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成果】刘开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形成刍议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https://new.qq.com/rain/a/20201203A0DIUJ00
史通（图源：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摘要：中国古代史学经过漫长的积累，逐渐形成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论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小到一个字、一个术语或范畴，大到一种言说模式，都传递着古代史学精神。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形成过程中，经学的影响与子学的渗透较为明显。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体系化，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先秦时期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酝酿期，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是成长期，宋元时期是持续发展期，明清时期是成熟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产生于古代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它在表述上，言简意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在意蕴上，同一话语在不同时期的含义有差异，甚至一词多义、时代愈后内涵愈丰富；在精神上，它与中国文化的伦理性和资政性血脉相通。当前，史学界普遍认识到重建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有时不我待之感。在这个熔铸史学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坚持中国史学本位的前提下，处理好“今语”与“昔言”、本土与域外的关系，同时从当代史学实践中提炼新的话语，为中国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增添新的内容，这是新时代赋予史学工作者的使命。
关键词：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刘知幾；章学诚
中国古代史学经过漫长的积累，逐渐形成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论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中，小到一个字、一个术语或范畴，大到一种言说模式，都传递着古代史学精神。一个“稽”字，司马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魏征“稽其乱亡之兆”，他们都用“稽”字表达关于历史盛衰的探索。一个术语“商榷”，刘知幾“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撰成《史通》，批判总结先秦至唐初的史学；王鸣盛取刘知幾“商榷”之义，名其书曰《十七史商榷》，考辨历代正史得失。一种言说模式，东汉荀悦谈到史学功能时说：“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刘知幾也说：“史之为用，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正是因为历代史家赓续使用，才使这些字、词、语逐渐固化为史家普遍接受的学术话语，并随着史学的发展不断丰富，形成一个体系。
一、经学影响与子学渗透
中国古代学术各门类间紧密联系，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态势。史学也不例外。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形成过程中，汲取了各相关学问门类的滋养，其中经学的影响与子学的渗透较为明显。
“六经”数量虽然有限，但它在古代被奉为治国之常道，为统治者所推尊，具有崇高的地位。古代的史学家们不仅从经书中汲取思想，也受到经学话语潜移默化的影响。这里以《周易》《尚书》《诗经》为例，略窥经学对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形塑。
五经（图源：网络）
《周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体现了通变的历史思维。《周易》的历史思想深刻影响了古代史家，它的语汇也被移植到史学话语中。《周易·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此后，宋人苏洵说：“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龚自珍更进一步提出：“良史之忧忧天下”。可见，《周易》的“忧患”话语已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旨趣。《周易》强调“变”，所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个“变”深刻地揭示了历史运动的本质，成为古代史家的重要语汇。《系辞下》又云：“《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这是说考察事物要贯通始末。“原始要终”一语遂成为后代史家论史的口头禅。比如，魏征论秦朝与隋朝“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结果都二世而亡，是“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晋书》作者称道史官“原始要终，纪情括性，其言微而显，其义皎而明”。至宋元之际，马端临还在使用“原始要终”。《周易》中还出现了“会通”一词：“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两宋时期，郑樵作《通志》，高扬“会通”的旗帜。清代中期，章学诚提出“圆神”“方智”论，也是受《周易》启发。《文史通义·书教下》说：“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和“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二语，均出自《周易》。章学诚不仅“窃取其义”，也取其语汇，将经学语言巧妙地转化为史学用语。
“六经”之中，《尚书》《诗经》的史料价值为世公认，但它们对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影响却较少被注意。《尚书·酒诰》引古人之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尚书·召诰》也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些话语都透露出史鉴的思想。《诗经》对这种历史借鉴思想作出了更经典的表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后“殷鉴”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史学术语被广泛使用。经学对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引领，还不限于上述这些字面上的例证，“六经”中的历史意识在深层次上规范着史学话语。
