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汪子嵩先生

（91岁的汪子嵩先生）

让我的记忆回到2005年的夏天。那时候，我还是《纵横》杂志的编辑，满心希望多约一些“亲历、亲见、亲闻”的好稿子。这样，我就免不了经常与老先生们接触。

在一次西南联大校友的聚会中，我认识了汪子嵩先生，当时他已是满头银发，但脸庞红润，感觉身体很好。我向他约稿，他爽快地答应了，然后就寄来《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这是一篇有份量的稿子，但里面的内容似乎涉及到一些所谓“敏感”的问题。汪先生则在支持我的同时，明确自己的态度：“如果发表时要删改，那就不要发表好了。”他显然要说真话！这篇文章当然是原文发表了，而且反响很好，被转载且收入几本书中。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武生先生阅读这篇文章后，特地通过我的一位同事与汪先生联系，然后自己也写了一篇同类题材的文章。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产生了采访汪先生的念头，但是自己心头却有一道迈不过去的障碍。什么障碍呢？就是我自己一直有个观念：如果想采访一位学者，采访者必须能跟被采访者平等对话，应了解对方知识体系中的基本内容，这样才可以搭得上话，不至于与人家交流时啥都不懂。那么，汪子嵩先生是一位古希腊哲学史专家，我就应该对古希腊哲学有所了解，否则，怎么对谈呢？偏偏我总对古希腊哲学带有神秘感，越神秘就越觉得不好接近，很长时间竟一直隔阂。再加上其它杂事纷至沓来，采访汪先生的计划被一拖再拖。

去年11月份，我辞去出版社的工作，杂事少了，打算大干一场，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和研究。我给自己划定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己的历史研究，包括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的研究，然后扩及世界史并进行中外历史的对比研究；二是纪录片剧本的写作，从《中国通史》慢慢向其它纪录片延伸和扩展；第三方面就是口述历史的采访与写作。我在出版社干了十年的文史资料工作，深知口述历史的重要性。现在，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抢救一些珍贵的文史资料，尽快出版一些口述历史作品。即便有些口述史暂时无法出版，也要留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样想了，就暗下决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尽量克服。于是，在采访完周有光、姚奠中先生之后，我就想着该采访汪先生了。但此时我仍对古希腊哲学有所隔阂。该怎么办？我想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改变了思路，觉得可以一边采访汪先生，一边读他的著作，以此途径达到既了解汪先生又学习古希腊哲学的目的。然后，我就给汪先生寄了一本我写的《低学历的五大师》，并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的意思。隔几天以后，我即打电话给汪先生，他和他的女儿汪愉老师都欢迎我到他们家。于是，这本书的采写工作就从这时开始。

那是2013年1月的一天，阳光不错，客厅里很是明亮。我就坐在汪子嵩先生的对面，不时地问一些问题。老人笑着回答。当我提到古希腊哲学时，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把思想扩展得很广阔了。”汪先生回答：“是。思想是没限制的。哪里有限制呢？实际的东西，人总的有个限制，你不能离开这个东西。比方说，你不能离开你的身体。但是思想，你怎么限制？呵呵。”我记得回答这个问题后，老人张开了双臂描述宇宙之广阔，他深邃的目光亮亮的，似乎也回到遥远的古希腊时代。这是很有意思的采访。有那么几天的时间，我们就这么聊着，从民国初年的杭州聊到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然后时光流转，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大学，到了人民日报社，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最后我们仍然将思路探深到古希腊哲学当中……当然，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回忆是碎片式的，时间与空间甚至发生“乾坤大挪移”，这就需要与汪先生以前的文字资料互相印证，以保证内容的准确。

我也和汪愉老师做了一些交流。我说：“我曾经跟任继愈先生做过很短的谈话，他提到了汪先生。”汪愉老师就告诉我：“任先生在世时，每一年都来看我父亲。有时候，他们两人就这么坐着，很长时间都不说一句话。有一次，任先生对我说；'你爸是个好人，不整人。’”这句话让我想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大学哲学系，那时候，汪子嵩先生主持哲学系，他当时的思想显然与冯友兰等先生有很大的不同，他甚至要批判冯先生。但他的工作思路仍是就问题谈问题，而且尽量保护哲学系的老师，让他们发挥所长，出了很多成果。在他的主持下，也就有了1957年1月下旬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召开的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那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贺麟先生仍可以坚持“唯心论是有贡献的”这样的见解，而冯友兰先生也敢于提出“抽象继承法”，虽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驳，但整个座谈会“基本上还能做到平等讨论，允许被批判的一方自由申辩；能够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不随便扣政治帽子、无限上纲；会后除少数个别例外，一般没有因此而算政治账”。那次座谈会因此成为“那二三十年中难得的一次贯彻争鸣的讨论会”，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很好奇冯友兰先生对汪先生的态度。毕竟，汪先生虽然曾是冯先生的学生，但在建国后却也批判过冯先生的思想。他会不会觉得汪先生不好呢？对此，我起初是有所顾忌的，但很快就知道，汪先生桌子上那本关于冯友兰先生的新书，正是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寄来的。这件事当然能体现出冯与汪的关系。汪先生还谈到，在冯先生生前，他写关于冯先生的文章《海阔天空我自飞》，前面的内容冯先生都看过，而且都认同。这样，我就更加体会到任继愈先生那句话的真实性。也相信，汪先生在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诸先生心目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汪先生很有反省精神。比如说对殷海光的态度。在西南联大时，汪先生与殷海光住在同一个宿舍，但对殷很是反感。而殷海光后来到了台湾，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对蒋介石的专制统治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因而受到种种压制。汪先生重新看待殷海光，在认真阅读了殷的几本著作后，他认为自己过去对殷海光的看法实在是偏见。

还有一些事情，别人都不谈了，汪先生却愿意直面自己。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汪先生90寿辰开庆祝会时，汪先生主动说他当年有些事情做得不对，这令大家都感到意外。而这样的反省，只能让大家更尊重他。

在整个采写过程中，我感触最大的就是，汪先生的思想虽然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但他追求真理、真诚善良的品德从未发生变化。他也许因为时代的原因而有所局限，但他最终摆脱了那些束缚，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的有功之人，更在晚年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喜欢的古希腊史的研究与写作中，也达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界。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往事旧友 欲说还休》“后记”。2013年12月6日写于北京晴暖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