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叙事的不确定性——2019年短篇小说创作巡礼【洪治纲】

现代小说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反对过度明确的中心意义，排斥各种主体观念对叙事的强制性介入。作家们自觉借助各种必要的叙事手段，突出作品内在主旨的不确定性和含混性。换言之，他们乐于通过情节游离、叙事拼杂或掐头去尾等手法，消解小说相对清晰的单一性主题，阻断读者在审美接受上的惯性思维，从而拓展人们阅读和思考的空间。应该说，这种审美追求对改变小说叙事的观念化、恢复其艺术性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因为在小说创作中，倘若作家的主观理念过度介入叙事，常常会导致作品容易失去应有的自然、流畅和诗性，丧失其摇曳多姿或异彩纷呈的内在韵致。所以，很多现代作家在摒弃观念化写作的过程中，都会自觉接受叙事的含混性和歧义性，使作品侧重于呈现人类生活或人性的自然状态，传达创作主体的一些微妙感受，以一种主题内涵的不确定性，让文本走向开放的状态。

这种叙事策略，在理论上也得到了很多作家的支持。雷蒙德·卡佛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他喜欢让小说有点“胁迫感或危险感”，而不是向某种意义直奔而去。米兰·昆德拉说得更明确，他认为小说就是一种建立在人类事件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小说的智慧就是追求不确定性的智慧，“塞万提斯认为世界是暧昧的，需要面对的不是一个惟一的、绝对的真理，而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对真理（这些真理体现在一些被称为小说人物的想象的自我身上），所以人所拥有的、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不确定的智慧。”正因如此，人们通常认为，小说就是通过精确的细节叙述，来表现人的生活或人性的不确性状态。短篇小说因为篇幅的限制，无疑会动用更多的手法来突出这种不确定性。

作为一种美学追求，短篇小说在内在意蕴上的不确定性，很多时候都体现在作家对人的可能性生存状态的探讨之中。所谓人的可能性生存，就是日常经验中非常少见的，但又在逻辑上存在可行性的生活。它需要作家借助必要的艺术想象、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坚实的说服力，才能实现的一种审美效果。在2019年的短篇小说中，很多颇为实力的短篇就是如此。譬如，迟子建的《炖马靴》在叙述战争与人性的问题时，就将一头瞎眼的母狼引入其中，通过母狼的不断报恩，在人性与兽性的共振过程中，鲜活地呈现了东北抗联部队孤军式的艰难抗战。这篇小说延续了作家极为娴熟的叙事技能，在故事不断转述的过程中，追忆了东北抗联小支队一次突袭日军驻地的过程，虽然谈不上惊心动魄，但在生与死的绝境之中，瞎眼母狼却带着小狼成功地营救了支队伙头军“我父亲”，彰显了兽性之中的感恩之情，传达了“人呐，得想着给自己的后路，留点骨头！”这类生命的深切体悟与喟叹。应该说，这篇小说的主旨大体是确定的，即以兽性反观战争中的人性，但那只紧跟抗联小分队的瞎眼母狼，又让整个故事充满了某种不确定性。

王手的《手工》从日常生活入手，饶有意味地复述了“我”这半辈子的“间谍”生涯与命运的关系。因为手工技术好且善用心计，小时候他就依靠这门技艺，通过对废弃电影票的精巧粘贴，免费观看了无数场电影，并在自己的成绩单上签了无数次家长的名字；进工厂后又凭手工技艺和心计顺风顺水地发展，并娶到了心仪的妻子；步入管理层之后又用“间谍”般的手法勾搭了一位情人。从“我”的复述中，作者不仅揭示了中国普通百姓无奈而又吊诡的生存法则，也呈现了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秩序的变迁。它与真正的间谍无关，却让我们看到，“工于心计，善于技艺”，居然也可以过上游刃有余的生活，尽管这种生活每时每刻都充满了某种不确定性。

