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吐谷浑地望的错误定位和所谓“吐谷浑邦国”的虚构
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一）
阿顿·华多太
［摘要］有关青海省都兰县一带的古代墓葬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我国考古专业部门和专业人士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掘，研究结果均新定为吐蕃墓葬，国务院与青海省政府曾以“都兰吐蕃墓”名称正式发文。但在近几年里，青海省的一些地方史爱好者对此持不同观点，执意将其归为“吐谷浑墓”，并以此频发动舆论，对地方文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为澄清这一事实，从多角度进一步论证了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问题。
［关键词］都兰古墓；文化归属；吐蕃
198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县热水血渭（偕微）草原发现了吐蕃墓群，并对“都兰一号大墓”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个重大考古发现，被国家文物局学术委员会以“都兰吐蕃墓群”之名评选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ー。1999年7月至9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青海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该地区热水河南岸的4座大、中型墓葬开展发掘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考古研究成果，考古报告《都兰吐蕃墓》于2005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①。
至今，参与都兰吐蕃群考古研究的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隋唐考古专家齐东方教授、林梅村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古藏文专家王尧教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人骨鉴定专家朱泓教授、周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树轮研究专家王树芝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邵雪梅研究员，瑞土藏学家阿米・海勒，四川大学藏学研究专家霍巍教授以及青海考古所考古专家许新国等一大批国内外颇有威望的考古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吉林大学参与了研究。他们多管齐下，从历史、人骨DNA测定、古藏文、颜料、道符等专题对该墓葬群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攻关，产生了一系列力作。这些考证成果在国内外考古界引起强烈反响，其中对都兰古代墓葬的民族和文化归属已形成定论。大量史料可以证明，吐蕃自公元7世纪进入河陇、中亚，到9世纪晚期走向衰落，时间刚好两个世纪，唐朝以“汉魏诸戎所无也”②形容其强大。吐蕃对河陇、西域等地的统治虽然也有短暂的中断，但大部分时间是持续控制的，特别是在670年到780年，吐蕃比较稳定地控制着丝绸之路。在这个时期，包括都兰在内的柴达木
①青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著:《都兰吐蕃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3页。
②《新唐书・吐蕃传上》。
一带自然成为吐蕃王朝的属地，这些地区出土的举世罕见的大量珍贵文物，也验证了当时的历史面貌。然而，近些年青海省一些民间文化爱好者，却用以论代证的思维方式，将该地区墓葬文化归拟为吐谷浑文化，其中程起骏以“藏族不吃狗肉”（暗示不会殉葬狗）、“吐蕃的葬俗最早为野葬”、“墓穴土封口朝东”（暗示辽东方向）等简单的推理来引证都兰古墓不是吐蕃的。其《古老神秘的都兰》（2009年7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对都兰古问题的多处论述有待商榷。因此，为尽早澄清历史事实，还原都兰吐蕃古墓的实史与真相，笔者就《古老神秘的都兰》一书中有关对都兰古墓论说部分的虚实真伪，作逐一解答。
