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叶很红，但毕竟不是二月花

文/ 杨早

大家好，欢迎收听早茶夜读，我是杨早。

昨天因为是5月4号，是五四运动百周年纪念，所以公号就发了五四特稿。

今天按规律，我应该回顾和总结一下上周我们读茅盾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情况。

这部书相对而言，确实是比较难读的一篇小说，也不是那么知名，比起《子夜》来，可能它的受众面会窄很多。

不过我们做“小说民国”的阅读计划，也一向不是以评价作品的艺术价值为目的，而是想通过小说去读懂民国。所以这里我必须要提示大家，或者说我要再强调一点，就是有一句话一定要牢记，那就是

“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

要理解《霜叶红似二月花》这样一篇作品，首先你要了解他的写作时间。开始写作是在1942年6月。这个时候茅盾什么情况呢？第一他刚刚从香港脱逃，全家离开危险地带。如果想了解这段历史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看许鞍华前两年获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电影《明月几时有》，那里面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东江纵队是怎么掩护这些知名文化人逃离香港的。

逃离香港以后到桂林定住下来，茅盾在回忆录里面讲述了自己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缘由。

首先是生计所迫。那个时候茅盾最想写的是香港战争和东江脱险，但是他觉得当时出版环境不允许。加上他以前也想过写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长篇小说。既然他不能写他想写的东西，茅盾就选择了一个他觉得检察官不会那么在意的一个题材，也就是从五四运动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么一段。当然那个时候茅盾小说的销路不是问题，因为他是国内非常知名的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但是书店也希望茅盾写长篇小说，而不是短篇小说或者是散文，这跟现在也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茅盾开始着手写《霜叶红似二月花》。

第二点我们要理解，“霜叶红似二月花”是什么意思？因为这部作品并没有写完，按照茅盾预想的规模，是“第一部写五四前后，第二部写北伐战争，第三部写大革命失败之后”，但是目前这15万字只写了第一部，“还没有沾到大革命的边儿”。

我们知道“霜叶红似二月花”是脱胎自杜牧的诗句，原句是“霜叶红于二月花”，就是双叶比二月花还要红的意思。但是一旦变成了“红似二月花”，意思就完全变了。

茅盾想说的是，小说主要人物是一批出身于剥削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认不清方向。当革命的浪涛袭来的时候，他们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茫，或走向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也就是说书中的人，都是霜叶，看上去很红，像二月花一样红，但毕竟只是霜叶，而不是二月花。这样的题材，估计也是当时的市场会比较欢迎。

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茅盾自己说，他写《霜叶红似二月花》“很用了一番心思”，因为他企图通过这本书的写作，亲自实践一下“如何在小说中体现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我们知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出自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注意时间！文艺座谈会举行时间是1942年5月份，而《霜叶红似2月花的创作时间是1942年的6月份。短短的几个月当中，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就从延安传到桂林。我们之前说过茅盾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小说家，他这次也非常敏锐地领会到“讲话”精神，已经在考虑怎么写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了。这种跟随能力我觉得也是无与伦比的。

所以大家注意到这些《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写作背景，可能会加强一些对小说的理解。这是我觉得为什么要读懂小说背后的故事，再通过小说背后和表面的双重印证来读懂民国。

这部小说我们就说到这里。因为这部书也是关系到“五四”，昨天我们也是再走了五四路（点击蓝字查看）。走完以后，在吃晚饭的时候也聊到了很多，尤其是对当下的年轻人和100年前青年的比较，我也写了一些感想。可能是挂一漏万，因为这个时代谁说的清楚，年轻人是个怎么样的整体概念呢？

我一向觉得整体名词是靠不住的，所以只是就我自己的观察和感想，写了一段关于当下的代际关系的文章（附后），昨天我也写了五四时候的代际关系，——那一代青年，最终是如何让先生们失望的（点击蓝字查看），这两个段落可以互相映照着看。

再走五四路前，凤梨提了一个玩笑式的问题：如果走着走着穿越到了1919年怎么办？我倒是在饭桌上问了一个相反的问题：假如天人感应，有一位当年的前辈回穿到了2019，我们该怎样向他解释一百年来，他们当年的目标实现了哪些？现在的青年还在忧郁着什么？

欢迎大家收听、关注早茶夜读，从此写作有谱系，

我们下周再见。

百年前后，“青年崇拜”同异若何？

2019年，距离五四运动已是百年，距离5月4日被确定为青年节，也有七十年了。今天的中国，“青年崇拜”还在吗？又是怎么一个样态呢？

表面上看，青年地位仍在蒸蒸日上：90后已经摆脱了“非主流”的污名，反过来可以对“坏人变老”“中年油腻男”各种鄙视。从前的好词“老成持重”“少年老成”“德高望重”……现在都不招人待见，影视圈小鲜肉小花大行其道，成年演员一有机会就哀叹没角色演，有点年纪的吃瓜群众则为自己花式辩护，什么“中年少女”“熟女身萝莉心”。无论是消费目标，还是科技受众，年轻人都是当之无愧的趋附对象。两年前，陈平原教授“有感科技迅猛发展，社会急剧转型，老人处境尴尬”，遂写成《老人吟》一首：

