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提出著史者需具史德、史才与史识，三者缺一不可。其史才指“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史识指“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史德指“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简化一些：史德者惟真相是求也；史才者作史之才能也；史识者对于历史之真知灼见是也。无史德而有史才，则史才越大越易扭曲历史真相；有史德而无史才，则不能形成独到之见识，不能成就真正之信史。而史识也只有在前二者之基础上方能形成。
吕思勉先生，无疑便是具备史德、史才、史识之史学大家也。读先生之《中国政治常识》，其史德、史才固不必论，只其史识，就令人叹服！关于六国之破灭，秦之一统，历史上论之者多矣，如“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苏洵《六国论》）。
而吕先生则认为：
秦人所以能收成功之利，则——
（一）他地处西垂，开化较晚，风气较为诚朴。
（二）三晋地狭人稠，秦地广人稀，秦人因招致三晋之民，使之任耕，而使自己之民任战。
（三）又能奉行法家的政策，裁抑贵族的势力，使能尽力于农战的人民，有一个邀赏的机会。该是其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政治常识》第五章《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最后一个原因论者较多，而前两个原因，则少人谈及，尤其“秦人因招致三晋之民，使之任耕，而使自己之民任战”。此三点较之苏洵的“弊在赂秦”，更接近历史之真相。高帝本是无赖子，文、景两帝亦只是个寻常人，凡事都只会蹈常习故之故。当这时候，天下新离兵革之患，再没有像战国以前年年打仗的事情了……
这时候的中 央政 府，又一事不办，和秦始皇的多所作为，要加重人民负担的，大不相同。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人人都急于自谋，你只要不去扰累他，他自然会休养生息，日臻富厚。（《中国政治常识》第十章《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刘邦是个无赖并非什么新论。
而史书上对文、景二帝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则评价甚高。似乎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都与此二帝之政策密切相关。然先生独独指出，“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人人都急于自谋，你只要不去扰累他，他自然会休养生息，日臻富厚”。
这也并非皇 帝一人的功劳，是人性使然，当然其大前提是“在私有财产制度下”，小前提是你不去扰累他。假如你像前面的秦始皇、后面的隋炀帝那般，虽大前提没变，然其好大喜功，大兴土木，百般万般地去“扰累”百姓，那他又如何能休养生息，日臻富厚呢？而古往今来，统治者扰累民众之事还少吗？
他对汉武帝的评价也不甚高，与《汉武大帝》电视剧所展示的“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简直判若俩人：汉武帝并不是真有什么本领的人，但是他的志愿，却较文、景两帝为大，不肯蹈常习故，一事不办，于是久经搁置的问题，又要重被提起了（同前）。汉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他不用功臣宿将，而专用卫青、霍去病等椒房之亲。纪律既不严明，对于军需，又不爱惜，以致士卒死伤很多，物质亦极浪费（卫青、霍去病大出塞的一役，汉马死者至十余万匹，从此以马少则不能大举兵事。李广利再征大宛时，兵出敦煌的六万人，私人自愿从军的还不在其内，马三万匹，回来时，进玉门关的只有一万多人，马一千多匹。史家说这一次并不乏食，战死的也不多，所以死亡如此，全由将吏不爱士卒之故，可见用人不守成法之害）。
只因中国和匈奴，国力相去悬绝，所以终能得到胜利。然此乃国力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同前）。
我没有看过《汉武大帝》，不知汉武是如何“大”的。但“汉武帝并不是真有什么本领的人”“汉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这些无论如何谈不上雄才大略的。希望该剧的编剧与导演可以反驳吕先生的话。先生认为，清朝的统治者对待汉人的方式，为“明目张胆摧折汉人的民族性”——从来开国的君主，对于前代的叛臣投降自己的，虽明知其为不忠不义之徒，然大抵把这一层抹杀不提，甚且还用些能知天命、志在救民等好看的话头，替他掩饰，这个可说是替降顺自己的人留些面子。清朝则不然。对于投顺他的人，特立贰臣的名目，把他的假面具都剥光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兴文字之狱，以摧挫士气。乾隆时开四库馆，编辑四库全书，却借此大烧其书。从公元1763到1782二十年之中，共烧书二十四次，被烧掉的书有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之多。不但关涉清朝的，即和辽、金、元等有关涉的，亦莫不加以毁灭。其不能毁灭的，则加以改窜……
他又开博学鸿词科，设明史馆，以冀网络明季的遗民。然被其招致的，全是二等以下的人物，真正有志节的，并没有入他彀中的啊！（《中国政治常识》第三十一章《清代的盛衰》）
清朝的大兴文字 狱，借编辑四库全书之名而行烧书、改窜之实，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然特立贰臣名目，将叛臣的假面具都剥下，其用意正与大兴文字狱同，为的是摧挫汉人之士气。如此见识，就远超许多人，更非那些写《康熙大帝》《雍正皇 帝》《乾隆皇 帝》之人所能比拟的了！而类似之真知灼见，书中比比皆是，感兴趣的朋友自可去阅读全书，不劳我在此罗嗦。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回到书名《中国政治常识》之“常识”二字上来。《国语辞典》解释“常识”是“谓一般人所应有且能了解之知识，对专门学识言”。但请别小看这一般人都应有且能了解之“知识”，就上述吕先生所拈出之常识，又有多少人能够具有呢？吕先生此“常识”，其实就是他的史识，是他本着一颗求真之心，在掌握大量历史事实之基础上所形成的。虽曰常识，得来非易。
朱学 勤先生曾言：“知识是一个境界，见识是一个境界，知识、见识之上的胆识，则更是一个境界。说得浅白一点，大概一桶知识换来一滴见识，而仅有见识却还是不能换来胆识，只有再加一点其他稀有元素，一桶见识才能化为一身胆气。”（《愧对顾准》）
而吕先生的“常识”，大约就是朱学勤先生眼中的“胆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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