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森·加德尔斯 | 新“轴心时代”
新“轴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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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今天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最具广泛影响的思想，几乎都来自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和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学科的交叉领域。克雷格·文特尔、雷·库兹韦尔、詹姆斯·洛夫洛克、卡尔·雅斯贝斯、于尔根·哈贝马斯、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查尔斯·泰勒、尤瓦尔·赫拉利、彼得·斯劳特戴克等，这些深受世界关注的科学家、思想家们，奠定了当今及未来的思想走向。他们提出了极富见解的根源性问题，这些基础价值观层面的命题，在各个领域不断传播，意义既深且巨。作者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是博古睿研究院联合创始人、Noema杂志主编。他在本篇原文中以颇有深意、简单清晰的7个抽象宏观话题，将他们的观点汇纳贯通，向读者展示了经过35亿年或40亿年才走到今天的生物进化、两千年间东西方文明交流与冲突的历史，以及人类文明在多元文化共立并存的当下所面对的最具破坏性、影响最深远的转变等诸多论断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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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阅览全文。本文摘选自“睿的n次方”2020年11月11日的译文《新“轴心时代”》，英文原文发表在思想杂志Noema，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图源：Mario Hugo for Noema Magazine
■作为人类文明最具破坏性、影响最深远的转变，重新设计基因组和创造智能机器已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幻想，而是正在成为现实。
生命之气息与不朽的机器
跟据我们的认知，目前还没有什么能阻止人类的死亡，也没有哪个巧妙的算法可以对这种最初赋予生命以形式，然后又让它腐蚀和枯萎的神秘气息进行编程。正是在这一呼一吸之间，我们相爱、渴望，成为人类。
但是现在谁又能说，科学不应在痛苦来临时介入生死呢？为何不通过设计我们想要的基因组合，去干涉存在的彼端、新生命的加速、甚至更早之前的生命过程？为何不借助克隆或半机械人来追求纯洁和完美并达到永生？正如数据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所表明的，我们于众神间盗取了火把，那为什么不能盗取生命的密码呢？为何不将我们所知的一切传输给不朽的机器呢，尽管我们希望它们能为我们服务，但不确定最终它们不会成为我们的主人？
我们无法以令人信服的道德权威来回答这些问题，这正是当今时代的最大特点。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科学世界观与消费社会交织的自由民主无法以自己的方式为个人或人类尊严进行辩护。“健康”、“长寿”、“增强体验”或“拯救生命”是唯一的标准。如果这些是大多数人想要的，同时也是科学能够做到的，那有何不妥呢？对一些人而言，人类即将消失，只是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的一种怀旧的犹豫。
面对当下的转变之规模和范围，设置道德规范和伦理指南的怯懦努力似乎难担重任。例如，美国科学院认为，只有在没有医学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才能允许通过基因改造来排除遗传疾病。大多数负责任的科学家接受的规则是，应当禁止通过改变种系来将人工编辑的突变引入进化之中。
科学“复活”了宗教想象
迄今为止，哲学家和神学家告诉我们的是，科学没有关于存在的知识。它只能说我们是细胞的集合。一束神经，一个免疫系统，微生物世界的一个宿主。“存在”、“人”和“人的尊严”是源于宗教想象的概念。在伊斯兰教中，身体是上帝的信任。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中，人是上帝恩典的映射，是按照上帝之形象塑造的，因此人是不可侵犯的。
在东方，道教、儒教、佛教和神道教的余韵仍是文化基础，东方的存在是关系性的。它处于一个由自然和与他人的互动所构成的矩阵中，而这种矩阵决定了尊严与自主性。在日本，“人间”一词的意思是“人”，最初指“人与人之间”，源自儒家思想。在道教中，道德秩序指与宇宙保持一致的和谐，宇宙包容万物，没有高低贵贱、主观客观、文化和自然的区分。伦理不是起源于个人，而是来自人与人，人与自然——或更进一步讲，人与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之间。
目前若坚持西方的共鸣，诺贝尔奖得主、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认为，如果我们不再相信人与神圣之间存在这种联系，那么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就会跌落谷底，留下虚无主义与技术力量的致命结合体。正如哲学家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曾言简意赅地指出，“文化一旦失去了神圣感，就失去了一切意义。”
人文主义者认为，我们不再需要依靠这种单薄的信念来决定“何以为人”。反人文主义者已经摒弃了人类在宇宙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幻想。然而，大步迈向未来的各国社会可能会更多地从传统宗教中寻求道德和伦理指导，以在人工智能和基因组学的新时代竭力获取其突变的意义。
莱昂·卡斯（Leon Kass）曾于2001年至2005年间担任美国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他现在已经把目光转向圣经《创世纪》，试图从中寻找21世纪人类境遇的答案。在他的《智慧之源：读创世纪》一书中，他认为基因工程和克隆梦想是当代巴别塔式的无限傲慢，而根据圣经记载，巴别塔最终被上帝摧毁。
就连现代西方哲学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红衣主教若瑟·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成为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之前，哈贝马斯曾在一次与其谈话中问道，“现代民主政体是否必须从道德——尤其是宗教——中汲取其自身无法产生的东西。”他总结说，自由民主国家必须为宗教表达和宗教生活留出广阔的空间，尤其是在面对科学前沿问题时。