一、对吐谷浑地望的错误定位
1，从白兰出处分析
程起骏在书中言“四世纪初，即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从东北辽东半岛迁徙来的鲜卑族幕容部吐延可汗，在今都兰（指白兰）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富饶、文明的汗国”。可是，在真实的史料当中，白兰是在当今的都兰吗？
白兰，是语记音，源自“བ་གླང”（巴郎）一词，是黄牛的意思，巴郎也可缩写为郎。《魏书・西戎传》记载；“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芘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后来在其他史书中，此处所称的黄牛羌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白兰或者白狼。可见在汉文史书里，早期把这个名字意译为黄牛羌，随后又将其音译为白兰或者白狼。
按照藏文史料的记载，巴郎和苏毗是相辅相附的部落，苯教史书《ཉེར་སྣང》把象雄三部中的郭哇部称之为“སུམ་པ་གླང་གི་གྱིམ་ཤོད＂①（苏毗黄牛部之藩篱），苏毗与巴郎的关系可见一斑。其他藏文文献中也有“ཉང་ཡུལ་རྣམ་གསུམ་ན། ཉང་བཙུན་གླང་རྒྱལ།（娘域三部之地，有宁曾黄牛王）和“མྱེག་ལེ་ནི་གླང་མར་ནས།”③（纽列的黄牛下部之地）这样的记载，说明“黄牛（巴郎）国”很早就存在。《朗氏家族史》中多处记载有གླང་རི（黄牛山）、གླང་ཐང（黄牛川）等等与郎有关的地名，如今丹巴县境内还有བ་གླང་རི（黄牛山）这样的地名。这些地域大都在甘孜州和果洛州一带，这也是历史上白兰或者白狼曾在此活动的一个印记。
藏族民间传说中，多有“སུམ་པ་བ་གླང”（苏毗黄牛）这样的口传历史，现今西藏的森巴（苏毗）部落家族依然保留着不吃黄牛肉的习俗，在他们的《祭神祝词》中赫然把黄牛敬为神灵，实际上延续了古代苏毗部落对黄牛的图腾崇拜历史。由于苏毗与巴郎（黄牛）部落相属或者相邻的原因，在敦煌吐蕃文献中又称苏毗为“མཛོ་སུམ་པ”（犏牛苏毗），只要有黄牛才会有犏牛，所以这个可能是苏毗一大特征。如今果洛玛多、环青海湖地区的巴那亥部落还保持着将牦牛鞍称之为གླང་སྒ(黄牛鞍）的习俗，这种现象与西藏其他各部称其为གཡག་སྒ（牦牛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于གླང་།，藏文古籍中还有“ཁྲ་མིག་གླང”（花眼黄牛）的说法，笔者认为这个名称是格萨尔中“ཁྲ་མོ་གླིང་།”的直接来源，先有“གླང”而后有“གླིང”，后者是从前者演变而来的一个地名。另外，如今被称为格萨尔发祥地的果洛、甘孜等地的歌舞盛行的传统，与汉文史书里白狼国歌曲发达的共同特征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格萨尔王传》中（岭）的地域在今青海果洛、玉树及四川阿坝和甘孜一带，这也与近来有专家认为格萨尔的岭国在白兰之地的推理相吻合。
根据《藏族史齐乐明镜》记载:“གླིང（朗）的后裔བ་གླང་བོང་བུ（黄牛部和驴子部）在此地（指玛尔曲流域一一引者注）”④，说明黄牛部源自知（朗）的一个属部，在四川西北一带。另外，在《朗氏家族史》中
①南卡诺布；:《藏族远古史》［M］，成就:四川民族出版杜，19年，第72页
②巴卧・粗拉陈瓦（དཔའ་བོ་གཙུག་ལག་ཕྲེང་བ།）:《贤者喜宴》（ཆོས་འབྱུང་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སྟོན།）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③王尧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M］，西宁:青海民族学院印，1979年，第6页。
④毛尔盖・桑木旦；《藏族史齐乐明镜》，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12页。
也有“གླང་གླིང་ཁ་ལ་ཕྱིན”（郎部落抵达朗地）这样的记载，也说明了གླིང་（朗）与གླང（郎）之间的关系。
这个“གླིང”字作为地名，也曾在敦煌藏文文献中出现数次，如“གླིང་རིངས་ཚལ།”“གླིང་ཀར་ཚལ།”“གླིང་གི་འོལ་བྱག”“ངང་མོ་གླིང”等等，说明它是个古老的名称。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境内的“གླིང་བ་སང”（朗巴桑家族），若尔盖十姓当中的“གླིང་པ”＂（朗巴家族）等等与其有关的地名，①都可谓是古白兰在此地的历史遗存。