唐宋诗文秦汉关，元明书画清学坛。
高年自古得尊重，经验而今变负担。
网络狂奔刚上路，手机支付又登山。
儿孙挑剔百般错，健步竟成暴走团。

今日之总体态势，远非百年前可比，既非五四时期“先生一代”对“学生一代”的提携推举，亦非李敖时代的“老年人交不交棒”，而是以科技与消费为后盾的年轻世代，正在把四十岁以上的前辈们都逼成“三代以上的古人”（刘半农语）。今日之青年，不仅仅是思想观念上的“新”，而且是从生活方式到社会心态的“新”。

即以面对“五四”而言，陈平原教授亦以其自身体验说明“今天的大学生乃至研究生，与十年前、二十年前大不一样。或自认已经超越，或坦承无法进入，反正，‘五四’不再是年轻一辈急于体认、沟通或对话的对象”，由此陈老师感慨：“今天谈论‘五四’的最大障碍，则在于年轻一辈的‘无感’。虽然也常起立唱国歌，但所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早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相信‘伟大复兴’就在眼前的年轻一辈，很难体会百年前读书人的心境与情怀。”（《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

只是，年轻一代对“五四”甚至历史的“无感”，实在很难怪在他们头上。正如电影《无问西东》呈现的“四代清华人”是怎样从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慢慢变成一颗苟且的社会螺丝钉的：一个平庸的社会，不需要“大写的自我”，相反，“你最珍贵”只是一种鼓励消费的噱头，就像牛油果神话或“人生赢家”模板，整个社会都在不遗余力想将年轻人打造成一个个成功的工具理性者，所谓的“后喻社会”不过是将“精致的利己”包装成年轻一代的自由选择。我们来看看今日城市年轻一代的精神生活形成史：

从幼儿园开始接受双语教学与各种西方教学法（蒙氏或华氏，随便选）；小学开始一边上各种补习班，一边背诵《弟子规》；中学语文课本里古文比例大增，现代白话文全面退却，每道题都有标准答案；考上大学是一生中的高光时刻，但或许就是一生的巅峰，学了四年或六年毕业，想重复在家时的物质生活，衣食住行，甚至被围着转的中心地位，都往事如烟不可复制；想追求个性或自由，还要喝一大碗“996是福分”的鸡汤，看着为人父母的前辈哭诉哀号，顿觉人生路漫漫兮修远……你说怎么会不丧？怎么会不到处宣称自己佛系？

如果让百年前的五四先贤们回穿到今日，他们能理解今日青年之所思所想吗？“五四”时期的问题，是不是今日都解决了呢？国家富且强，恋爱得自由，作文纯口语，手机用国货……这不都是五四运动的诸多追求目标吗？但这个新世界，到处是穿着廉价汉服的旅游者，躲在次元壁后面的社恐蛰居者，国学班与女德班四下开花……关键是，到处是不开心又沉默无语的年轻人。这是五四先贤们想要的未来吗？

说白了，今日之社会，表面上把年轻人抬得很高，同样有着“青年崇拜”的皮相。但教育风气，职场规则，社会结构，家庭伦理，哪一块是年轻人真的能发声的所在呢？大概也只剩下娱乐场了，以点击与弹幕为武器，以粉丝圈与亚文化群为载体，一代青年在安全的范围内横冲直撞，他们与成人社会合谋，把自己定型化、标签化成“拒绝长大的孩子”——当然，这样说有失偏颇，中国之大，从不缺先进典型——但与百年前相比，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今日之许多青年，没有具体的敌人可以反对，没有足够的底气可以抗争，没有原始的单纯可以追求，没有甘愿的责任可以担当。

王汎森教授指出，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有一种特殊现象：“在‘新思潮’如飓风般吹荡之下，大致会出现两条线索：第一条是转动时代轴心的新思想推动者，以及许许多多受到他们影响的‘真信者’；另一条线索是在模糊、顿挫不定的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而皈附的各类‘半信者’，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许多非线性、非目的性的、模糊的力量移转。”因此他将这一时期称为“Confused period（模糊阶段）”。（《探索五四历史的两条线索》）那么百年后的今日，是不是也处于同样的模糊阶段呢？我们似乎都属于那些“非线性、非目的性”的群体，而新思想的推动者在哪里？我们需要转动的时代轴心在哪里？是不是被淹没在自媒体的众声喧哗里？是不是在一次次话题热点引发的撕裂中流失殆尽？是不是在现象级网络小说的“甜”与“贱”映衬下自言自语？

所以，面对来自1919年的先贤们，我们还是送他们一人一个国产智能手机吧，装上最热的社交新闻短视频。他们不会失望的，因为大数据懂用户，给他们推送的，都是他们爱看的，比如今天，“青年节”会霸屏，这片土地朝气蓬勃，美哉壮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