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汪燕辉
44岁，NGO工作者
我是北京人，这个结论是别人告诉我的。
17岁从县城到北京城里上大学，六个人的女生宿舍里，初次见面的卧谈会，有人问我：你是哪儿的人？我是密云人。哦，那你是北京人。好吧，不承认自己是北京人，在来自天南地北的同学们面前怕是有些矫情。于是从那天开始慢慢接受我是北京人。
为什么我是北京人啊？因为我姥姥家在城里。确切的说是京郊朝阳区小红门乡牌坊村。小时候，每年暑假会进城看姥姥，对，就是叫进城，虽然姥姥家也不是在北京城里。就是歌谣里唱的“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就是不带小外孙子去”的姥姥家。
姥姥名叫张兆红，1924年阴历甲子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生。很巧，她和《鲁迅与北京风土》的作者邓云乡同一年出生，邓先生从鲁迅日记还原北京，我就从家族传承下来的只鳞片爪的口述记忆中，还原一下姥姥那个时代的北京吧。姥姥的娘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1岁的时候，她妈妈因误食癞蛤蟆中毒身亡。这个故事是姥姥讲给妈妈的：当时老太太脚扭伤了，本来是小脚儿，肿得像个糖三角儿，听邻居说吃蒸熟的癞蛤蟆可以消肿。可巧夜里下过雨，院里趴着一只碗口大的癞蛤蟆，老太太就让家里人把它捉住蒸吃了，结果第二天全身青紫中毒身亡。老太太这一走，留下五个孩子，小的只有三岁，没办法送人了。姥姥的父亲带着剩下的四个孩子艰难度日，一生未再娶。身为长女的姥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挑起了帮着父亲照顾几个弟妹的担子。没多久就到了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进了卢沟桥。听说他们奸淫妇女，姥姥带着七八岁的妹妹到城里天桥附近的一户亲戚家躲避。在那儿还学会了做绣活儿，这项手艺后来成为她养家糊口的依靠。记得小时侯去看姥姥：炎热的夏日，推开姥姥家的大门，穿过长长的甬道，走进有两棵枣树的院子，透过正房的玻璃看见临窗绣花的姥姥，她在我的呼唤声中从绣活架上抬起头儿，手里依然举着绣花针，透过老花眼镜的上沿儿望见我，然后就听见清脆的一声：“呦！小燕辉来啦！”1942年，不满十八的姥姥嫁给了比她小两岁的姥爷。1944年生了我大舅，她的角色是这个四世同堂家庭的长孙媳妇。《四世同堂》里的长孙媳妇韵梅没入过学校，所以由丈夫起名。姥姥没上过学，但是她有个响亮的名字，谁给她起的我不知道，我记得小时候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张兆红，和兆龙饭店的兆是一个字。这家1980年代在京城大名鼎鼎的饭店是由船王包玉刚投资建设的，1985年建成，店名由邓小平题字。如今虽然它早已泯然众人矣，但每次经过，我都会想起姥姥。姥爷的爷爷叫陈顺，大概是1870年代生人。是民国时期小红门附近某警署署长，大约相当于如今的派出所所长，姥姥说见过他穿着官服的照片，很是威武。应该是位好善乐施的成功人士，家族传承下来的证据是：他当年参与集资修建凉水河上的珊瑚桥，名字还刻在了桥头的石碑上。想起来《四世同堂》里有位白巡长，算是一位在乱世苟且偷生、心里还存有一丝丝善意的人。书中有一段儿：韵梅去老义顺领粮食，他问了一句，“祁太太，为什么不来个男人呢？”我猜姥爷的爷爷没给日本人做事儿大概是因为1937他都已经退休了吧？