在藏文史书中，被归为བེ་རི（白利）的一个属部，据《汉藏史集》记载:白利部落分“མདོ་དང་གླིང་པ་གཉིས།”（朵和朗巴），其中的“朗巴”就是朗地人的意思。嘉绒地区十八部落中的“མདོ་གླིང”（朵朗），据说是白利王的后裔。《娘氏宗教源流》中记载:“多麦南部为白利之地”③，多麦南部是指青海南部及四川阿坝州一带，与前者相同。
另据《萨迦世系史》记载:萨迦班智达受阔端王之邀，代表西藏各部向蒙古投诚时说道:我领白利去臣服，由其威望，上阿里、卫藏皆也臣服④。从此可以看出，吐蕃王朝崩溃之后，白利可谓是青藏高原个很有影响力的部落。元朝曾封萨連班智达侄恰那多吉等萨連嫡系为“白兰王”，笔者认为这个称呼源于白利地区为巴郎（白兰）部落属地的原因。据《德格寺录》记载:之后，一萨迦王室成员到此（白利），与“གླིང”建立了宗主关系，不久，该地上部由格加统治，下部有白利统治。③因此，在很多藏文史料中提到的“白利加保＂（白利王），其实是这一时期汉文史书中的白兰王。
白利与白狼的姓氏归属，据《原氏族谱》（རུས་མཛོད་མེ་ཏོག་སྐྱེད་ཚལ།）记载:“སྔོན་ཁམས་པེ་རི་རྒྱལ་པོ་ཞེས་པ་ཁམས་ཀྱི་རྒྱལ་བོ་ཆེན་པོ་དེའི་གདུང་རིགས་ནི། ལྷ་ལྡོང་དཀར་པོའི་རྒྱུད་པ་དངོས་དེ་ཡིན་ལ།”［原康地的白利大王是ལྡོང（党项）之嫡传后裔］，与《北史》中白兰“党项羌……，皆自称弥猴种”的记载同，这也是白利与白狼同源的一个证据。在甘南等地的藏语方言中，黄牛又被称之为“བ་ལི（巴勒），对此毛尔盖・桑木旦大师在《藏族史齐乐明镜》中称:玛尔曲河下部为巴勒属地，⑥玛尔曲河下部是今四川阿坝州西北及果洛州东部一带。
由此，我们可以推出，汉文白兰羌源于藏文史书里的བ་གླང（黄牛部），白兰是一个古老的部落或邦国，广义上属于གླིང的范畴。白兰在当今果洛北部，包括四川阿坝、甘孜两州西部和青海海南州南部等地。
在汉文史书中，白兰最早见于《华阳国志・蜀志》之江山郡条:“汶山郡…有六夷、羌胡、羌虏、自兰峒九种之戎”。而白狼一名始见于《后汉书・莋都夷传》，其文日:“自汶山以西，白狼、第木、唐茨等百余国……”。二者中可发现白狼与白兰早期活动地域在汶山以西一带，大致相同。除此之外，如《宋书》《隋书》《通典》当中对白兰地域的记载与白狼基本相同。
关于白狼和白兰的族属，《北史》和《隋书》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称猕猴种。”《旧唐书・党项传》载:“又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及白狗、春桑、白兰等羌。”《新唐书・党项传》载“又有白兰羌，吐蕃谓之丁零，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笔者认为此处的“丁零”是藏语“”གླིང（朗）的古代读音，即“གི་ལང”，而不是指北方古代民族丁零。宋人郑樵《通志》之《四夷二・党项》中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兰，皆自称猕猴种。”这些记载说明白狼、白兰二者不仅属于一个群落，而且是藏族原氏之党项（ལྡོང）的一分支。还有在白狼献诗三章中，记录有白狼人知其自称为“偻让”⑦，而“偻让”与“གླིང་རོང”（朗戎）的发音类似，这些都可以引证白兰（巴郎）来源于“གླིང”（朗）的
①毛尔盖·桑木旦:《藏族史齐乐明镜》，第260页。
②达仓・班觉桑布（དཔལ་འབྱོར་བཟང་པོ）:《汉藏史集》（རྒྱ་བོད་ཡིག་ཚང་ཆེན་མོ)［M］，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4页。
③娘・尼玛韦色（ཉང་ཉི་མ་འོད་ཟེར།）:《娘氏宗教源流》（ཆོས་འབྱུང་མེ་ཏོག་སྙིང་བོ་སྦྲང་རྩིའི་བཅུད།）［M］，拉萨:西藏文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7页
④阿旺贡嘎索南（ངག་དབང་ཀུ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萨迦世系史）（ས་སྐྱའི་གདུང་རབས་ངོ་མཚར་བང་མཛོད།)，[M]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37页
⑤楚臣仁饮（ཞུས་ཆེན་ཚུལ་ཁྲིམས་རིན་ཆེན།）:《德格寺录》（སྡེ་དགེ་དགོན་ཆེན་གྱི་དཀར་ཆགས།）[M]，第214页
⑥毛尔盖・桑木旦:《族史齐乐明镜》，第203页。
⑦《白狼歌》，截《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东观汉记・笮都夷》）。
史实。另外，据藏学家格勒博士对比研究，发现藏语和白狼语之间同音同义词有“盐、父、不、见、来木、人、合、看、我、户、多、肉、飞、长、处、出、心、食、山、家”等22个。①
