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卡纳莱托——圣马可广场）本文选自（英）罗杰·斯克鲁顿 《作为艺术的音乐》，冯塬雅 译。行思文化将推出中文简体版。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在近作中以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为话机，就艺术的本质及其给予人心的安慰进行了长篇思索。[0]他从曼的故事说到了受小说启发的其他作品——本杰明·布里顿的歌剧和维斯孔蒂（Visconti）的电影——以及维斯孔蒂选取的电影配乐[马勒《第五交响曲》中的小柔板（the adagietto from Fifth Symphony）]。但他的论述范围很广，既探索了艺术和生命的意义，也讨论了一个哲学问题：面对这些试图在死亡边界上回想人生的忧伤作品，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们的意图和成就？它们为我们带来了什么，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又为什么如此珍贵？基切尔没有质疑它们的价值，他优美的描写（尤其是在评价马勒那壮美的《大地之歌》时）也使读者坚信，他在谈论自己无比珍视的东西。基切尔认为曼和马勒（我估计还有布里顿和维斯孔蒂）回应了叔本华和尼采（Nietzsche）提出的人生挑战，表述如下：人类的局限使我们的存在和作为显得可疑：我们的努力无穷无尽，成就却总有缺憾。我们要么该意识到自身行动的虚妄（否定意愿），要么该找到一条超脱于庸常人事流转的道路（通过某种自我肯定的措施）。面对这个挑战，曼的小说结尾和马勒的《送别》（Abschied-Lied）[1]乐章展示了人生价值的可能，这价值与某种超越个体的永恒息息相关。小说与乐曲唤起了一种交融情结，使读者与听众得以结合自身经历，并在回省和整合经历的过程中拥抱有限的人生价值。[2]基切尔所说的“交融情结”，指的是通过艺术建立起的、与事物更高格局之间的联系。在《大地之歌》这样的作品中，个体既不孤独，也不受自身短暂存在的局限，而是与自然及其循环紧密相连，与爱着他们或将于未来某日重历其经历、希望、爱与恐惧的其他人密不可分。对于明知生命有限而无常却仍寻求其意义的人而言，这个“情结”就是答案。这个答案是艺术独有的天赋，因为只有在艺术中，个体与更广阔存在之间的联系才能得到展示而非仅描述。艺术使我们接触到一种综合的体验——这体验意义非凡，因为它影响着我们如何经历一切所思、所为的偶然性与不完整。我已经试着用自己的话总结了基切尔的结论。他着手的问题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关乎生命的意义，第二个关乎艺术的价值。他对《大地之歌》的探讨十分具有说服力，以下是他的表述：《送别》乐章给出的答案根植于我们所熟知的生活的基本特征之中。那送别者活过，也爱过，她的喜悦和成功稍纵即逝，她的生命也只会有一时的意义。她弃之而去的世界永恒、常新，她的生命活动虽在其中留下了可溯的痕迹，却如投石入水，因为她的影响会最终，甚至可能是很快地消减无踪。她与世界的联系纵然短暂却真实无虚，既无法否认，也不能被归结于万物有灵的推想。核心的哲学问题是，这些联系是否足够。马勒的演唱者给出了肯定答复——或更准确地说，它们能够足够，因为生命的意义无损于生命的有限——这个答案的力量在于，它感动听者，并使之回以肯定答复。[3]那段对《大地之歌》最末乐章的描述还算属实。但它是否回答了基切尔那关于生命意义和艺术价值的问题呢？出于如下原因，我持怀疑态度。首先，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与第一人称的主观意见密不可分。这个问题关乎我，此处，此刻是否值得。我所追寻的思想和经历，需带来毋庸置疑的肯定答复，一个意味着接受偶然、折磨和局限的“是的”。这无疑是马勒所提供的——重复九次的“永远”乐句在耀眼的三和弦上逐渐散去，二度和六度和弦闪烁其间却无从解决。但如果生命的内在意义和我自己的生命价值本就无从肯定，那么“生命如涟漪渐平“这个领悟，为什么就能肯定其价值呢？不可否认，寻找一个能肯定自身生命的“是的”，无异于寻求神灵庇佑——一个他者赋予的礼物，由此便能得妥协、得安宁。显而易见，基切尔的论述缺乏一个元素，也就是一个与宗教对等的概念。马勒作品所激发的，确能被准确概括为“超越认知的安宁”。再者，我不认为我们能以基切尔的方式陈述艺术的价值。当然，艺术作品确有整合、同化的作用，确能融合诸物。它们通过隐喻、暗指、象征和并列等手法搭建起事物间的联系，让人以为还有种隐藏的秩序，能化解表象上的诸般偶然和生命存在中的各种矛盾。但这并不能解释艺术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有什么特殊贡献。