陈顺排行老三，娶的是位旗人大户人家的闺女何文秀。我妈说，小时侯见过她太太穿的花瓶底的鞋，她陪嫁的床是慈禧太后用过的呢。可惜二人没能生育，于是从长房过继了儿子陈德明，家里在解放前买了点儿地，雇了个叫老张的长工。因此解放后被划成了富农。陈德明，就是我太姥爷，据说参加过一贯道。我妈入团的时候，组织鼓励她敞开心扉，她一直没说出来啥，人家启发她说，你爷爷是一贯道，你不知道啊？我妈后来回家一打听才知道她爷爷的确有不少兄弟。在妈妈的记忆里，他也是有几分江湖意气的人，有钱大家花，有好吃的大家吃，因此虽然家里被划成了富农，对邻里关系影响倒没多大。他娶了当街的“流氓无产者”王麻子的女儿王凤兰。我问我妈什么叫“流氓无产者”，她说大概就是没啥正事儿、以坑蒙拐骗、说媒拉纤为生的人。我太姥姥家是贫下中农，她天生大脚爱劳动，还经常遭到丈夫的家暴，在家是个受气的小媳妇。两人育有一男，就是我姥爷陈启贤；一女，我姑姥姥陈翠英。其实中间还生了好几个，但都夭折，因此我姑姥姥被我姥姥戏称为“秋瓜晚茄子”。姥姥和姥爷育有六个子女，最大的1944年出生，就比姥爷的妹妹陈翠英小两岁，最小儿子的1956年出生。我姥爷比她小两岁，是个没什么本事、老实巴交的人。婚前在“六必居”学徒，婚后家里置办了一套大车，姥爷的营生儿就是赶大车往“六必居”送菜。姥爷跟“六必居”的这段渊源，也有家族传承了。我记得，逢年过节小辈儿人孝敬姥姥姥爷的年货里一定会有从“六必居”买的酱菜，其中有一种叫“包瓜子”的，只在过年的时候才有，就是把各种酱菜装在一个酱瓜心儿里。当年我远赴苏格兰留学，老妈还给我炒了一份儿酱瓜带上。解放后开展生产合作社，陈顺（我姥爷的爷爷）被分配的工作是哄菜地里拉水车的牲口，以前堂堂的警察署长，一天就挣两三个工分 ，某天被我姥爷奚落了一顿，生气卧床一病不起，于1956年离世。何文秀（我姥爷的奶奶）大概是因为乳腺癌也在1958年去世了。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是我姥姥，家里的大事小情，全靠她张罗。公婆小姑，再加上六个孩子，没有一个人不让她操心。姥姥打小就有反抗精神，她奶奶逼她裹脚，白天裹上晚上她自己就悄悄撕下来，因此有着一双解放脚。早年艰辛生活的磨砺，造就了她坚韧、大胆、刚毅的性格。我妈说，她六七岁的时候，有一天有个疯子拿着个棍子在街上乱窜，家家户户都关上了门。疯子走到她家，进不来门，开始拆院墙，不一会儿就把院墙拆了个大洞，眼瞅着就要钻进来了。家里的男人一个都不敢出来，这时我姥姥拿了个大叉子，推门而出，冲着疯子嚷嚷了一通儿，这个疯子还真被我姥姥的气势给震住了，灰溜溜的走了。姥姥从小学会的做绣活的手艺，成为了她独立自主的经济来源。在办合作社时，街上组织了绣活合作社，姥姥用做绣活儿挣的钱补贴家用，给六个孩子和小姑子买书本买鞋袜。我姑姥姥只比我妈大四岁，姥姥对她比对亲姑娘还好。我妈记得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姑姥姥要去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跟外国小朋友的联欢活动，那时姑姥姥正是爱美的年纪，我姥姥就把舍不得用的布料给姑姥姥做了一身儿漂亮的上衣和裙子，还给她买了一双小皮鞋。姥姥给自己亲闺女只买了双布鞋，穿的衣服也是她小姑的下剩。所以我妈到现在还记着这事儿。姥姥做绣活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我还沾她做绣活的光儿呢。大概是1987年左右，有一次赶上姥姥做完一件绣袍，进城交活儿领钱，她带上了我和五岁的表妹。具体去哪儿交活儿我不知道，但领了钱，去华清池洗澡却记得真真切切。