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生产重心在北移
就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同时，中国粮食生产的重心却在逐渐北移。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0-2020年，15个北方省份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迅速从45.65%攀升至59.22%。
北粮南运，已然成了当下粮食产销格局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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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粮食产量是广东的6倍
据国家统计局公告，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6949万吨，同比去年增加565万吨，增长0.9%。
与经济掉队不同的是，北方省份在粮食生产方面，却占据主力地位。
2020年粮食产量10强省份中，北方占据6席，其中黑龙江，河南、山东霸占前三甲，三省的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粮食生产的比重接近3成。
其中，黑龙江以7541万吨的粮食产量领跑全国，这一产量约为中国经济最强省广东同期产量的6倍。
2020中国大陆各省份粮食生产状况详情/搜狐城市制图
对比2000年和2020年各省粮食产量占当年全国总产量的比重，可以直观体现各省粮食产量贡献度的变化趋势。
31个省份中，20年间对全国粮食产量贡献度增加的仅有12省，除安徽一省外，其余11省无一例外均为北方省份。
其中，黑龙江、内蒙古、吉林三省贡献度增幅最为明显，这三省近20年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从5.51%、2.69%、3.54%，增长至11.26%、5.47%、5.68%。
与之对应的是，四川、广东、浙江三省，近20年间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降幅最为显著，分别从2000年的7.30%、3.81%、2.63%，下降至2020年的5.27%、1.89%、0.91%。
若从南北方考察，20年间，15个北方省份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45.65%迅速上升至2020年的59.22%，而南方省份粮食产量占比，则从2000年的54.35%一路下降至40.78%，跌幅达13.57个百分点。
由此看来，中国粮食生产重心北移的趋势明显。
此外，若按照国际公认的粮食安全线——人均粮食占有量400千克计算，共有15省（10个南方省份、5个北方省份）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总产量/常住人口总量）低于安全线。
其中，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福建这5个经济发达地区，人均粮食占有量排名全国末5位。广东粮食产需缺口一直较大。以2018年为例，据广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告，2018年广东从外省采购和进口粮食合计约4100万吨，其中从国内粮食主产区调入粮食约2000万吨，约占当年全省粮食消费量的37.04%。
同期，黑龙江、内蒙古、吉林、河南、安徽人均粮食占有量全国领先，这5省在保证省内常住人口粮食需求的同时，还有余粮可供调出。
今年5月，内蒙古农牧厅厅长孙振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内蒙古作为国内主要粮食规模调出省区之一，常年调出粮食1250万吨以上。
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刘云也在今年6月表示，河南每年向省外调出2000万吨原粮和1000万吨制成品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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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面积北涨南降
那么，中国粮食生产的重心为何会逐渐北移。
是因为南北土地播种面积的差异吗？
众所周知，经济的快速增长常常伴随着农业用地向工业、基础设施和住宅等用途的转移。那么，南方是否因为经济快速发展，播种粮食的土地被大量占用，导致南方省份播种面积占比大幅下降，从而催生了中国粮食生产重心的北移？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2020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粮食播种面积共计增加了6195千公顷左右。
中国大陆各省粮食播种面积详情/搜狐城市制图
2011至2020年间，31个省份中，有15个省份粮食播种面积实现正增长，其中北方省份占据10席，黑龙江粮食播种面积涨幅最大，9年间共计增加了2935.1千公顷。
同期，还有16个省份粮食播种面积负增长，其中福建粮食播种面积跌幅最大，播种面积减少了392.8千公顷。
假若按南北划分，9年间，北方省份与南方省份粮食播种面积则呈现出不同变化趋势。
2011-2020年，北方15省粮食播种面积累计增长了7231千公顷，而同期南方16省的粮食播种面积却减少了1036千公顷。
播种面积北涨南降之下，北方省份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比重也逐步攀升，一路从2011年的55.19%增长至2020年的58.46%，涨幅为3.27个百分点。
同期，北方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也从55.46%攀升至59.22%，涨幅达3.76个百分点，与播种面积占比的增幅大致相当。
由此看来，中国粮食生产重心北移的一大成因，即是粮食播种面积方面，北方省份在扩张，而南方省份在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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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非农就业拉力大于北方
除了粮食播种面积北涨南降外，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伍山林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人均耕地资源短缺，并且非农产业吸引力较大时，农民在粮食生产上的投资将是缓慢增长，甚至可能绝对减少的。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陆文聪也认为，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非农就业机会较多，非农收入成了农民家庭收入的主体，从而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降低，发达地区粮食生产规模缩减。
首先，从人均粮食播种面积来看，南方的人均播种面积相对于北方，明显更为短缺。
据搜狐城市统计，人均播种面积排名前10的省份中，除安徽、云南两个南方省份外，剩余的8省均为北方省份，黑龙江、内蒙古、吉林三地的人均播种面积排名前三甲，其中黑龙江以人均5.77亩的播种面积领跑全国，是同期广东人均播种面积的近20倍。
而在非农产业就业拉力方面，随着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省份的非农就业拉力显著大于北方省份。
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来看，2019年末，南方16省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1.69%，而同期北方15省的城镇化率为60.18%，两者相差接近1.5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蓬勃的南方经济，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进城就业机会，从而使其脱离了单纯的农业生产劳动。
即便是那些常住农村，没进城的农民，也由于南北经济结构的差异，生产活动有着显著的差别，这在他们的收入结构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当下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由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部分组成。其中，工资收入与经营收入中的非农业生产活动收入并为一类，可记作非农劳动收入，而经营收入中来源于农业生产活动的部分，则记作农业劳动收入。
以浙江、吉林两省为例，2018年，浙江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7302元，而同期吉林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仅有13748元，约为浙江的一半。
除了收入总量悬殊外，两省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也极为不同。
2018年浙江、吉林两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构/搜狐城市制图
凭借发达的乡镇工业，以及浓厚的经商氛围，2018年浙江省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为16898元，来自第二、三产业的经营净收入为4455元，即非农劳动收入达21353元，占总体收入的78.21%，而来自农业生产活动的经营收入只有2222元，占总体收入的比重不足1成。这表明，浙江农民的生产活动早已不再局限于农业产业。
而同期吉林省由于非农就业机会较少，人均耕地资源丰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来自农业生产活动的经营收入成了当地农民收入的主体。
2018年浙江、吉林两省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结构/搜狐城市制图
2018年，吉林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来自农业生产活动的经营净收入达7043元，为同期浙江的3倍，占总体收入的比重超过一半。
此外，2018年吉林省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只有3521元，约为浙江的两成，来自第二、三产业的经济收入更是只有浙江的16%左右。这意味着，在吉林，农村居民的生产活动依旧以农业为主。
浙江、吉林两省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结构背后，实质是两地非农就业拉力的显著差别，而这不过是南北经济差距扩大下的缩影。
陆文聪预计，随着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国内粮食生产会进一步向人均耕地资源丰富、农民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较小的地区转移与集中。
而这归根结底还是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南北方在不同经济、社会、技术条件下，按照各自区域的利益格局以及比较优势，进行重组资源的结果。
参考资料：
[1]国家统计局粮食产量、播种面积数据
[2]中国耕地变化及其对生物生产力的影响——兼谈中国的粮食安全，中国软科学
[3]中国粮食生产区域特征与成因研究——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
[4]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成因的探讨——兼南北方两个区域粮食生产发展优势和消费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
[5]中国粮食生产的区域变化：人地关系、非农就业与劳动报酬的影响效应，中国人口科学
[6]浙江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