对哈贝马斯来说，自由、良心、人权和民主，这些西方文明的基准根植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直至今日，我们都没有其他选择，”他写到，“我们继续从这个源头汲取营养。其他一切都是后现代的空谈。”哈贝马斯认为，“不受约束的主体性”与“真正的绝对；即……所有生物的身体性都应受到无条件的尊重、其作为‘上帝的形象’的差异性也应受到无条件的认可”是冲突的。
天主教会不愿将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留给世俗哲学家，于是给其信徒们提供了指引。在1998年出版的《信仰与理性》一书中，教皇圣若望·保禄二世表达了天主教会的关切：
永远不要忘记，对存在的忽视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客观真理的脱节，进而导致与人类尊严的根基脱节。这反过来又可能将人类与上帝的相似之处从他们的面孔上抹去，从而逐渐把他们引向破坏性的权利欲或是无望的孤独之中。
问题
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没错，就是那个基辛格)对人工智能进行的敏锐的假设：“启蒙运动始于由新技术传播的哲学观点。我们的时代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个时代产生了一种潜在的主导技术，而这种技术正寻求能够指导它的哲学。”
包括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内，一些当代哲学家一直在寻找——将存在置于即将到来的时代——一种新的文化操作系统。斯劳特戴克称，在我们这个网络和基因谱图的时代，信息将人类和他们的工具捆绑在一起，将自然转化成为一个可操作的系统。这种“后形而上学”的状态不仅消除了主观的个人与“客观的精神”的分离，也化解了文化与自然的隔阂。
以下是他在2014年《新观点季刊》的一篇文章中的看法：
对灵魂与事物、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自由与技术的基本区分无法应对那些本质上就混合了精神与物质“成分”的实体。控制论作为智能机器的理论和实践，现代生物学作为对系统-环境-单位的研究，二者迫使旧的形而上学划分问题被重新提出。
在此，客观精神的概念变成了信息的原则。信息作为第三种价值进入思维和事物之间，思考和物体的两极之间，以及精神和物质之间。同所有文化创造的人工制品一样，智能机器最终也迫使人们承认了“精神”。思考或思想被注入物质之中，并保持在那里，等待被重新发现和进一步培养。因此，机器和技巧是客观化的记忆或思考。
这位德国哲学家表示，“这样一种概念的重建以及‘我’与‘世界’的组合已光彩不再，更不用说个人和社会之间陈旧的对立了。但最重要的是，自然和文化在形而上学上的区分消失了。原因是被区分的双方仅仅是信息及其处理过程的区域状态而已。”
对斯劳特戴克来说，这种信息生态赋予了人类一种与他人、与世界和与工具融合的新身份。人类不再是一个单独的身份。他将这种协同智能系统称为“属人的技术”。
神学家和科学家泰亚尔·德·夏尔丹（Teilhard de Chardin）看到了精神维度从这种人类和机器之间包含性的联系中浮现出来，并称此为“精神圈”。于他而言，一个连接全人类的全球交流机器之密度和强度将标志着进化迈出了新的一步，这将复兴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后和被分裂之前的起源统一。
可以肯定的是，科学发现的速度越快、范围越广，宗教和伦理的想象力就会被越多地激发。在《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一书中，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将现代人想象成技术娴熟、灵魂微小的巨人。“在这个身体里，膨胀得不成比例，”他写到，“灵魂仍是它本来的样子，它极其微小，无法充满身体，它过于柔弱，不能引导身体……这个膨胀的身体等待着灵魂的补充，而机械则需要神秘。”
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用更明确的语言表述了这一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永远无法摆脱对宗教自我认同的需要” ，1991年他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接受我的采访时说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适合去哪里，我为什么要负责，我的生命意味着什么，我将如何面对死亡？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宗教需求不能被理性主义咒语从文化中驱逐出去。”
科学发现揭示得越多，我们就更加意识到它无法回答伟大的存在主义问题。最后，我们不得不同意柯拉科夫斯基的结论:“人类不仅是靠理性活着。”存在不能被简化为数据或微生物构成。
不足为奇的是，当面临自发现火种以来人类文明的最大变革时，治理面对的最大挑战出现了。找到那个平衡点，最大限度地增强人类潜力，同时尊重自然、维护生活在社区中的个体作为人类的尊严和自主性，这是对灵魂守护者的一种召唤，其意义不亚于科学家探寻宇宙的物理起源或人类DNA的微小空隙。
正如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 Wolfgang von Goethe）在他的杰作《浮士德》中所说：“与你对等的是你所能理解的精神，而不是我！”与地灵相比，浮士德认为自己是一个贵族，而这句话由地灵轻蔑地说了出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大自然在蔑视人类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歌德传达了人类发现自身局限性的个人观点。
在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看来，这种对受限制的人类状况的描述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时代错误；其虚构性正在褪去。虽然赫拉利承认这些发展可能带来的危险，历史也曾警告我们超越自然极限会招致灾难，但他也看到了一个潜在的超越这种人文主义文学和宗教限制的未来。
“这些神话试图让人类相信，永远不会有什么比人类更好。如果你试图创造比自己更好的东西，就会弄巧成拙，以失败告终”，赫拉利说。但科学正在改变这一切，他总结到，“现在人类将要做一件自然选择从未能做到的事情，即创造无机生命——人工智能。如果你从40亿年地球生命的宇宙维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使是在人类历史短暂的5万年左右的时间内，我们也未曾像现在这样即将突破有机体的领域。”
对未来的想象
决定了我们今天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