李静睿的《温榆河》是一篇颇费匠心的优秀之作。它从确定性的生存目标开始，最后却将这种目标消解于不确定性之中。大学毕业后的方铭知混迹于京城，内心里只有出人头地的欲念，这种充满功利性的物欲化追求，使他丧失了所有知识人应有的生命情怀和浪漫之心。作者通过表弟左锋、打工妹小竹以及妻子付霜的反衬，在温榆河、李卓吾墓地等隐喻性的情节中，呈现了不同人生中饶有意味的怀想，也展示了普通生命里所蕴藏的丰润与疏朗，使方铭知隐隐地感受到，过于追求功利的人生，似乎正在让自己步入内心枯竭的状态。它似乎体现了乡村人与都市人的角色错位，但又折射了现代性的某些内在的悖论。

晓苏的《花饭》围绕高校的名利场，以略带戏谑性的语调，演绎了两位教师的谋名求利之心计。它的主题是明确的，但这种明确的背后，又隐含了创作主体对现实困境的不确定性表达。“我”依靠一笔通过关系弄来的课题经费，从一位电教员工转为助教，又从助教升为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靠的就是胁迫走人，外加频繁宴请。而倪飞从副院长升到院长，同样也离不开疏通关系和胁迫走人。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之所以屡试不爽，就在于它捏住了高校管理的软胁和弊端：项目、经费、奖项与人才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才与学校管理的关系。这种吊诡的关系既是高校发展的困局，也是优秀人才成长的死结，其结果便是当今的高等学府中依然存在一些滥竽充数者，四处招摇且又游刃有余。

邵丽的《天台上的父亲》和叶兆言的《红灯记》都是围绕着死亡问题，对死者和生者进行了各种复杂的拷问。这种拷问既有人性层面的，又有历史层面的，当然也有伦理层面的，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天台上的父亲》中父亲的自杀，引发了三兄妹和母亲内心漫长的挣扎，它有理性的、道德的质询，又有血缘的、命运的喟叹。从战争中走来的父亲，虽也遭遇过一些人生风波，但终究不改那一代人的生命特质：敬业，自信，不容他人怀疑和否定。但在时代的洪流之中，这一切最终都被彻底地动摇。事业、妻子和子女，一步步瓦解了他内心的自信，也瓦解了他的威权，使他绝决地踏上了自我否定的道路。《红灯记》叙述了马龙、曹迎霞、钱师傅和马铁梅的关系，这种关系里既承载了他们各自曲折的历史记忆和苦难命运，又传达了《红灯记》中“不是一家，胜似一家”的伦理亲情。小说中的马龙、钱师傅和曹迎霞当年所演出的《红灯记》情节，是作者精心铺设的一种隐喻，对革命话语与现实人性进行了别有意味的转接性呈现。也就是说，《红灯记》中人物的革命情感以及承载的政治伦理，在现实生活中却非常自然地转化为令人寻思的亲情伦理，使得马铁梅的生命成长融入了特殊的历史情缘。

如果说揭示人的可能性存在状态，是体现现代短篇小说内在主旨之不确定性的路径之一，也是很多作家施展艺术想象的重要手段之一，那么对日常生活本身的混乱无序进行饶有意味的呈现，同样也是作家追求小说不确定性内蕴的重要领域。罗布—格里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巴尔扎克的时代是稳定的，刚建立的新秩序是受欢迎的，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一个完整体，因此，巴尔扎克表现了它的整体性。但二十世纪则不同了，它是不稳定的、浮动的、令人捉摸不定，它有很多含义都难以捉摸，因此，要描写这样一个现实，就不能再用巴尔扎克时代的那种方法，而要从各个角度去写，要用辩证的方法去写，把现实的漂浮性、不可捉摸性表现出来。”的确，随着社会变化的不断加剧，人们既有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在不断变更，由此导致了本雅明所说的“经验的贫乏”，一代代人无法因袭祖辈留下的经验，生活在那些稳定的模式之中。这使越来越多的人都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的生活即使是最庸常的日常生活，也都充满了各种令人难控的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又直接激化了现代人内心的焦虑感。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作家都在关注日常生活本身的不确定性，包括人对自我命运把控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生活认知和理解的不确定性。