诸子与史学话语的关系，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诸子阐发各自的学说时运用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形成诸家的历史认识论，对史学思想产生了影响；第二，古代史学家重视诸子，从中汲取思想养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和司马迁所作的诸子传记中都蕴含着子学基因；第三，历代史学家对诸子话语的援引。郑樵的名言：“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在话语模式上效法《淮南子》的“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尽管《管子·心术》篇不是从史学上论“心术”，但后来史家却借用这个术语表示史家品德。元代史家揭傒斯认为选拔史官时，“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章学诚又提出：“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章学诚对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给予高度评价，有“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之说。这个表述并非章氏所创，而是源自《庄子》的“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
诸子之中，儒家对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形成影响深远。孔子关于“史”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尽管孔子言说的命题是何谓君子，但文与质二字却被转移到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中。如刘知幾论叙事之美，即“文而不丽，质而非野”。至清代，牛运震仍然接受文、质话语，认为：“词过于文，殊嫌冗腐。所谓文胜则史者邪，窃恐文胜且不成史矣。”类似情况还见于《论语》的“辞达而已”。宋代的洪迈说：“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在史文繁简问题上，顾炎武提出了一个主张：“作书须注，此自秦汉以前可耳；若今日作书而非注不可解，则是求简而得繁，两失之矣。子曰：'辞达而已矣。’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辞达而已”也是顾炎武这番话的关键词。《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章学诚承接孟子，写道：“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古代史家借用经书语汇，又从诸子中撷取名言警句，藉此丰富了自身话语。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形成就是这样一个开放、继承、嬗变的过程。
二、从零散论述到体系化表达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论述到体系化表达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
第一阶段，先秦时期，这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酝酿期。孔子、孟子和《左传》对这一时期史学理论话语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语·八佾》中记载孔子的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是论史料与史学的关系。《论语·为政》又载：“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是关于朝代更替中礼乐制度的因革之变的精彩见解。如果说这些不能算是孔子对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直接贡献的话，那么，孔子提出的“良史”和“书法”无疑对后世史学理论影响深远。宣公二年，晋国的太史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孔子对此历史事件的评价是：“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话虽简短，却意蕴丰富。孔子之后，历代史家多以“良史”评价史家，又以“书法”论作史法度，使“良史”与“书法”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中的核心范畴。
孟子虽不是史学家，但对史学理论富有创见。他的名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不仅准确地揭示了社会变迁与史学发展的因果关联，成为史学理论上的一个规律，又以十分凝练的语言阐明了作为史学概念的事、文、义，其中，齐桓公和晋文公治国称霸之迹是为事（即历史事实），关于齐桓、晋文事迹的记载是为史（即历史著述），而孔子在评论齐桓、晋文等春秋史事时寓含义（即历史评价）。这是先秦人们关于史学的三个层面——历史、记录下的历史和史家判断的精辟论述。随着儒学地位的提升，孔孟关于史学理论的上述表述深度参与到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章学诚所说的“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在话语上与孔孟一脉相承。《左传》对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概括，见于它对《春秋》文辞的评价：“《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昭公三十一年，《左传》的“君子曰”又评论：“《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春秋》的话语是“微而显，志而晦”的，《左传》加以丰富。《左传》隐公元年关于“郑伯克段于鄢”事的记叙，不仅扩充了《春秋》的记事内容，更是一次话语的延续和发展。