这些联系也能通过哲学手段求取，只不过可能更为曲折——事实上，在我引用的段落中，基切尔就已经以哲学身先士卒。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来建立这些联系？艺术将事物融为一体，它又为这些东西增添了什么特性？基切尔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纵观全书，他始终在为之挣扎。他明白，通过美的体验，我们从《威尼斯之死》和《大地之歌》这样的杰作中有所收获。他在上文最后一段引文中有所暗示。他写道，马勒道的音乐令人动容，直至给出“肯定的答复”。但它为什么，又如何感动我们呢？再者，我们为什么必须借以艺术才能体会到这份感动？在后文中，他稍稍转移了论述的侧重，并提出，曼的故事结尾和马勒的《送别》篇章被用以“展示人生价值的可能，而这价值与某种超越个体的永恒息息相关”[4]——对于展示（相对于告知）的强调，似乎暗暗指向美学体验的某个特质。但为什么展现人生意义的可能性如此重要，而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我绝不否认基切尔对其案例那精巧而富有人文关怀的解读。但我提出的意见意味着，他的论述有所欠缺，而这空白关乎他的整体哲学立场。基切尔并不相信宗教能安抚并满足一个质疑生命价值的人。他问道，我们身为“伟大宇宙进程”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如何就能使我们这些个体的行动举止富有意义？[5]无论我们怎样回应他的反问，都应清楚，在正常情况下，宗教并不只是相信运途神定。尤其是在基督教中，还有对信徒而言同等重要的其他方面，宗教与飘渺的形而上的信条关系不大，甚至毫不相关。宗教包含社群间的仪式和净化身心的步骤，也包含忏悔、赎罪和宽恕。人们心知自己身担原罪，来到神坛跟前，然后接受圣礼、卸下负担。在祈祷和敬奉的时刻，他们震惊地发现，生存竟简单得如此纯粹，于是洗心革面。他们寻求救赎，且在奉献的瞬间得偿所愿——也许一如在基督教信仰之中，神灵牺牲自我之时。我并不是说，这其中有任何理智的因素，也没有就困扰基切尔的两个问题给出理论答案。即便如此，如我所述，“宗教”是对生命意义的体验。它在人的心中注入静谧的幸福，它是福音，补偿了各式误入歧途的信徒。这难道不是艺术创作的蓝图吗？它们为我们呈现苦难的奇观，引人入胜，令我们踏入已然人满为患的悲恸境地，并在其中“如舞者般有章法地翩跹而动”。如果我们如此看待宗教，就能更清晰地意识到，有些触及生命价值或意义的体验并不停留于宏大框架的叙述，也不仅仅是以“交融情节”连接个体生命与更广阔宇宙的尝试。毫无疑问，马勒在《大地之歌》末尾所实现的体验也正是这种体验。关于这最后的乐章，基切尔引用了本杰明·布里顿的一段有趣评论：它具有孤独与痛苦之美，那也是力量与自由之美。失望之美，无法满足的爱之美。自然的残酷之美，永恒不变的美……它不带半分病态……而是确乎其实的超自然的宁静。我无法理解它——它穿我而过，如浪潮涌落——但它的无可掌握，本也毫无所谓。因为即使乐曲不再复奏，它依然生生不息——那最后的和弦印刻在周遭氛围之中。[6]基切尔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布里顿狂喜般的回应，恰恰除了那个解释其狂喜的词语——“超自然”。布里顿描述的是某种绝对为我们所熟知的东西，且不论我们是否具有神学信仰来加以粉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立足此世的超视，仿佛洞见照耀自尘世之外的光明。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里所描述的既在时间之内又脱离于时光流动的时刻，也是日本人试图不染指宗教并以俳句捕捉的时刻。它既能求之于艺术，也可得之于宗教。二者皆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充满偶然性和局限性的生命带来这种体验：一种仅凭此时此刻即能“赎回时间”的感觉。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体验吗？由基切尔的讨论稍加散发，我有如下感发。瓦格纳创作其伟大的精神之旅《帕西法尔》（Parsifal）后不久，就逝于威尼斯。他认为，宗教一旦失去了教义基础，就只能让位艺术，让后者以象征符号来反映信仰的精髓。他相信，宗教的精髓并不是关乎上帝的真理，因为我们无法窥知半分；其本质关乎我们自身。但要想被理解，这些真相必须借助象征的形式。