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母亲没正式上过学，不识字，只勉强认得自己的名字，听她说还是后来在生产队上扫盲时认识的。但是在我心中，母亲是非常有文化的，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教育条件极差的年代，人们对物质的渴求，胜过一切。那时在农村，常有人偷鸡摸狗。母亲时常教导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拿别人家的任何东西。那时候打猪草回来，母亲第一时间把一箩筐猪草全倒出来，仔细检查，看有没有别人家的庄稼或者蔬菜，比如红薯叶、南瓜叶、土豆叶、白菜叶等。一旦发现，绝对是一顿暴揍。奶奶会一直在旁边劝:“孩子小，不懂事，算了吧。”母亲吼道:“这么小不学好，长大了那还了得？马桑树条得从小‘迂’（矫正的意思），不然大了后长弯了‘迂’不回来了！”奶奶便不做声了！母亲拉着我们的手，用树条边抽边走，去别人家赔礼道歉。别人原谅了才肯回家。晚饭是不让吃的，只能在外面游荡，比如躲在玉米草垛里吞口水。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没有人家会叫你吃饭的。有好吃的都会躲起来吃，因为别人家都不够吃。这个时候奶奶会悄悄装满一碗饭菜端过去给我们吃。那时候总在想，为什么母亲非要这么做呢？

我们家孩子比较多，兄弟姐妹五个，母亲对我们管教相当严格。家里来了客人，我们就不能上桌子吃饭。有好吃的都是让客人先吃，最后我们只能喝点汤，吃点酸菜土豆之类。当时，我家的客人主要有两类:一是父亲的“同僚”（那时候父亲是村支书），一是母亲娘家的亲人。不管是哪一类客人，我们都不愿意他们来我们家。因为有客人来，母亲总把家里最好的招待他们了，比如炖块腊肉，杀只公鸡，推点豆腐。要知道，这些好东西都是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我当时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好吃的都让别人吃了。平时吃饭，是不能发出“吧嗒”之类声音的。夹菜也是不能乱翻的，看着哪块夹哪块。吃完饭必须轮流洗碗，而且要洗两三遍，然后扫地。那时候农村没有水泥地，每天早上必须扫地，都是我们兄弟轮流扫。家里就一个姐姐，四个男孩，苦力活自然轮不到姐姐了，都是我们四个男孩干。农忙季节，是我们最累的时候。挖牛粪、背牛粪、挑粪、种烟苗、收烟草、挖土豆、收豆荚、掰包谷、砍包谷草、背包谷草、抄白纸……感觉一年四季没闲过。我们干苦力活时，姐姐就在家煮饭，我们都很羡慕她，不用爬坡下坎，不用日晒雨淋。我们很是想不通，母亲说:“你们大男八汉的，不做活路像话吗？男娃儿就是要吃得苦下得力，你姐姐是女的，在家做饭就可以了。”我记得那时父亲当村支书，没有什么收入，不干活，长期领着一群他的同事来家里吃吃喝喝，母亲不管有多不情愿，都是和颜悦色的，好酒好菜招待。待客人都走了后，才跟父亲讲道理:“不要一天跟这些人吃吃喝喝，回家帮忙干点活才是正事，你当这个‘村长’是倒贴的。”父亲是老牌初中生，自以为很有文化，时常嘲讽母亲:“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你懂啥？”母亲便默不作声了。这句话我一辈子都记得很深刻！那时候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你们几兄弟幸亏不像你们爸爸那样，不然以后媳妇都找不到。”这句话直到母亲去世前几年还在跟我说。因为2012年她来重庆我家，我老婆生孩子，我很麻利地换洗尿片、做饭送饭，她觉得很欣慰:“唉，不错，幸亏不像你爸那么懒啊，像他那样怎么放心呀。”

母亲懂得一些医术，救过不少人的命。那个年代，很多急症如果来不及救治，会死人的。很多小孩、成人，会发生急性扁桃体炎，喉咙肿起来堵住呼吸道，随时可能毙命。这个时候，别人家会赶紧来接母亲过去。母亲去了，拿半碗白酒，往地上倒点，先敬一下师傅，然后含一口白酒，在患者下颌脖子处轻轻啄上几分钟，吐出一口暗红的血水，便立竿见影，突然好了。我记忆很深的是，有一次朱大哥结婚，新媳妇突患急性扁桃体炎，喉咙堵得很厉害，接母亲过去后，几分钟就解决了。很多人家的小孩消化不良，肚子疼，请到母亲，都是手到病除。这一切，都是免费的。有的人会拿一把挂面，有的人会打一瓶白酒，母亲推辞不掉就收下了。不管任何人家，不管平时别人怎么对母亲，只要别人家需要她救急，她从来不推辞，也不计较。