在2019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修新羽的《城北急救中》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它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自我认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现实生活本身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宛如男女主人公租住的房子对面的“城北急救中心”——这个每晚闪烁的霓虹灯招牌，居然坏掉了一个“心”字，变成了“城北急救中”。现实中的霓虹灯招牌坏掉了一个“心”字，而大学刚毕业的主人公和恋人陈焯的生活似乎也缺少了一个核心，他们租住在廉价的城北地带，做着不称心的工作，拿着不体面的薪酬，维持着似是而非的情侣关系，几乎没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更没有什么是坚定而清晰的。从现实到前途和命运，他们似乎都是跟着惯性在滑行，就像整夜闪亮的那块残缺不全的霓虹招牌。

王好猎的《天食，地食》从美食出发，探讨了人们对日常生活认知上的不确定性，带有某种文化寻根的意味。小说以一个现代哲学博士作为叙事视角，巧妙地将形而上的哲学之思与形而上的日常生活之乐融入一体，从哲学角度探讨了传统中国人对饮食的理解，又从饮食角度呈现了某些哲学对生命的认知。它自然，节制，虽然不乏寻根中的某些猎奇意味，但处处隐含在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使冯平羽逐渐理解了形而上的理论与形而下的生活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关联，在本质上体现了世俗生活的巨大吞噬能力，它的烟火气息彻底烧毁了玄奥的思辨，也显示了人类日常生活能够抵达无所不包且又永难全解的境域。

徐则臣的《青城》以见证人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有关艺术理想与现实情感之间的曲折故事。老铁和青城因为绘画而成为伴侣，又因为绘画陷入生活的困境。合租中的“我”恰好擅长写字，尤擅临摹赵熙之的字，房东拿去做旧后，变成了一桩相当不错的买卖，所以“我”不时地临摹一些赵氏之字交给房东，抵用三人的房租。作为局外人的“我”，看重的当然不是这对情人的艺术理想，而是他们艰难却又不舍不弃的生活。生活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但是，在不如意的日子里，青城还是渴望看一看苍鹰翱翔，想一想心中的诗和远方，这无疑让“我”心生敬意。在“我”眼里，青城将青春和命运都投注在疾病缠身的老铁身上，在不食人间烟火般的生活中抗争，这种反世俗的率真活法，究竟能坚持多久，究竟能活出怎样的境界，都充满了无数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融会了情感、理想，又折射了生命的自由，呈现出异常丰饶的生命伦理。

汤成难的《父亲的稻田》是一篇非常别致的小说，虽然有些像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但作者笔下的父亲不是追求形而上的河上生活，而是寻找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生活。他渴望找到完美的土地，并种出心中理想的水稻，尽管这种水稻同样充满了形而上的象征意味。一方面，父亲越走越远，越来越执着于种植新的水稻，并将收获的新稻子寄回家里。另一方面则是家人对父亲长久的思念，以及年复一年的漫长等待。执着于理想的父亲和充满亲情的等待，就这样构成了小说内部的张力，耐人寻味。

张惠雯的《双份儿》依然保持着她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秘姿态。中年律师男人衣食无忧，生活优渥，但内心总是有一些缺憾，当他与红颜知己每周一次或两周一次约会时，总是会担心彼此间存在心灵上的距离。律师当然不惧口才，只是这口才再好，也未必能走进别人的内心深处。为了获得对方的愉悦，律师男终于向心仪的红颜叙述了自己的一段往事——它充满了复杂的“中国经验”，纠集了无数宏观或微观的权利游戏，同时也夹杂着人情伦理。人性是经不过考验的，每个人的人性中都存在着诸多的幽暗之处，都或明或暗地渴望“双份儿”。小说中那位美仑美奂的妓女，与精英人士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所谓的差别，只是体现在不同的人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双份儿”。

