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69届》(10):刘湾“学农”纪事
一
1972年,我们初中没上完就开始了分流。我和一部分同学升入高中继续学习,另一部分直接分配工作,我印象中是按照年龄来划分的。
高中两年,教学基本处于不正常状态。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去企业参观,或者去农村劳动。这些活动有个总的名称叫“学工学农”。
当时,大批的老三届知青在农村,我们在校的学生岂能只学数理化?学工学农就是当时政治形势在中学里的反映。
我的印象中,“学工学农”活动有短有长,非常频繁。短的是当天早上出发,晚上回来,长的要在厂子里或农村干上几天。最长的一次大约二十几天,并且要求吃住在农村,带队的班主任也是如此。
二
那次我们去的是徐州郊区的刘湾(好像距离秦洪桥不远)。住处是大队里专门安排的平房,里面没有床铺,地面上铺了厚厚的干草,各人把带来的被褥一排铺开,这便是集体宿舍了。一日三餐是分派到各家各户的(饭钱大约是统一结算的)。我和顺生分在了一起,每天去一个农民家里吃饭。那个家里只有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男主人去了哪里,我们不得而知。那时,城市的生活水平也是很低的,但比起农村还是好了许多。在家里,无论好坏,每天总是有饭有菜的。而在农村,虽然有烙馍,但平时的日子里基本上是没有菜吃的。于是,吃的问题是当时的首要问题,也是那次学农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至于干的是什么农活早已忘记了。
第一天的农活干完,回到“宿舍”,同学们交流的话题高度集中:你们今天吃的什么?有两个男同学异常兴奋地告诉我们:俺最有福,今天俺去的那一家起院墙,请了不少人帮忙,中午的菜油水可大了,萝卜条子烧肉,随便剋,俺俩一人剋(徐州话,吃的意思)了八个烙馍,我的娘来,撑死了!听了他俩的话,想想自己吃的是稀饭、烙馍、咸菜,顿时羡慕不已。随后的日子里,哪位同学派饭的家里盖房子、打土坯、打家具,都会成当天最令人羡慕的事情——因为那意味着他们当天可以解解馋,吃个肚圆。苦的是我和顺生,我们那一家由于男人不在家,是不太可能有这类安排的。
老天是公平的。就在我和顺生感到沮丧、绝望,就在学农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我和顺生去“家”里吃饭,一进门便闻到了强烈刺激味蕾的肉的香味。原来“家”里的女主人请来了一个木匠,给家里打一个案板(吃饭的方桌,因为比较低矮,徐州人称之为案板)。请了木匠,除了要付给工钱外,自然要管饭,管饭自然要改善伙食。那天,女主人闷了一锅大米饭,炒了一大盘芹菜炒肉片。上桌吃饭的,是那个木匠及我和顺生三人。我们注意到,那个中年妇女和儿子吃的是炒芹菜叶,见到此状,我和顺生都不约而同地往那个男孩碗里夹菜。我和顺生回到“宿舍”,摸着肚子说:“今天吃的是芹菜炒肉片!”这次,轮到其他同学默不作声了。
三
那次学农,还有一些事情值得一记。
1.我和顺生除了在“东家”(吃饭的那家)吃饭外,也帮她娘俩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印象比较深的是给她家挑水。那时没有自来水,吃的是井水。井离家里的距离不远不近。顺生干的是技术活,我干的是出力活:顺生负责用绳子吊着水桶放进井里,然后全凭手腕摆动的巧劲让桶倾覆装满水,然后再把满满一桶水拎上来。我则负责把两桶水挑回“家”。每天来回几趟,我和顺生配合得非常默契。另外,临别时,我和顺生给那个男孩买了一些学习用品,那位中年妇女连声道谢,感动不已。
2.那时,我和柏哥、猫头、金斗等都学会了抽烟。为了把“精神食粮”带足,我们都纷纷问家里要了钱,说是零花钱,其实都用来了买烟。我记得光是成条的我们就带了两条,还有若干散烟。准备得这样充足,在我们男生中也算是值得骄傲的了。
3.王迎超为了给自己的“学农”期间增加营养,先天晚上偷了家中的十来个咸青皮(腌制好的鸭蛋)放在被窝里,准备第二天打包装进行李的。谁知第二天匆忙中竟然忘了。到晚上吃饭时才想起青皮没拿,这一下把他吓得魂飞魄散。王迎超的家教极其严格,这事若是叫他父亲知道了,那还得了!第二天,王迎超便请假,急急忙忙赶回家了。后来的结果如何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也许顺利拿回了青皮,也许不仅没拿回青皮,还挨了一顿揍。
4.班主任张继修(数学老师,后来做了三中的教学副校长)也跟我们同住同劳动。那时候的师道尊严早已荡然无存,调皮的男生捉弄班主任是常有的事。有一天傍晚,张老师和部分同学在“宿舍”里闲坐,突然,从窗口飞来几只鞋,准确无误地砸在了张老师身上。我们连忙问张老师: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情况?张老师喃喃地小声说了一个字:鞋。随后的几天里,在劳动的间隙,“怎么回事?”“鞋”成了我们男生之间的笑点。
4.每天入睡时分,张守义便开始了“广播”。他可以惟妙惟肖地把“地下游击队”(阿尔巴尼亚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几部电影中的精彩对话模仿出来。妙就妙在,他自己也十分欣赏自己的模仿,每模仿完一段,便会得意地问身旁的同学:怎么样,是这回事吧?
四
高中阶段,正是长身体、立志向、树人格的时候,我们却离开了课堂,回归最原始的生产劳动,内心的苦恼可想而知。我陷入深深的迷惘而不能自拔。
我当年的日记曾经写道:
1973年11月10日晚床上
因何原因,17岁的青年学生便忧虑到自己的前途,并对自己的前途作种种打算?又是什么原因,使部分学生不重视学业,不关心政治,使科学文化知识变成可学可不学的东西?“人不能无味地活着”,但究竟怎样才是有味呢?每当想到这些的时候,脑子里就充满了困惑。
“官方消息”与现实相比,犹如南辕而北辙,对我——这样一个17岁的小孩来说,小脑壳里根本容纳不了。
1974年6月16日
又是深夜11点钟了。
这是我读书最好的时候,夜深人静,一切嘈杂的声音也都消失了,伴随着我的只有窗外微风的欢笑声和桌上闹钟的滴答声。这个时侯,我感到生活非常充实。求知的欲望使我毫无倦意,书籍对我来说,就像婴儿与奶粉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从各种书籍里,吸取着我最需要的东西——知识。
著名文学家高尔基说得好:“我扑在书本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倒面包上一样。”
夜思
清风惯于长夜扫,斑驳枝影月夜摇。
隔窗遥看牵牛郎,寄意寒星壮志豪。
1974年8月11日
思想异常空虚,世道如此艰难,世人又如此地庸俗。
使我得到安慰的只有母亲、书、日记。
此刻,我烦恼到了极点。
在我们这一代青年里,哪里还有什么前途,什么理想,什么志向,故随波逐流为青年之正道矣。
为了保持原汁原味,日记一字未作改动。重读这些文字,恍若隔世又如同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