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汉武帝并不是真有什么本领的人"

钱穆先生提出著史者需具史德、史才与史识,三者缺一不可。其史才指“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史识指“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史德指“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简化一些:史德者惟真相是求也;史才者作史之才能也;史识者对于历史之真知灼见是也。无史德而有史才,则史才越大越易扭曲历史真相;有史德而无史才,则不能形成独到之见识,不能成就真正之信史。而史识也只有在前二者之基础上方能形成。

吕思勉先生,无疑便是具备史德、史才、史识之史学大家也。读先生之《中国政治常识》,其史德、史才固不必论,只其史识,就令人叹服!
关于六国之破灭,秦之一统,历史上论之者多矣,如“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苏洵《六国论》)。

而吕先生则认为:

秦人所以能收成功之利,则——
      (一)他地处西垂,开化较晚,风气较为诚朴。
     (二)三晋地狭人稠,秦地广人稀,秦人因招致三晋之民,使之任耕,而使自己之民任战。
    (三)又能奉行法家的政策,裁抑贵族的势力,使能尽力于农战的人民,有一个邀赏的机会。该是其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政治常识》第五章《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最后一个原因论者较多,而前两个原因,则少人谈及,尤其“秦人因招致三晋之民,使之任耕,而使自己之民任战”。此三点较之苏洵的“弊在赂秦”,更接近历史之真相。
再来看他如何论述西汉的前几个皇 帝:
高帝本是无赖子,文、景两帝亦只是个寻常人,凡事都只会蹈常习故之故。当这时候,天下新离兵革之患,再没有像战国以前年年打仗的事情了……

这时候的中 央政 府,又一事不办,和秦始皇的多所作为,要加重人民负担的,大不相同。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人人都急于自谋,你只要不去扰累他,他自然会休养生息,日臻富厚。(《中国政治常识》第十章《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刘邦是个无赖并非什么新论。
    而史书上对文、景二帝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则评价甚高。似乎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都与此二帝之政策密切相关。然先生独独指出,“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人人都急于自谋,你只要不去扰累他,他自然会休养生息,日臻富厚”。

这也并非皇 帝一人的功劳,是人性使然,当然其大前提是“在私有财产制度下”,小前提是你不去扰累他。假如你像前面的秦始皇、后面的隋炀帝那般,虽大前提没变,然其好大喜功,大兴土木,百般万般地去“扰累”百姓,那他又如何能休养生息,日臻富厚呢?而古往今来,统治者扰累民众之事还少吗?

他对汉武帝的评价也不甚高,与《汉武大帝》电视剧所展示的“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简直判若俩人:
汉武帝并不是真有什么本领的人,但是他的志愿,却较文、景两帝为大,不肯蹈常习故,一事不办,于是久经搁置的问题,又要重被提起了(同前)。
先生进一步阐述之:
汉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他不用功臣宿将,而专用卫青、霍去病等椒房之亲。纪律既不严明,对于军需,又不爱惜,以致士卒死伤很多,物质亦极浪费(卫青、霍去病大出塞的一役,汉马死者至十余万匹,从此以马少则不能大举兵事。李广利再征大宛时,兵出敦煌的六万人,私人自愿从军的还不在其内,马三万匹,回来时,进玉门关的只有一万多人,马一千多匹。史家说这一次并不乏食,战死的也不多,所以死亡如此,全由将吏不爱士卒之故,可见用人不守成法之害)。

只因中国和匈奴,国力相去悬绝,所以终能得到胜利。然此乃国力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同前)。

我没有看过《汉武大帝》,不知汉武是如何“大”的。但“汉武帝并不是真有什么本领的人”“汉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这些无论如何谈不上雄才大略的。希望该剧的编剧与导演可以反驳吕先生的话。
先生认为,清朝的统治者对待汉人的方式,为“明目张胆摧折汉人的民族性”——
从来开国的君主,对于前代的叛臣投降自己的,虽明知其为不忠不义之徒,然大抵把这一层抹杀不提,甚且还用些能知天命、志在救民等好看的话头,替他掩饰,这个可说是替降顺自己的人留些面子。清朝则不然。对于投顺他的人,特立贰臣的名目,把他的假面具都剥光了。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兴文字之狱,以摧挫士气。乾隆时开四库馆,编辑四库全书,却借此大烧其书。从公元1763到1782二十年之中,共烧书二十四次,被烧掉的书有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之多。不但关涉清朝的,即和辽、金、元等有关涉的,亦莫不加以毁灭。其不能毁灭的,则加以改窜……

他又开博学鸿词科,设明史馆,以冀网络明季的遗民。然被其招致的,全是二等以下的人物,真正有志节的,并没有入他彀中的啊!(《中国政治常识》第三十一章《清代的盛衰》)

清朝的大兴文字 狱,借编辑四库全书之名而行烧书、改窜之实,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然特立贰臣名目,将叛臣的假面具都剥下,其用意正与大兴文字狱同,为的是摧挫汉人之士气。如此见识,就远超许多人,更非那些写《康熙大帝》《雍正皇 帝》《乾隆皇 帝》之人所能比拟的了!
而类似之真知灼见,书中比比皆是,感兴趣的朋友自可去阅读全书,不劳我在此罗嗦。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回到书名《中国政治常识》之“常识”二字上来。《国语辞典》解释“常识”是“谓一般人所应有且能了解之知识,对专门学识言”。但请别小看这一般人都应有且能了解之“知识”,就上述吕先生所拈出之常识,又有多少人能够具有呢?吕先生此“常识”,其实就是他的史识,是他本着一颗求真之心,在掌握大量历史事实之基础上所形成的。虽曰常识,得来非易。

朱学 勤先生曾言:“知识是一个境界,见识是一个境界,知识、见识之上的胆识,则更是一个境界。说得浅白一点,大概一桶知识换来一滴见识,而仅有见识却还是不能换来胆识,只有再加一点其他稀有元素,一桶见识才能化为一身胆气。”(《愧对顾准》)

而吕先生的“常识”,大约就是朱学勤先生眼中的“胆识”吧。

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八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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