白狼与白兰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在东靠近内陆而兼务农，后者在西务纯牧业，是一个进行着两种生产方式的同一群落。因此，汉语中的白狼有可能是对白兰的一种蔑称，或者是对同一名称的不同记音。
据汉文史料，西秦、北魏、宋等国多次与吐谷浑战，而吐谷浑每次兵败大都逃回白兰。史书中吐谷浑“犹未敢离白兰之险也”、“退保白兰山”、“（白兰）地既险远，又土俗儒弱，易控御险”、“速保白兰”、“适保白兰”、“必走保白兰山”、“奔白兰”等等这些记载，足以说明白兰是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地方，这与洗水以西及阿坝、甘孜、果洛北部一带的地形非常吻合。与之相比，都兰一带的地形，则恰恰相反。
已故史学家李文实先生曾在其著作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近年有人根据吴景数和日本人佐藤长等人之说，以为今布尔汗布达山下的巴降，即为当年的白兰国所在，依人作嫁，反自以为是新说。”李先生进而批评此种做法“仰人鼻息，以讹传讹，则既无味，且败坏学风”。②然而，程起骏执意将白兰和巴隆嫁接在起，说什么“巴隆、白兰双声音（b/b），而近似叠音（lan/long），可视为一音之传”。其实巴隆一词是藏语巴戎（སྦ
་རོང）的记音，都兰县班禅香日德寺历任堪布中就有སྦ་རོང་མཁན་པོ（巴隆堪布）这样的人物。②藏语中སྦ（巴）是藤木的意思，རོང（戎）ལུང（降）同样是沟的意思，藤木沟一名反映该地生长野生枸杞、柽柳等植物的环境。
总之，从以上汉藏两种史料的角度分析，白兰正好居于今四川北部及果洛州北部地带之间。由此可见，历史上的白兰，并不在当今的都兰一带。
2、从吐谷浑封号角度分析
吐谷浑从辽东西迁到青藏高原，在古代那种环境之下，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起初在今内蒙草原定居多年，然后到枹罕（今甘肃临夏地区），逐渐成为一部分羌人部落的首领。之后，其势力逐步扩展到青海南部一带，最后，在隋末唐初迁至青海湖一带活动。在这期间，中原不同朝代为巩固自己的利益对吐谷浑给予了一系列封号。而今看来，这些历朝历代对吐谷浑的封号，可谓是显示每个时段吐谷浑活动范围最直接最客观的证据。
吐谷浑死，吐延立；吐延死，叶延立，以吐谷浑为族名、国号，自号车骑将军；叶延死，碎奚立；碎奚死视连立，封为白兰王；视连死，视罴立，封镇西大将军、安州牧、白兰王；视罴死，乌纥提立；乌纥提死，树洛干立，自称大都督、赤水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树洛干死，阿射立，自号骠骑将军、沙州刺史，封西王、浇河公；阿射死，幕瓚立，封为陇西公、大将军、西秦王、院西王；幕瓚死，幕利延立，封为陇西王、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西平王，后封为河南王；幕利延死，抢寅立，封爵号河南王、漒川候、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平王；抬寅死，度易侯立，秦、河二州刺史；度易侯死，伏连筹立，为镇西将军，领护西戎中郎将、西海郡开国公、吐谷浑王；伏连筹死，夸昌立，始自号可汗；夸吕卒，世伏立，隋扶伏允为主；伏允死，唐扶顺为主，封西平郡王；顺死，诺曷体立，封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后以弘化公主妻，加封青海王；诺曷卒，忠關；忠卒，宣超嗣，授宜超左豹韬卫员外大将军，袭父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宣超卒子曦皓；曦皓卒，子兆嗣；卒，“其封袭遂绝”。
从各朝的封号分析，吐谷浑主要经过了白兰王一陇西王（公）一河南王一西平郡王一青海王这样个册封过程。白兰的位置如上所述，不再赞述了。陇西是指今六盘山以西一带。而吐谷浑最普遍的称呼“河南国”在《梁书诸夷传》和《南史夷貃传》中明确记载:“其地则在张掖之南，西之西，在河（黄河）之南，故以为名”。显然，与都兰一带相距甚远。
其余的封号中，“河源”和“沙洲”、“西平”、“安州”等地名较为显眼，但是，河源在今西宁市一带，沙洲
①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第354-355页。
②李文实:《西古地与羌文化》［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③《九世班洛桑却吉尼玛文集》（པཎ་ཆེན་སྐུ་ཕྲེང་དགུ་བ་བློ་བཟང་ཆོས་ཀྱི་ཉི་མའི་གཞུང་འབུམ།）第1卷，扎什伦布寺印，第135页。