也许是因为做绣活的缘故，姥姥对京剧情有独钟，我人生唯一一场现场观看的京剧就是小时候在密云电影院和姥姥一起看的《白蛇传》。我还记得她在那儿听得津津有味，我哪儿坐的得住啊，在过道里来回溜达，舞台上女演员长袖乱舞的场景倒还依稀有个印象。有一次去苏州的博物馆参观，看到精美的戏服，就想起了姥姥做绣活的样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姑姥姥陈翠英在北京师范学院上学，学院的红卫兵不知怎么听说了她家是富农前来抄家。当时我姥爷外出干活儿没在家，我妈和我大舅都已经在城里的师范学校上学了，也没在家。还是半大小子的三舅和四舅比红卫兵还积极，主动把祖上几辈儿陪嫁的瓷器都给砸了。我太姥爷陈德明因为参加过反动会道门一贯道被红卫兵批斗，没过两天就因惊吓过度去世了。文革期间，因为家里是富农没少受气，姥姥每天要去扫大街。我妈1967年9月从北京第二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密云县的山区教书。1971年经同事介绍认识了我爸。我姥姥不放心，一个人从北京辗转100多公里到我爸家考察了一圈儿。以下是我妈的讲述：我跟你爸通了几封信，互相了解了一些。可是见面的次数不多，因为他单位本来就在外地，还经常领着工人到全国各地学习交流。这事儿我向母亲透露了一些，她很不放心，她大字不识几个愣是独自一人从北京跑来看我了。母亲从东直门坐车到密云，到县城一打听还得再坐车才能到太师屯公社，售票员嘱咐她在葡萄园那站下车。出门快一天了，下车也累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她先到大车店旁边的小饭馆要了一斤肉饼吃了起来。眼见天儿擦黑了，服务员热心的问：“老大娘，您这是要上哪儿啊？”我妈说：“我去小漕村小学看我闺女！”服务员一听，说：“哟，小漕村离这还挺远呢！我这有电话，要不我给学校打个电话，让您闺女来接您？”我妈说：“那敢情好！我是头一次来密云，也不知道哪儿是哪儿！太谢谢您了！”我在学校接到这个电话，心想我这个老妈胆子也真够大的！同事郭正明自告奋勇跟我一起去接我妈，我俩刚出村，太阳就下山了。走出三里地，快到大漕村边上，听见有说话声，我叫了一声：“妈！”还真是我妈，她跟身边的人说：“小伙子你回家吧！我闺女接我来了！”一边跟我说：“今儿我可净遇见好人了，这小伙子是我在路上碰见的，要送我去找你！”我连忙谢过人家，郭正明接过老妈手里的包袱，我们仨一同往回走。他一听我妈是来打听我婚事儿的，把汪家夸了一顿，答应周日休息带我们上他家看看。我妈是个豁达有主见的人，到人家也不说满意不满意。进家门就跟进自己家似的，卷起袖子帮忙打扫卫生。邻居都直夸这个干净利落的北京老太太。当时汪同志工作比较忙，也没请假回来，我妈连未来的女婿也没见到就回去了。“经过姥姥的实地考察，没过多久我妈就和我爸结婚了，然后就有了我这个北京人。文革结束后，生活慢慢好了起来。姥姥也得以颐养天年，我结婚的时候还接她到我们的新居小住了几日。姥姥送给我们的贺礼是一套餐桌和一套沙发，用了有十来年。后来有了儿子，他为了区分我的姥姥和奶奶，给她俩起名“高个太太”和“矮个太太”。姥姥就是他的“高个太太”。姥姥2007年因病去世，享年83岁。不知不觉，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她传承下来的老北京人生活的精气神一直留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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