爷爷去世很早，听父亲说那时候他才上初一，奶奶从此一个人生活，五十多岁就不干活吃供养了（赡养老人叫吃供养）。母亲一直坚持去买大米面条给奶奶吃，反正好吃的都给奶奶，我们就吃玉米渣子（包谷饭）。那时候吃大米和挂面得过节才吃得上啊！母亲说：“人老了，就跟小孩一样，胃口不好，要吃细粮，年轻人吃点粗粮没事。”奶奶的衣服铺盖，都是母亲洗的。后来奶奶病了一年，母亲百般照顾。老人大小便失禁，我们看见都想躲啊，可是母亲从不嫌弃，一直给奶奶洗澡洗衣服。奶奶病好后，又健康地的活了好多年。

母亲特别爱干净。家里的地面，门窗墙壁，打扫得一尘不染；桌椅橱柜、锅碗瓢盆，擦得锃亮锃亮。木桌子的面儿，擦得发白。母亲说，锑锅锅底要用手摸，看不见手黑，才行。床单被罩，再忙再累也要定期清洗。干活回家，不管多累，都要烧点水洗澡。要知道，以前农村洗浴条件差，百分之九十的人一年四季几乎不洗澡，甚至有的人一辈子只洗两次澡，出生一次，死后一次。而母亲，爱干净了一辈子。

我们兄妹五人，上学的压力大。很多人家最多两个孩子在上学，而我们家五个都在上学。母亲说：“我这一辈子不识字，太吃亏，所以再穷再苦、砸锅卖铁也得让你们读书识字。”那时家里经济条件差，母亲去借钱给我们交学费，对方说了一句至今我记忆深刻的话:“穷人家养猪，富人家读书。你家有钱读书，我家没钱，多养几头猪。”母亲四处央求借到钱后，指着我们说:“你们必须给我读出个样子来，不然枉费我受这些气。”那时候，二哥在县城复读初三，每次回家要钱，父亲都很生气:“这钱只见出不见进，如何了得？”然后很生气地把钱扔在地上，二哥为了求学，不得不把钱捡起来。而我，就受不了这等气，不给钱算了，走路回县城，跟同学卖笛子。每个周末，都能挣几十块，买点油和蔬菜。我的独立能力，也是那时候练出来的。我觉得母亲不容易，我自己能做的，尽量自己做。在县城读初三和高中，我住哪里父母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带着一个蜂窝煤炉、一张小方凳、一口铁锅和两个碗回到家里，父母很惊讶:“怎么回来了？”我说高三毕业了，高考结束了。他们说:“就这么完了？”后来我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贵州师范大学体育系，好歹也是村里第一个统招本科生。父亲丢过来一句冷冰冰的话:“读体育的，都是没文化的，不算正牌！”当时把我气的。母亲说，不错不错，没白受苦，不用像我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通知书拿到了，我没让父母操心，找老师帮办了助学贷款，一个人上学去了。大学四年，没找父母要过钱，都是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并且，八个学期拿了七个学期的奖学金。每年回家，我都会给母亲买点衣服或者鞋子之类。我记得给母亲买的第一双鞋子是“双星”旅游鞋，一百多，十多年前算是很贵的。下雨天母亲都舍不得穿，七八年后那双鞋子还挂在墙上！毕业后，经过老师的帮助，在交职院当了一年老师，然后辞职去北京做了现在的事业——健身！半年后父亲知道了，说：“大学白读了，铁饭碗都没了。”母亲则没这么想，她说：“孩子有孩子自己的选择，我们不懂就不要说。”这些，我都不在意。直到前几年，父亲还说:“你要是继续当老师，现在六七千了，多稳当啊。”

这么多年来，我为人处世都是心胸坦荡，爱憎分明，光明正大。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我总会叫上兄弟们一起分享。虽然母亲一年前去了另一个世界，但是今天我接人待物，都离不开母亲对我的影响。这种潜移默化的家庭熏陶，胜过一切学校教育！

作者简介：李刚，1979年生于贵州省纳雍县沙包乡以且小屯上。2004年毕业于贵州师大体育系，2005年辞去贵州交职院教师职务，做北漂健身教练，2010年辗转到重庆，至今定居重庆，平时喜欢看一些文学作品，偶尔翻翻微型小说，心里始终有一个文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