经过先秦学人的提炼，良史、书法、事、文、义等基本概念和范畴已经出现。较之于丰富的史学理论而言，这时期的话语表述还显得比较零散，但它为此后话语的体系化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第二阶段，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这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成长期。《史记》《汉书》《文心雕龙》和《史通》四书及其作者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司马迁承袭先秦史学理论之余绪，明确提出要“成一家之言”。这里的“言”，兼具思想体系与话语系统双重含义。“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多为史家引据。班彪、班固父子继《史记》后，作《汉书》，在对司马迁严厉的批判与由衷的赞叹中，完成了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关键一环：“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短短数十字，除沿用先秦已有的“良史”外，使用了“序事”“辨”“质”“直”“核”“虚美”“隐恶”“实录”等八个概念，将叙事审美、记事求真的观念深植于人心，也把这样的话语范式遗传给了古代的史学家们。对于《史记》《汉书》在史学话语上的影响，刘节早有发觉：“所谓文章楷模，创造了民族语言。就这方面说来，《史记》《汉书》也是两部伟大的著作。”
史记（图源：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
魏晋以后，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主体性方面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由作史家向理论家的过渡。如前所述，孔子、司马迁、班彪、班固在史学理论话语上贡献良多，但严格说来，他们都是作史家，而此后的理论话语主要是由史学批评家和史学理论家塑造的。以《文心雕龙》《史通》的问世为标志，理论家在构建史学话语体系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一套成熟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离不开理论家的总结与提炼。《文心雕龙·史传》中出现的“信史”“素心”“直笔”“条例”“文质辨洽”“稽古”，自然重要。但刘勰的贡献，又不限于人们比较熟知的《文心雕龙·史传》篇。《练字》篇论遣词缀句之法；《熔裁》篇称：“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后来刘知幾就以“浮词”为《史通》之篇名。《物色》篇说：“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刘知幾转作“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文心雕龙·事类》论文章之道：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
刘知幾“史才三长”论的思想内涵虽与上面这段话有别，但细究起来，其表述确有刘勰的话语影踪。
继刘勰之后，刘知幾自觉地构建起史学理论话语体系。极而言之，《史通》全书就是一套盛唐时期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范畴和概念，成为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柱石。关于作史原则，有直书、曲笔；关于史书门类，有六家、十流；关于史家文辞，有浮词、尚简、用晦、点烦；关于史书体例，有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还有载言、载文、采撰、断限等等。这样一来，古代史学理论的重要方面基本上都有了专有术语。难能可贵的是，在并不十分注重定义的古代学术传统中，刘知幾给上述一些概念下了定义。如“十流”中的“家史”：“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用晦”是古代史书叙事审美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刘知幾是这样阐述的：“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定义一个范畴或概念，也就明确了它的内涵，使之超出个人的言说习惯，可以为史家普遍遵循和使用，这是从普通的、个别的用词上升到学术话语的重要环节。五代时期，后周史官撰《史馆故事录》，分为六门：叙事、史例、编修、直书、曲笔、杂录。从标目上看，它明显受到刘知幾的影响。
史通（图源：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乾隆十七年刻本）
第三阶段，宋元时期，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持续发展期。吴缜、郑樵、马端临等人继续从范畴、概念和宗旨等方面丰富了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
经过长期积累，至宋元时期，史学理论话语已经相当丰富。宋元史家一方面是延续前代既有话语，另一方面又提出新的概念，或在旧体系中增添新内容。吴缜因纠《新唐书》之谬，给人们留下“好辨”的印象。这一时期史学理论话语的进步又得益于他的“好辨”。他撰写于元祐四年的《新唐书纠谬序》界定了“信史”：“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在吴缜之前，“信史”一词已被普遍使用，但像吴缜这样明确解释何谓“信史”的却不多见。吴缜还提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这番有关历史事实、褒贬、文采的论述，是对先秦“事、文、义”话语的一次继承，更是一次思想上的超越。在郑樵之前，关于通史表述的重点是时间跨度上“通古今”，自从郑樵解释“会”和“通”：“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提出“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从史家宗旨上升华了通史的境界。“会通”便与“断代”双峰对峙，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中的又一对基础范畴了。这一时期，马端临继续推究“会通因仍之道”，讨论“文”“献”之意。苏辙“史权”说，高似孙的“史典”“史草”等，都拓展了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
新唐书（图源：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重修二十一史本）
第四阶段，明清时期，这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成熟期。王世贞、浦起龙、章学诚、龚自珍在理论话语的阐释方面各有侧重，又共同完成了集其大成的使命。
经过先秦到宋元时期史学的积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在明清时期迎来了它的一个高峰。明代的王世贞论“国史”“野史”“家史”之是非，称：“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以往人们比较注意这段话所体现出史料学上的辩证思维，这当然是重要的。然若从史学话语角度来看，又别有一番体会。“人恣”而“蔽真”，“人臆”而“失真”，“人谀”而“溢真”，措辞精妙，指向明晰，足见古代史家在学术话语上的良苦用心。
