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生因抑郁症被拒绝登机，患者出行到底该怎么做？
抑郁症患者登机引起的风波
10月13日，一名抑郁症患者被航空公司以“有精神类疾病，情绪激动”为由拒其乘机。
据报道，当天下午，于海和女友毕敏（均为媒体化名）准备搭乘春秋航空的航班到南京看病。在过安检时，毕敏持续出现双手颤抖的症状，航空公司的员工便叫他们到登机口进一步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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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说，他向工作人员提供了女友罹患抑郁症的证明，也出示了几个月乘坐过航班的记录，解释了女友手抖是因为药物副作用。因为快到登记时间了，工作人员还没答复是否可以顺利登机，毕敏说话开始急躁，并哭了起来。
而春秋航空则表示，当时毕敏双手颤抖，在登机口喊叫，引起周围旅客投诉，甚至有旅客不愿意与其同机。
随后，机组人员以“乘客有精神类疾病情绪激动”为由，告知其无法登机。
于海认为这非常不合理，便将此事发布在网络上，很快就引起了热议。有人认为，航空公司的举措不妥，有歧视抑郁症患者之嫌，甚至可能违反了相关规定和法律，侵犯了于海和毕敏的合法利益。
但也有人指出，虽然我们不能歧视抑郁症患者，但当时毕敏情绪明显不稳定，飞机上又缺乏专业的精神卫生人员，万一出现危急情况确实难以应对，所以航空公司拒绝他们登机也无可厚非。
我作为一名精神心理医生，虽然我同情于海和毕敏在求医过程中遇到的波折，也理解他们的心情，但个人来说，我更加支持第二种观点：在那种情况下，航空公司的决定是比较合理的。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看事发经过。毕敏当时双手颤抖，而且达到了旁人很容易发现并觉得异常的地步。事后男友解释，这主要是因为服用了碳酸锂引起的副作用。
一般来说，精神科药物中可引起手抖等锥体外系反应副作用的主要有抗精神病药，比如奥氮平、喹硫平等等。碳酸锂不是抗精神病药，而是心境稳定剂，它的不良反应中也有双手细震颤，但发生率较低一些。
所以，毕敏除了服用碳酸锂，是否还服用了抗精神病药，我们不得而知。
但关键是，一般来说，心境稳定剂是用于治疗双相情感障碍（又名“双相抑郁”或“躁郁症”）的，大部分单纯的抑郁症患者不需服用心境稳定剂，除非症状不典型，大夫为了预防转躁而使用。
所以，毕敏的诊断有可能不是单纯的抑郁症，而是双相情感障碍，又或者被大夫怀疑是双相障碍。
而且，通常服用的药量较大，才会引起如此明显的手抖症状。毕敏的病情应该是比较严重的。
很多人对精神心理障碍的知识不太了解，总将抑郁症与双相障碍（又称为“双相抑郁”）混为一谈，认为双相障碍是抑郁症的一种。其实，两者是不同的疾病，不要把所有的“锅”都甩给抑郁症。
后来，当工作人员与患者交流时，可能有一些表达不当，且就在登机口进行询问，令毕敏认为自己被歧视了，隐私不被尊重，产生了负性情绪。而且快到登记时间了，毕敏可能开始灾难化思维，认为不能去看病了，于是情绪开始激动。
这个过程有可能激活了她的一些心理创伤，实际上，她当时处于激越状态，情绪和行为有所失控。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为了确保航班安全，拒绝其登机，应该说这是理性的决定，也是对其他乘客负责任的体现。
据媒体报道，在被拒绝登机后，两人只好连夜乘坐高铁赶往南京。于海透露目前毕敏的情绪不好，有自杀的倾向。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其实毕敏的病情并不稳定，更远远未达到康复阶段，一受到相关的应激就容易出现剧烈的情绪波动。
但于海却曾对航空工作人员称，“女友病情已基本康复，只需定期到医院复查”。我们不能肯定他说这些话是为了蒙混过关，还是真实想法。如果是后者，那么说明他对女友的病情缺乏理性客观的认知。
从这个角度来看，航空公司拒绝一位病情尚不稳定的精神心理障碍患者登机，也是情有可原。
所以，在事件的还原当中，航空公司的处理方式缺乏技巧，有一定的责任；但于海和毕敏的行为也存在很多问题。
于海后来发微博指责航空公司，期望引起大众关注，明显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问题，缺乏理性和自我反省能力。如果他的网络公开未得到女友的同意，还暴露了女友的个人隐私，可能对女友造成心理压力。
于海所发的微博截图
如果他的这个行为得到了女友的认可和支持，那么毕敏也明显缺乏自我反省意识，认为“弱者有理”，否则就是歧视。
当然，近年来发生了两起较大社会影响的、精神心理障碍患者在航班上引发的不良事件，春秋航空公司的做法也有可能受到了影响。
第一起发生在今年9月，由福建飞往成都的某航班中，有一名疑患抑郁症乘客在机内卫生间自杀，航班紧急降落，该乘客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第二起则发生在去年，国航员工牛宇虹乘坐飞机时与另一名乘客发生矛盾，牛宇虹在航班上不断大声抱怨、斥责、影响了其他乘客。后来媒体报道，牛宇虹曾被诊断双相障碍。
（牛宇虹事件的分析：国航监督员事件反思：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就等于精神病？大错特错！）
无论如何，希望这次事件能给各航空公司一个警醒，面对精神心理障碍患者时应注意沟通技巧和私密性，甚至可以配备懂得心理沟通方法的专员，建立一套完善而有人性化的应对流程，尽量减少类似矛盾。
患者出行需要注意的事项
