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宁愿不声不响地离去

(一)人生的转变

“沈从文,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多元化的背景成了他在首都以作家谋生的障碍,但同时又使他成为别具一格的作家。”“他比任何现代中国作家都更加注意文学的形式问题。……不少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沈从文作品——文学和科学专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独立人格、勇气和坚强性格的强烈要求。”这是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对沈从文的评价。

在许多人眼中,沈从文是以文学成就著称于世的。他从1924年首次发表文章,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即在报刊发表150多篇文章,文体涉及小说、散文、诗歌乃至独幕剧、短剧。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先后创作《边城》、《湘行漫记》、《龙朱》、《虎雏》等经典名著,成为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与此同时,作为大学教师、报社编辑,沈从文在教书育人以及文学评论等方面也是硕果累累,事业达到巅峰。1946年10月中旬,44岁的沈从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原来静静写文章的人现在“出风头”,“显然有些爱莫能同意”,对郭沫若“飞莫斯科”、丁玲“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写了文章还要请工人纠正”都不以为然,认为去了延安的何其芳等作家“是随政治跑的”,对文学不会有什么好的影响。那个时候的他,真是侃侃而谈,无所顾忌,强烈地保持着一位知识分子的独立个性。然而,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沈从文受到郭沫若等人的批判,北京大学教学楼前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沈从文迅速从巅峰跌到谷底,不知该如何是好。经历过一段痛苦的挣扎后,他决定完全放弃文学创作,“什么都不写,一定活得合理得多”。中国文坛从此失去一颗耀眼的文学明星,然而,一位重量级的文物学家、文化历史学者逐渐在苦难中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从故宫博物院的普通解说员开始,杂杂实实地进行文物、民间工艺品以及历史研究,以不懈的追求、科学的方法、常年的努力,掌握了文物研究的新途径,编撰了《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明锦》、《战国漆器》、《龙凤艺术》等著作,为中国文物研究做出贡献。沈从文曾致信徐盈,称:“新搞的一切,因为凡事从实物出发,从客观存在出发,再结合文献求证,方法较新,所得结论也新,主观还以为对于此后治文化史、艺术史、工艺史都必然有些新的启发。”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不仅在国内受到关注,而且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重视。尤其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沈从文进行了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编写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中国的一项空白。黄永玉评价:“《中国服装史》稿充满着灿烂的文采,严密的逻辑性,以及美学价值,从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明艺术的发展和历史趋势。”

沈从文到晚年时,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从文学家到文物学家和文化历史学者的转变,成为领域更宽的文化大家。不过,此时的沈从文对名利看得很淡。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沈从文最后的几年时间,“沈从文热”不断掀起,先在国外热了起来,然后又转内销,热到了国内,而且越来越热,荣誉与花环不断加在沈从文身上。对此,沈从文本人十分冷静,极力采取冷处理的态度,避开谈自己。

(二)“过于誉美,易增物忌”

晚年的沈从文更愿意静静地与世无争地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1981年7月30日,沈从文在给常风的信中谈到:“年来国外对我过去那份习作,似乎还感到兴趣,因此国内也开了点绿灯,容许有人开始'研究’我。……但是我却不抱任何不切现实的幻念空想,以为至多不过是起一些点缀作用,即点缀作用,时间也不会久,三几年后社会新的变化一来,一切就将成为'陈迹’的。”

同年10月5日,沈从文给龙海清回信,希望龙海清等人不要再写文章赞美他,认为海外的沈从文热“与其说是对个人表示欢迎热情,其实不如说是对中国表示好感为合理,因为在任何情形下,我总还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他对不同意见乃至别人对他的批评也表现出很大的宽容。1982年10月22日,他给刘一友写信,针对那些批评“沈从文热”的人说:“还是让他们骂,出出气好。”

当然,他也有自己客观的认识:“世界极大,在他权力内可以'为所欲为’(即或如此也不经久!),在中国以外,他却无可奈何。何况别人也并不是瞎吹瞎捧而存在的。”这也显示了他的自信。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留下来,所以临终前9天还阅读自己的《凤凰观景山》残稿,并表示:“这个可以发表,我要改好它。抄出来改。”

然而,外界对他不断加热的推崇乃至吹捧,他从内心里充满警惕。已饱经人世沧桑的他,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当年从鼎峰急速坠落的往事,不会忘记自己在重重压力下要自杀的经历,所以他在1981年写给凌宇的信中称:“过于誉美,易增物忌,虚名过实,必致灾星。”

1988年2月,凌宇撰写的《沈从文传》部分章节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紧接着,沈从文故乡凤凰县便要举办研究沈从文的学术讨论会,以扩大影响。这些在他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却成了沈从文的心病。当凤凰县闲章吴官林拜访沈从文时,病榻之上的沈从文一再表示:“不要为我花钱……几十年不写了,心里不安得很,……不要宣扬我。”

3月下旬,沈从文听说凌宇参与筹备国际性的沈从文研究学术讨论会后,赶紧催促夫人张兆和写信劝阻。4月18日,沈从文克服数年来病痛所带来的不便,勉强自己执笔,郑重写信劝阻凌宇,表示自己不喜欢“露面”,不喜欢“出名”,劝阻凌宇一定不要召开什么国际沈从文学术会议,“请放弃你的打算,自己做你的研究,不要糟蹋宝贵生命”。

四天后,沈从文还是不放心,再次给凌宇写信,说:“写几本书算什么了不起。”表达了不愿出名,最怕出名的心理,希望不要召开什么国际沈从文学术会议。他还对凌宇所写的传记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其实只是星星点点的临时凑合。由外人看来,很能传神,实在说来,还不能够从深处抓住我的弱点,还是从表面上贯串点滴材料,和我本人还有一点距离。”

(三)“不要宣传我”

1988年4月16日,沈从文留给世界最后的文字是一封书信,在这封写给在吉首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向成国的信中,沈从文再一次强调不愿出名的心愿。他说:

来信中所云“全国性活动”,弟以为值得考虑。弟搁笔业已经半世纪。其所以如此为人,实深知如此一来,即可免去无数麻烦,比较安全,不至于在不明不白为社会变动中,陷于困难,不知何以自保,亦免朋友为难。古人有云:“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又孔子云:“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弟今年已八十六,所得已多。宜秉古人见道之言,凡事以简单知足,免为他人笑料。不求有功,先求无过。过日子以简单为主,不希望非分所当,勉强他人为之代筹。举凡近于招摇之事,证“知足不辱”之戒,少参加或不参加为是。

先生所提之事,具见同乡好意,无如与弟平时旨趣甚远,心中多一负担。甚愿为弟设想,实增感谢。即此复颂安佳。

沈从文手迹

4月25日,友人来访,向沈从文介绍前一年中国派出四位作家代表访问瑞典文学院、并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谈的情况,告诉沈从文:“你被认为是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之一。”沈从文对此依然看得很淡,在这个时候吗,世界的任何热闹与喧哗似乎都无法打动他了。

5月7日,吉首大学中文系教师刘一向来访,临别时,沈从文再三叮嘱:“不要宣传我,要慎重……你看……现在我那一辈人只剩下我、俞平伯和冰心了,要提防有人枪打出头鸟。”

3天后的下午,沈从文在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突发,当天晚上8时30分在家中离世,享年86岁。作家、翻译家叶君健评价:“他最后不声不响地告别了这个世界。他的一生够平凡,但我在内心深处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值得永远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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