，礼萨·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现代化改革，引入德国顾问建设新式军政，废除了哥萨克师及其全套“行头”，此后的巴列维王朝历史，恐与哥萨克就扯不上什么瓜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