今海南州贵南县境，安州在今四川剑阁县普安镇一带，没有一处与当今的都兰临近。另外，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诗歌《从军行》中更有“前军夜战洗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这样的诗句，很清楚地表明了吐谷浑的活动区域一一洮河北。
从另一角度分析，以上封号也显示了吐谷浑的活动轨迹，即从叶延到树洛干之间在洮水流域及西甘南一带，从树洛干到伏连筹之间在今四川北部和青海果洛州北部一带，夸昌到诺曷钵之间在青海湖地区。这些地区均与都兰以及香日徳一带相距甚远。
所以，程起骏“吐谷浑22位国王中，至少有十几位葬在（都兰）热水及其周边的香日德、夏日哈、沟里地区”的断言不知从何而来？依据为何？
3，从《宋云行记》的分析
据《宋云行记》记载: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皇魏关防正在于此。赤岭者不生草木，因以为名。其山有鸟鼠同穴，异种共类，鸟雄鼠雌，共为阴阳，即所谓鸟鼠同穴。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土（吐）谷浑国。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唯土谷浑城左右暖于处。
针对如此明了的记载，程起骏却无视“赤岭者不生草木”的特点，错将“赤岭”归为日月山，实在太荒唐了。因为日月山当下都显得郁郁葱葱，更不用说古代。
我国树轮专家王树芝先生提到“从古木粗度可以推测，当时的柴达木盆地尤其是都兰分布着大片的祁连圆柏森林，这些森林起着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和调节气候的作用，该地是一个水草丰美，适宜生活的地方”①。从都兰古墓出土的木材和如今残存的柏木及绿洲分析，至少在唐代之前都兰地区尚未被沙漠戈壁化，必然是一个植被茂盛的地方。况且，风景秀丽的地貌才会成为古人的基地。青海省考古所所藏的都兰热水北岸一处墓地出土的一块古藏文石碑中以“ཡང་དག་གནསུ”（圣地）来形容基葬的地方，毫无疑问，此地当时必定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在吐落时期，具有红色岩石特征的“བྲག་དམག”（赤色岩山）是赞普驻扎牙帐选址的一个标准，是举行重大仪式选择风水的一个客观条件。而在都兰热水基葬之地，恰好还有一座被称为“རྫ་དམར”（红山）的山，这地方在吐蕃时期，必然是一处风水宝地。
可见，都兰地区的古代环境与当下的荒漠戈壁判若两地，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程起骏避而不谈那个时期都兰一带尚未沙化的自然环境，将“渡流沙”归为如今察罕乌苏与香日德之间的铁奎流沙，将古代“鸟鼠同穴”的生态环境归为当下自己亲历过的一处自然环境。以当下的流沙分布状况来论说千年之前的自然环境，只能说明其思维方式太过简单。
再从“即国之西疆也”＂这句话分析，当时北魏以今山西省为中心，其西疆为今甘肃等地。据《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记载，“甘谷岭有鸟鼠同穴，或在岭，或在平地”，因此，当时的甘谷岭才具备宋云所记“赤岭”那样的环境，更不用说离该地相距不远的地方至今还有“鸟鼠山”这样的地名。因此，把“赤岭”归为甘肃境内的甘谷岭，把“流沙”归为青海贵南县境内的木格塘（沙洲），再切合不过。
除此之外，我们假设宋云行记中“赤岭”就是日月山，那么宋云西行必然会经过青海湖，自然会提及青海湖，但是却没有，难道说在古人眼里方圆近千里的鲜海（青海潮）比一处“流沙”还不值一提？这一点很难说的过去。
4、从几个主要地名分析
莫何川、伏罗川及伏俟城三个地名是吐谷浑迁徙定居的三个主要坐标，对研究确定吐谷浑地望至关重要。从树洛干奔莫何川，拾寅始居伏罗川，夸吕居伏俟城分析，莫何川是吐谷浑接近白兰的地方，伏罗川是居住白兰的地方，而伏俟城是离开白兰的地方。
关于莫何川的位置，史书记载:（白兰）其国虽随水草，大抵治莫何川。这说明莫何川在白兰边沿
①王树芝、赵秀海；《用树轮年代方法评估吐蕃时期人类对森林的破坏》［J］，《西北林业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55页。
带，史学专家基本公认为是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木格塘，藏语“མུ་གེ”（本格）是饥荒的意思，木格是莫何的不同记音。相传此地发生过大饥荒而得名“饥荒川”。《唐书・吐蕃传》也记载: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籍。说明青藏高原也曾发生过这样的饥荒。