宋阿曼的《李垂青》叙述了一批追求理想与自由的青年学子，最后消逝在世俗生活中的过程。李垂青、海海、宋曦和“我”，这群在理想主义没落时代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依然不忘生命的诗意情怀，组织沙龙、办诗歌刊物、编导话剧，不断制造自己的青春神话，在一种虚幻的启蒙情境中乐此不疲地自我陶醉，彰显了个体生命反世俗的意愿。遗憾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很快便消失在茫茫人海，被世俗生活吞噬得不见踪影，用小说中的话说，仿佛“水在水中遁形，一切都无比自然”。这种世俗的日常生活，它拥有巨大的吞噬能力，并以各种不确定的方式，蛀蚀任何一个看似强悍的生命。

梁豪的《麋鹿》讲述了一个有关逃离的故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常生活总是平庸的，程式化的，对未来有着清晰的可预见性，因此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不断改变的生活，渴望踏上通往激情的生命之途。也正因如此，我们总是喜欢选择逃离，或者说，逃离成为很多人的一种人生常态，一种试图超越平庸的生活方式。卢滢因为渴望外面的世界，跟随艺术家来到了京城，结果当然是被抛弃，但京城的生活毕竟让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并让她学会了摄影，由此认识了孤独的老齐。一连串的尴尬与困顿，终于让他们越走越近，又在纠葛中越走越远。卢滢再次选择了逃离，重返故乡，而老齐也因为无法忍受的庸常与孤独，果断地逃离了京城，远赴卢滢的故乡。他们之间，不一定存在爱恋之情，但是，逃离是他们摆脱平庸的唯一生活方式，至于逃离之后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的生活，似乎并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现代生活常常是一种魅惑丛生的无序状态，让人们充满了各种难以预料的两难选择。对于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来说，只要人生有所坚持，有所怀想，有所不甘，都会置身于各种纠结的状态，甚至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困境。这种困境或纠结状态，就意味着人生的不确定性，它是真实而鲜活的生命镜像，也是作家难以回避的叙事目标。“不确定性意味着多变、存疑甚至自相矛盾，意味着作品有生动的气韵和混沌的面貌，好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呈现了这些性质”，这是因为现代小说在追问生命存在的途中，已有效排除了创作主体的主观预设，并竭尽所能地逼近存在的真相。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营造短篇小说内在主旨的不确定性，可以有无数的手段和途径，包括淡化故事情节，让人物抽象化，阻断故事内在的因果链，或者让语言处于某种象征和隐喻状态，等等。但是，在2019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还有一些优秀的短篇却特别专注于故事的常态发展与必然结果的相互游离，并由此形成作品主旨内涵的不确定性。如赵挺的《上海动物园》就是如此。它从西藏自驾游的奇想开始，就让叙事不断滑出预设的目标，最终呈现出现代人惘然无序的日常生活。“我”是一个没有什么人生追求的文学写作者，混迹于一个没啥效益的文案策划公司，有一个若即若离的女友和一个网游搭裆老马，还有一个试图导入全球所有文学作品、能够让写作病毒式变异扩散的操作员朋友老虎，当然还有一辆老旧的小车。每次“我”都想做点什么，譬如游西藏、与女友吃顿饭、完成一份像样的文案策划，但最终都不了了之，最后连写作也被老虎那狂热的虚无主义给消解了。对于日常生活来说，虚无不是低欲望，而是无所谓，当一切都变得无所谓时，“我”似乎成了一个真正的虚无符号，所以西藏去不去也并不重要了。

朱辉的《岁枯荣》从人的内心情感出发，营构了一个充满温情的故事。但是，这种温情却是通过一系列鬼魅式的幻觉呈现出来的。作家围绕青年骏遥与爷爷奶奶的亲情关系以及骏遥工作的职业关系，通过骏遥的视角缓缓推进，展示了生命的枯荣在人的情感上的轮回。爷爷、合租房里的东丽，乃至家里的金毛狗克拉，他们在死亡之后，似乎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似真似幻的感觉中，出现在身处异国他乡的骏遥面前。这似乎是情之所钟的结果，可能也是生命在人的潜意识里的轮回，隐含了某种神秘化的不确定性。