浦起龙在乾嘉史坛上名气虽不大，但若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却又是不能忽略的。浦氏以《史通》为本，藉他人之言而立言，着意于提炼和疏通《史通》的学术话语。他解释刘知幾的“晦”是“意到而笔不到也”，“用晦之道，尤难言之。简者词约事丰，晦者神余象表。词约者犹有词在，神余者唯以神行，几几无言可说矣”。“尤难言之”而言之，这反映了清人对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积极态度，可视为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内部的一次传承与对话。与浦起龙同时代的章学诚，在理论话语的构建上选择了不同于浦起龙的路径——自著一书，抒发胸臆，构建了一个崇尚“独断之学”的史学理论体系。尽管“六经皆史”并不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但“未尝离事而言理”却是他的独见。《文史通义》书名即突出“义”字。除“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外，章学诚在《永清县志列传序例》《和州文征序例》中也使用“史意”这个范畴。章学诚首创“史德”范畴，在《文德》篇中阐述“知人论世”的原则，在《释通》《申郑》诸篇中对“通史家风”的理解也超过了他之前的史家。龚自珍留下的史学著作虽不多，但却是一位善于提炼和创造史学话语的史学家。他提出的“尊史”和“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是古代史学理论后期最耀眼的话语，流行至今。
文史通义（图源：扫叶山房石印本）
三、余论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产生于古代历史与文化传统中，经历了千百年的积淀，形成了以下三个鲜明特点。
第一，在表述上，言简意赅，有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史学理论的范畴、概念和术语往往很简短，甚至只有一两个字，但它蕴含的思想、方法与观念却非常丰富。“信史”二字反映了史学的基本属性，传递的是古代史学求真、反对曲笔和回护的理念；“史意”强调史家撰述要有思想性，对历史认识要独到；“会通之义”说的是中国史学重视会通的优良传统，在著史宗旨上讲究通古今、究天人、成一家。至于史学理论层面的“貌同而心异”“貌异而心同”，“天”与“人”“文辞”与“志识”，颇如章学诚所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神而明之，存于其人，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第二，在意蕴上，同一话语在不同时期的含义有差异，甚至一词多义。“实录”既是名词，有时也用作动词。“史裁”有史料剪裁、史家裁断和史书体裁三种含义。“史才”一词也具有“适合从事史学工作的人才”“从事史学工作的人才的基本素质”和“修史活动中的记事才能”三个意思。良史在先秦时期只是强调“书法不隐”、敢于触犯威权和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秦汉以后则逐渐增加了善于叙事、劝善惩恶、以史明道等内容。这主要是因为史学随时代更替而发展，人们关于史学的理论思考也日益深刻和广阔，自然地赋予了史学话语丰富的内涵。
第三，在精神上，与中国文化的伦理性和资政性血脉相通。彰善瘅恶和殷鉴资治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两个重要的表达方向。《春秋》笔法、直书、曲笔、史德、秽史等都带有这两个方面的烙印。用刘知幾的话来说：
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思齐”与“自省”是以史教化人心，“劝善惩恶”则包含了史学对政治的反作用。宋神宗对史学“为国家之要道”有深刻的认识。他为《资治通鉴》作序时说：“《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这番帝王话语兼有史学与政治的双重属性，恰恰体现了中国史学理论话语资政和教化的品格。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曾经清晰地表述何谓史学、史学为何以及何以为史，但时过境迁，学术嬗变，今天的史学工作者面对传统，却出现了一种近乎失语的学术焦虑。当前，史学界普遍认识到重建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有时不我待之感。在这个熔铸史学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似乎更有必要弄清楚我们的困惑，从而找寻到一些方向或方法。
一是处理好“今语”与“昔言”的关系。这里借用刘知幾“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一语中的“昔言”指代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今语”指称当今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昔言”是“今语”的前世，“今语”是“昔言”的今生。既不能以“今语”否定“昔言”，也不可以“昔言”替代“今语”。史家的学术语言当然不能脱离他所身处的时代与社会，所以“今语”有其合理性。但真正具有中国风格的史学话语之魂究竟在哪里？窃以为还是在史学传统里，这是“昔言”的合法性（合乎史法）。会通、断代、良史、信史、实录、曲笔、回护、才、学、识、德，这些术语仍常见于今人的言论中，用以表达人们对史学的认识，可见古代史学理论话语具有顽强的学术生命力。这样说，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到古代（实际上即便有心重回乾嘉，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这里只是想强调一点，即我们需要高度珍视古代史学理论的话语遗产。回顾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形成史，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它总是在前代的基础上承继、变革、拓展、完善的。尽管古今史学所处的社会、文化和学术生态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个规律没有理由完全不适用于当下。
二是处理好本土与域外的关系。中国当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嬗变于清末民国，经过一百多年的锻造，成就有目共睹。它在形成过程中，深受域外史学（包括日本史学、德国史学、英国史学、法国史学、苏联史学和美国史学等）的影响与塑造，得失兼有。学习、借鉴域外，是一种学术胸襟；回归、扎根本土，更是一种学术觉醒。当代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坚持中国史学本位的前提下，对域外史学理论话语予以甄别、筛选和吸纳，同时从当代中国史学的丰富实践中提炼、概括新的话语，为中国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增添新的内容。只有“坚持用中国史学自己的话语体系来阐释和书写人类历史，我们的学术才有尊严、有品位，才能更好地与国际主流学术展开对话和交流，在国际史学的风云激荡中清晰而响亮地发出中国学术自己的声音。”这是新时代赋予史学工作者的崇高而神圣的使命。
（作者：刘开军，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编辑：老 胡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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