类似莫何的地名也在敦煌藏文文献中出现两次，分别是在678年和680年吐蕃举行议会的地方，即为སྤྲུགས་ཀྱི་མུར་གས་སུ་བསྡུས།①，意思是：在扎合之木格（莫何）地方举行（议会），笔者认为“མུ་གེ”和“མུར་གས”藏文的不同写法，这样的写法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屡见不鲜，况且该两条记载中的赞年（བཙན་སྙ）是吐当时驻守青海的一员将领，而青海湖南的“木格塘”（མུ་གེ་ཐང）刚好在其中心地域。
关于伏罗川的位置，从“盖与白兰山相近”和“始居伏罗川，犹未敢离白兰之险也”以及“西宁卫西南”这些史料分析，必定在白兰山的天然屏障之内。另据《唐史・吐谷浑传》记载:贞观九年“…达于柏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所出焉，至破逻贞谷，伏允子顺来降”，破逻贞与伏罗川发音同，而且由“从北望积石山，观河源所出焉”这段话分析，伏罗川指在阿尼玛卿山（大积石山）南麓一带，即今青海果洛州中南部。
根据王力先生所著《汉语语音史》分析，“伏罗”在隋朝时的发音是 biok la，这个地名正好与敦煌藏文文献中出现的两处举行议会地的名称“འབྲོ”发音近似，“འབྲོ”在古代的读音“འབོ་ར”与伏罗如出一撤。该地名一处为川名“འབྲོ་ལྖིའུ་།”，而一处为城名:“（འ）བྲོ་ལེན་ཆར་མཁར”，与伏罗川有城廓的记载相符。②两处议会于725年和728年由大臣བློན་ཁྲི་གཟིགས་གནང་ཁོང（赤希囊康）主持，此人是8世纪初在（多麦）青海一带的议会组织者之一。
关于伏俟城的位置，史书记载比较明确，为青海湖西南15里处，即今共和县石乃亥铁ト加（མཐེབ་རྒྱ）古城。铁ト加在敲语里是“拇指印”的意思，相传该城的轮廓像拇指的印纹一般，因此而得名。
伏俟城这个地名也与敦煌古藏文史书记载的两次举行议会的城名“འསི་གར”相对应，分别在717年和727年，727年“མདོ་སྨད་ཀྱི་དགུན་འདུན་འརྱམ(རྒྱམ)འསི་གར་(མཁར་)དུ་བློན་ཁྲི་གཟིགས་གནང་ཁོང་གིས་བསྡུས”③（多麦之冬季议会于兰斯城，由大臣赤希囊康组织召开）。འསི་（མཁར）与伏俟（城）二字发音很近，而且青海湖一带是当时吐蕃在多麦地区的一个战略要地，在此地举行议会是很自然的事。
从上述三个地名出处可以得出结论，吐谷浑历史主要历经了树洛干率部数千家奔莫何川，抬寅始居伏罗川以及夸吕居伏俟城这样一个变迁。其活动中心只是在莫何川一伏罗川一伏俟城三者之间，与青海湖以西四百里的都兰及香日德一带相距甚远。
另外，吐谷浑国其他几个重要地名也折射出其活动的重要位置。一是吐谷浑四皮之一屈真川的位置。根据《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记载:“屈真川有盐池，甘谷岭北有雀鼠同穴。”屈真川在前而甘谷岭在后，说明了两处的连贯性，所以，屈真川不是指青海茶卡盐湖，而是宁夏银南之盐池，也称盐州，因天然盐湖众多而得名，这与吐谷浑被封为“西秦王”、“陇西王”等位置相符。二是刺杀吐延的羌聪是在昂城，今四川阿坝地区。三是辅佐叶延的功臣羌酋钟恶是在漒川，在今甘肃舟曲县西北地区。四是吐谷浑在益州立九层佛寺，益州在四川汉中盆地一带。五是北魏和宋等国与吐谷浑征战的战场多发生在凉州、州、河州、江勤川和尧杆川以及度周川等地，基本上都是在当今的陇西陇南等地区。
综上所述，吐谷浑的主要活动范围早、中期是在洮水流域至阿尼玛卿山南北之间，晚期迁徒至环青海湖一带，但其活动中心一直是在洮水以西一带，确如《新唐书》记载的“甘松山在洮水之西，吐谷浑居山之阳”。
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吐谷浑最大的活动范围，莫过于445年攻打于闻的那次。但是，那次吐谷浑不是以扩张为目的去攻打于间，而是在受北魏追杀，走投无路时背水一战的结果，其对于闻的占领是暂时
①王尧辋:《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第5页。
②同上，第17页。
③同上，第15页。
的。《魏书・吐谷浑传》记载“七年，遂还旧土”，此地的“七年”指的是太平真君七年（446），可见，吐谷浑人攻打于阗加之往返的时间也不过一年左右。
然而，程起骏夸大其词，有意去“七年，遂还旧土”的史实，将这一时期吐谷浑最大活动范围，作为其自始至终的版图，提出什么“自从幕利延攻打于阅之后，吐谷浑疆土西进千里”这样有悖于历史实际的论说。
笔者推理所得出的结论，真如李文实先生指出的，吐谷浑“并非真正长期统一的国家。其政治中心早期在洮河流域，中期在河南，后期在青海湖周围。经过近代国内外有关专家的研究与考察，上述情况已明确一致”。
二、对所谓“吐谷浑邦国”的虚构
程起驶在其书中说:＂663年吐灭吐谷浑之后，又很快扶持了一个其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国内外专家都认为，邦国的王城为香日德。”事实上，在汉藏文史料里清楚表明，吐蕃吞并吐谷浑之后，根本没有存在过什么吐谷浑邦国，更不用说什么都城。