乔叶的《在饭局上聊起齐白石》充分彰显了中国特有的饭局文化，或托人求事，或联络情感，或强化关系。老魏、老胡和老李就是热衷于饭局的三个老搭档，为了求得本地画家的作品，三人便组织了一个画家饭局。既然是画家，话题自然绕不过绘画；既然是饭局，自然绕不过形而下的生活。由是，齐白石的生活趣事成为话题中心，包括他如何成为大师、如何娶妻纳妾等等。从叙事上说，这篇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七个人的饭局，每个人都有表现的机会，自由对话却又各显个性，显示了乔叶很好的叙事调控能力。但从主旨意蕴上看，求画的预设性目标，最终却在饭局上被解构得一干二净。

李宏伟的《沙鲸》用寓言式的笔触，叙述了父子之间的永恒对抗。作为威权的象征，父亲注定是一个自信而又霸道的失败者，孩子的成长就是掘墓人的过程。李宏伟通过双重文本，演绎了两种父亲的角色，他们专制、自信，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有趣的是，责编杨溢的父亲也基本暗合。在绝对正确和绝对服从之外，总是存在着自由生长的生命空间。雷默的《大樟树下烹鲤鱼》以一种传奇性的笔法叙述了厨师老庄烧鲤鱼的绝技，也使他的大樟树饭店生意火红。当然，传奇就在于出其不意，老庄有天突然看到自己留下来的鲤鱼眼珠，觉得自己杀了太多鲤鱼，于是改烧其它鱼了，当然最终饭店生意也一落千丈。最后，在一次白喜事中，尽管位高权重的客人希望再烧一次鲤鱼，但老庄还是以面粉作料，烧了一次“鲤鱼”大餐。在生意和个人意念、心性品格之间，老庄更追求个人的品性。

双雪涛的《猎人》也是运用一种寓言性的手法，讲述了一个配角演员训练杀手角色的过程。吕东虽属末流演员，但他非常敬业，根据导演要求，潜心研讨剧本、瘦身、练习静伏瞄准。从导演的要求和大致剧情来看，这个杀手不是士兵，也不是黑道被雇用的人，而是一个自觉“清理”随地小便的人，“是一个独自整顿世界的人，一个不接受道德约束的雷锋，一个轻微的智识分子。”目标没有固定的，需要他自己寻找并确认，所以别人即是猎物，他“猎”的是人。在窗前长久训练瞄准的过程中，他确实“猎”到了一个中年男人，不过目标并非如他所愿。而导演最后溺水身亡，也使吕东的角色训练彻底泡汤。这种双重消解，表明了猎人的难度？还是猎手本身的无意义？

郑执的《蒙地卡罗食人记》则是一篇很有意味的隐喻性小说。蒙地卡罗西餐厅，一个准备私奔的高中补习生阿超，一个前姨夫魏军，在巧遇性的对话中，呈现了说话本身的意味。前姨夫魏军无疑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同时又是一个自私狭獈的人。在他与阿超的漫长对话中，那头是似而非的黑熊几乎贯穿了魏军的一生，使他觉得前妻也是黑熊的化身，成为他半辈子较智较力的对手。在这种不厌其烦的对话中，无法忍耐的阿超最终变成了一头黑熊，在蒙地卡罗餐厅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食人事件。它是一种内心的绝地反击，当然也是一次生命的变奏。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都认为“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因为它“揭示出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品格，这是一种对一切秩序和构成的消解，它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但是，我不太认同这一判断，具体的依据是，从接受理论来看，很多文学作品都会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审美理念，或明或暗地呈现出各种不确定性，并由此形成文本的“空白”，为读者提供某种“召唤结构”。诗歌如此（如李商隐的《锦瑟》），散文如此（如鲁迅的《野草》），小说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我们会发现，短篇小说在主旨意蕴上的不确性，几乎已成为很多作家的共识性审美目标，并非后现代主义所独有的概念。不确定性中包含了大量的暧昧、含混和无序，它既可以有效呈现生活的本然现状和可能性状态，又能够揭示人性的繁芜与驳杂，是我们当今的作家面对丰富多元的生存境况时，所乐于选择的一种审美策略。当然，过度追求审美内涵上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作家对人的生存及其可能性状态的有效思考，甚至会导致作家在某些价值观念和立场上的暧昧。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