有这么两个真理，它们在瓦格纳的后期作品中尤其重要：一个是片刻间的充实满足，即笼罩在神圣光环下的情感与体验；还有一个是，一旦我们获得了那些时刻，便不仅肯定了生命，也肯定了死亡，并以之为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要想怀揣着对生命意义的确信去体验它，就要诚挚地面对这些时刻，视之为神圣、必要、不证自明。可以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回归本我”。那些瞬间构成了我们传统中的宗教核心。它们是接受福音的时刻——我们好像立于沉静的注视之中，而那目光肯定了我们的存在。它们是犹太人教徒口中的“舍金那”，也是基督教徒口中的“神迹降临”（real presence），是供在神坛上、献与圣主的礼物。剥除教义后，剩下的便是对神圣存在的体验，是对出离于偶然性的自本圆满的时刻之体验。出于我们后浪漫主义的品味，美的体验总是受到珍惜和美化。它与神圣的体验相去不远。我们面对世界的感性面时，它就会出现。我们相信，世界的感性一面具有内在价值。我们相信，自己面对的不只是工具、追逐利益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它的特质被康德美丽地描述为“无目的目的性”。如此，我们亦可将之独立为一个象征符号，当作一个集合、融汇了各种从属观念与情感的存在。而这“融汇”（我相信这就是基切尔所谓的“交融情结”）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它将美学对象的内在价值转化成了这个美学对象激发出的情感。我们受到了它的抚慰，因为这是种回归。借布里顿的话来说，这就是“印刻于周遭氛围”的时刻，它自己就是自身价值的完美证明。我们不需要再看向别处来证明生命的意义，因为它已然包含生命的价值。我知道我只是在这里挣扎。但我在宗教时刻和美学时刻之间努力建立的联系，也能从悲剧的角度进行另一种解读。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后，哲学家们就一直纠结于悲剧的体验。他们好奇的是，我们到底从死亡和折磨的景象中获得了什么，而其呈效又为什么是平静祥和，甚于灾难。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悲剧体验意味着接受死亡，并通过接受死亡来肯定生命。同要言之成理的是，这种美学体验与神圣体验之间有诸多重合，因为受难者也是救赎者——他被祭献于神坛，他的鲜血被信徒共享。已逝的勒内·吉拉尔（Réne Girard）以这种原初的宗教体验为题材，天马行空地探索了这神圣存在的概念。即便在这探索的结尾，谜团还未全然解开，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悲剧的体验中尚有原始集体信仰的残余——我们的攻击对象转身施以福音。基切尔多次试图将视线引向我们生命中的美学辩证的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这方面尚未得到充足探讨。对意义的感知，是循序渐进地通过伟大的艺术作品来传送的。某些东西被呈现在我们眼前，再渐渐得到化解，因此，我们体验的结果被当作某种结论和决断。这就是为什么曼笔下的故事结局和马勒的《告别》乐章感人至深。它们是前番一切所述的答案，是对既定问题的决断。我们感同身受、随之而动，既为分享这些作品的确信，也为了将这肯定的信念，化为这丧失中必需的部分。毫无疑问，这就是艺术价值的所在。只有在美的体验中，我们才能在引导下由衷地感受到，失去亦是收获，才能领悟到，生命的悲剧性也是它本身的抚慰。我们离开作品的时候，会认为某些事情得到了解决，而这化解是赐予我们的宝藏，将长久存在。无疑，我们也将如此欣赏舒伯特晚期四重奏中的殊死搏斗，或是贝多芬晚期四重奏中战胜孤独转而歌颂的挣扎。基切尔的研究对一些最伟大的现代时期艺术作品进行了迷人而细致的解析。一个有所造诣的分析哲学家，运用自己的论辩能力，揣摩了内在精神生活中最不可捉摸的一部分，而这就是他的成果。他在书中着手的问题关乎最重大的美学考量。他给出的答案，即使不尽人意，也为一个难得清晰的领域贡献了一份明见。注释：[0] 菲利普·基切尔，《威尼斯之死：关于古斯塔夫·冯·奥森巴哈》（Death in Venice: The cases of Gustav von Aschenbach，纽约，2013）。[1] 《送别》是《大地之歌》的最后一章，取材于王维的《送别》一诗。——译者[2] 菲利普·基切尔，《威尼斯之死：关于古斯塔夫·冯·奥森巴哈》（Death in Venice: The cases of Gustav von Aschenbach，纽约，2013），第185-186页。[3] 同上，第171页（斜体参同原文）。[4] 同上，第186页。[5] 同上，第187页。[6] 同上，第1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