汉文史料显示，吐谷浑被吐蕃所灭，“吐谷浑可汗诺曷体携公主及数千帐走投凉州”。唐史对吐谷浑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历史记载就此终结。对吐谷浑历史多有记载的中原各朝廷，乃至宋元明清，从未记有吐蕃统治下“吐谷浑邦国”的历史，这是不争的事实。
吐谷浑灭亡之后，如果又存在形成属国的理由的话，这个国主应该是唐朝，而不是吐蕃。可是唐朝向吐谷浑末代王诺曷体只给了一个刺史官桁，自此，其后裔世袭从之前的“立”变为“嗣”，其部众随着吐蕃攻打到灵州，又往东迁移到期方一带，其名称也从吐谷浑变为”退浑”，所谓的邦国何从谈起？
在藏文史书里，吐蕃也从未扶持过什么吐谷浑国，没有立过什么吐谷浑王，程起驶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盲日地将别人的错误论述当作自己的理论依据，把藏文史料中的“འ་ཞ་རྗེ”（阿夏部落首领）引申为吐谷浑王，将阿夏部落归为吐谷浑邦国，将阿夏在吐蕃内部乃至敦煌一带活动的所有史料归为吐谷浑的记载，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历史性的玩笑。阿夏急么可能是吐谷浑呢？请看：
其一，大量史料记载，（阿夏）源自族历史初期的六大或四大氏族部落之一，文早期史料如《原始六氏族》（མིའུ་གདུང་དྲུག）中有“འ་ཞ་ནས་སྒ་རིགས།”（阿夏嘎姓）对记载，在《禳解内经》（གཏོ་ཕུག）中有“མི་ནི་སེང་སྒ་འ་ཞ”（阿夏为桑嘎氏），《原氏族谱》中有:“འ་ཞ་ནས་སྒ་བྱུང་།”（阿夏生嘎姓）和“ལྡོང་ལ་རུས་ཆེན་བཅོ་བརྒྱད་གྲོལ། སེང་རྒྱལ་འ་ཞ་བུ་དགུ་གྲོལ།”（董氏分解为十八部，桑加阿夏分解为九子）等等这样的记载。在藏文史书中，这个嘎姓的来源又被记为“དམུ་ཚ་སྒ”（幕氏系嘎）和“སེ་འ་ཞ།”（赛氏阿夏），说明了阿夏部落产生于族原始四大氏族中的དམུ（幕）氏或者སེ（赛）氏，显然，这些古籍均一致将阿夏归为藏族自己的早期氏族部落之一。
其二，《སྲིད་པ་རྒྱུད་ཀྱི་ཁ་བྱང་།》《བསྟན་པའི་རྣམ་བཤད་དར་རྒྱས་གསལ་བའི་སྒྲོན་མེ།》《མདོ་གཟེར་མིག》《གཤེན་རབ་བཀའ་ཆེན་པོའི་དཀར་ཆགས།》《གཡང་དྲུང་བོན་གྱི་བཀའ་འགྱུར་དཀར་ཆག》①《ལེགས་བཤད་རིན་པོ་ཆེའི་གཏེར་མཛོད།》②这些早期史料均记载苯教创始人辛绕米沃切到阿夏等地传法的历史，这说明“阿夏＂这个部落或邦国概念那个时期就存在，所以，认为藏语“འ་ཞ”（阿夏）一名源自吐谷浑九代王“阿豺”一名的说法只是个脱了节的推理。那么从辛绕米沃切生卒年代考证，此时最晚也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这个时期不要说吐谷浑，甚至有没有鲜卑这名称也很难说。
其三，在《ལྡེའུ་ཆོས་འབྱུང་།》③《མཁས་པ་ལྡེའུ་རྒྱ་བོད་ཆོས་འབྱུང་།》《ཆོས་འབྱུང་མེ་ཏོག་སྙིང་པོ་སྦྲང་རྩིའི་བཅུད།》《ཟུར་མཁར་བའི་ཤེས་བྱ་ཁོག་འབབ།》④
①复吾李加（ཤ་བོ་ཀླུ་རྒྱལ）:《从文献考藏语“འ་ཞ”与吐谷浑的族源问题一一兼论月氏的关系）（འ་ཞའི་རིགས་རྒྱུད་ལ་དཔྱད་པ།）［J］，《中国藏学》（藏文版）2010年第3期，第70页。
②夏杂・扎西坚赞（ཤར་རྫ་བཀྲ་ཤིས་རྒྱལ་མཚན།）《西藏本教源流》（《ལེགས་བཤད་རིན་ཆེན་གཏེར་མཛོད།》）［M］.民族出社，1985年，第61页。
③弟吾贤者（ལྡེའུ་ཇོ་སྲས）:《弟吾教法史》（ལྡེའུ་ཆོས་འབྱུང་།）［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
④夏吾李加:《从文献考藏语“འ་ཞ”与吐谷浑的款源问题一一兼论月氏的关系），第74页。
《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སྟོན།》①等史书中记载，吐蕃赞普止贡赞普时期，阿夏地盛行苯教，吐蕃曾邀请阿夏法师举行苯教仪式。根据推断，止贡赞普时期最晚也在公元前1世纪之前，这比吐谷浑在青藏高原的历史真正早了近四个多世纪。
其四，有些藏文史料中，吐蕃早期称阿夏为“འ་ཞ་རྒྱལ་ཕྲན”（阿夏邦国），据《བསྟན་པའི་རྣམ་བཤད་དར་རྒྱས་གསལ་པའི་མེ་ལུང་།》中记载:“འ་ཞ་སྤྱན་དྲངས་ནེའུ་ཆུང་བདུད་ཀྱི་ཡུལ་ནས་དྲངས།”②（请阿夏从小尼乌妖魔之地）。而这个“ནེའུ”（尼乌)与吐蕃之前十ニ邦国首领之一的名字同，记载如“ཡུལ་མཆིམས་ཡུལ་གྱི་དགུའ་ཡུལ་ན། རའཇེ་མཆིམས་རྗེའི་ནེའུ།”③（在饮氏之九地，饮王为尼乌），这说明阿夏早在十二邦国时期就存在。据《贤者喜宴》④和《弟吾教法史》记载:早在吐蕃赞普达日聂塞（སྟག་རི་གཉན་གཟིགས）时期，吐蕃曾把象雄、阿夏、达布等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这比吐蕃最初攻占吐谷浑的历史早了二百余年。