这次事件也引起了很多精神心理障碍患者及家属的担忧：到底还能不能顺利坐飞机和出行了？
在媒体报道中，有权威精神科医生表示，处于稳定期的患者到医院开具病情稳定的证明后，乘坐飞机是没有问题的；但不建议发病期的抑郁症患者乘坐航班，密闭空间可能会令患者不适。
航空法教授则指出，目前国内没有明确的细则规定抑郁症患者是否可以乘机，主要由机长来综合各种因素进行判断，如果乘客在现场情绪波动较大，机长有权拒绝乘客登机。
就我个人的精神心理临床经验而言，我认为单纯抑郁症及双相障碍患者如果病情已得到控制，情绪较稳定，不属于重症患者的话，他们的安全风险往往较低，一般不会伤害他人和自己。
反而，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及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攻击别人的风险较高，航空公司更应该加强对这类患者的识别和应对。
在临床现实中，很多患者不是单纯的抑郁症及双相障碍患者，还伴有偏执型或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这一类群体的风险也较高。
当然，这并不代表患者就完全不能乘坐交通工具了，如果能做到以下几点，风险还是相对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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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居住地缺乏优质的医疗资源，想外出就医，也应该采取“就近原则”。
业内公认，国内精神科医疗机构有“四大巨头”，分别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湘雅二院精神科及华西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分别位于北京、上海、长沙及成都。
患者可就近就医，减少路途上的风险，也便于复诊。
像该事件的患者毕敏，她身在山东，离北京其实更近，但选择远赴南京就诊，这就难免增大了出行期间的风险，她和男友应该做好更充分的心理准备。
第二，出行时，尽可能选择相对舒适的交通工具。
精神心理障碍患者首选的交通工具应是高铁，速度快，时间不会太长，列车上的活动空间也较大，车窗外的景色也能舒缓压力。这些因素都能降低患者情绪波动的风险。
而且，高铁基本准时，不容易引起患者的焦虑情绪和灾难化思维。
相反，飞机看上去很快，但其实加上候机、登机、交通接驳、飞机晚点等情况，所耗费的时间不一定比高铁少。
而且飞机机舱空间狭小，乘客之间挨得较紧，容易引起患者紧张、不安情绪，或引发人际矛盾。
第三，出行前，陪护人一定要跟患者提前沟通，商量好遇到突发事件的应对方式，尤其是一定要坐飞机的话，准备工作一定要做足。
比如，如果是父母陪患病的孩子出行，而且选择了坐飞机，那么父母应尽可能将出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引发孩子情绪波动的事件罗列出来，与孩子仔细沟通对策，强调遇到难题时应该保持理性和尽可能稳定情绪，才能顺利达到目的地。
我们曾接诊过一位被诊断为双相障碍的患者小超，他们的居住地离广州较远，每次前来我们机构进行心理干预都需要乘坐飞机。
小超因遭受过来自于外界的大量叠加性心理创伤，表现为严重的社交恐惧症，与人交流容易产生负性情绪，甚至有一定的暴力倾向。因此，小超的母亲每次出远门前都会与孩子进行交流，做好预防措施。
今年年初，小超及父母在国外度假，但随着国外疫情日渐严重，小超的情绪有所波动。小超的母亲决定带孩子回国，但长时间乘坐飞机、转机、途中感染风险等难题令她十分焦虑。
她向我求助，我便引导她一定要给小超打好“预防针”，包括分析国内外疫情情况、做好最坏状况的应对，保持积极心态，遇到突发事件不能冲动等等。
最后，小超一家整整花了48小时，终于回到了祖国接受隔离，并最终顺利解除隔离，在这期间小超的表现很好，情绪稳定，母亲非常欣慰。
（相关文章：归国还是留守? 一位双相障碍患者母亲的纠结与抉择！）
第四，若孩子服用药物后出现明显的副作用，出行前可以与精神科医生沟通，适当调整药物。
部分精神心理障碍患者服药后，会出现明显的副作用如手抖、流口水、反应迟钝等，这可能会引起旁人的注视或有色眼光，令患者感到不安、耻辱甚至愤怒。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症状，最好咨询大夫开具相关的药物或者降低药物服用的剂量，控制副作用，降低风险。
最后，希望大家面对这一类新闻事件时要理性看待，不要污名化“抑郁症”患者，更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抑郁症”。这并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甚至会加重患者病情，危及社会的安定。在日常生活中，抱着包容的心态，理性而有人文关怀地面对精神心理障碍患者，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文明程度。
当然，部分精神心理患者确实欠缺自我反省意识和能力，如果在冲突事件中他们的行为有所不当，大家也应理性指出，不能一味纵容，不能走“弱者有理”的极端。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加强自我反省，但绝对不要对他们辱骂、言语攻击，加剧矛盾！否则，最终受伤害的是我们整个社会，乃至于祸及我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