其五，《贤者喜宴》和《西藏王臣记》记载，在赞普贡日贡赞时期（633-650）吐蕃又迎娶过一位阿夏公主，即འ་ཞ་བཟའ་མང་མོ་རྗེ（阿夏王后芒姆杰）。另据敦煌藏文史书记载，及至牛年（公元689年），吐蕃曾将公主墀邦（ཁྲི་པངས）下嫁给阿夏首领，这两个记载和唐史中吐谷浑与吐蕃联姻的时间一一唐贞观九年（635）差别很大。另外，藏文史书明确记载，历代赞普迎娶的吐蕃本部之外的王后王妃中，被认为外族的只有文成公主、赤尊公主和金城公主，阿夏王后显然不在其列。
其六，在《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红史》《雅隆法源史》和《汉藏史集》以及《青史》等藏文史料中，吐谷浑被记为“ཐུ་ལུ་ཧུན།”，而从未称之为“འ་ཞ”（阿夏）。尤其在《红史》中有“ཐུ་ལུ་ཧུན་ནི་ཧོར་སེར་ཡིན།”⑦（吐谷浑是黄霍尔）如此明了的记载，而黄霍尔正是藏语中对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的称谓。藏族先民不可能将一个从辽东迁来的吐谷浑人称之为自己的始祖，这是最起码的道理。
其七，《贤者喜宴》将阿夏的最初地域归于天竺与波斯之界（རྒྱ་གར་ཡུལ་དང་སྟག་གཟིག་མཚམས），而不是在辽东一带。⑧由于འ་ཞ་སྒ་རིགས（阿夏嘎姓）中的“སྒ”的地域在藏文史料中有“སྒ་ནི་ཤིང་ཁམས་ལུག་ལ་བླ”（嘎在林区羊图腾这样的记载，说明阿夏地最初在青藏高原南部的多森林地区，与四川西藏的“སྒ་ཁོག”一地名相符。另外在敦煌文文献中，对“འ་ཞ་ཡུལ།（阿夏）和“མདོ་སྨད”（指青海省除玉树之外的地区，和甘肃甘南州及四川阿坝州等地）是另当别论的，指两个不同的地区。这说明当时的阿夏也不在今青海境内，而在这之外。
其八，世代居住于青藏高原东部的藏族华瑞（དཔའ་རིས）部落方言被誉为安多方言中的活化石之一，在他们的方言里把“འ་”读为“ཝ”，从这个角度分析，“འ་ཞ”ー名源于“ཝ་ཞྭ”（狐皮帽）的可能性很大。这就让人不得不联想起安多和康部分地区藏人盛行穿狐皮帽的传统习俗，从中也明白阿夏不是什么外族之称号。
综上所述，藏文史书中的“阿夏”应该是汉文史书里的“大夏”。“大夏”在汉语文献中也出现得很早，先秦时期“大夏”常常与“禺知”（即月氏）通用。当今甘南西藏和四川西藏还有被称作阿夏（འ་ཞ）的藏族村子，这符合月氏从青藏高原西北向东南迁徙的路径，而这个村子未有来自辽东之类的传说。
笔者认为汉语中的吐谷浑应该是藏文史书中的“དྲུ་གུ”⑨（祝古），因为“དྲུ་གུ”（祝古）一词中因为“ད”和“ཐ”互为转用，按照藏语古代读音，也可读为“ཐུ་རུ་གུ”，与吐谷浑三字谐音，青海西藏口传历
①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第170页。
②夏吾李加:《从文献考语“འ་ཞ”与吐谷浑的族源问题一一兼论月氏的关系》，第72页
③王尧:《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第79页。
④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第171页。
⑤弟吾贤者:《弟吾教法史》，第107页。
⑥《新唐书·吐蕃传上》。
⑦蔡巴·贡嘎多吉（ཚལ་པ་ཀུན་དགའ་རྡོ་རྗེ།）:《红史》（དེབ་ཐེར་དམར་པོ།）[M］，民族出版杜，1981年，第24页。
⑧ 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第160页。
⑨夏吾李加:《从文献考语“འ་ཞ”与吐谷浑的族源问题一一兼论月氏的关系），第81页。
史中还有ཐུ་རུ་ག（特热噶）人的传说。在敦煌藏文文献中还将“དྲུ་གུ”称之为“རྒྱ་དྲུ་གུ”（汉祝古）这也与吐谷浑在汉文史书中的唐朝属国身份相吻合。①另外，敦煌藏文文献大事记记载:公元734年吐蕃曾征服过称为“ཁྱི་ཤ་ཅན”（吃狗肉者）的部落，②这个名称可能是吐蕃对吐谷浑的别称，因为吐谷浑盛行吃狗肉的习俗。
①陈践、王新:《吐蕃文献选读》[M]，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65页。
②王尧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第30页。
[作者简介]阿顿·华多太(1971-),男,藏族,青海循化人,青海省人民政府副译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