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艺术有啥不一样，有意思！
李霖灿先生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他“前半生玉龙观雪，后半生故宫读画”，一生致力于学术与艺术，学养丰厚而不务名利，始终自称博物馆老馆员，很有点金庸笔下扫地僧的意思。李先生曾著有《艺术欣赏与人生》一书，大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以《天雨流芳：中国艺术二十二讲》为名出版，这本书是李先生参透艺术与人生的思想结晶，非常精彩。可惜此书一直没有再版，市面上很难买到了。我有幸藏有此书，摘录与大家分享。
试把罗丹的沉思者像和中国的北魏思维像摆在一起来看，您便会发现二者在思想的方式上迥然不同，一个是满头大汗地在想，一个是悠闲自在地在想。
前者的精神状态是紧张的，所以全身的筋肉都在用力气，尤其是腿的部分筋络奋张，形势危急，从一个中国人或东方人的眼中看去，我们每每不禁要问一声，思想亦要这样吃力的吗？这样紧张地苦苦追索，真理就会为我们所捕捉到？说不定反会因此而失之交臂。
回头看一看北魏思维像那姿态就“从容”多了，半跏趺而坐，支颐而思，意态十分自在，不但没有肌肉紧张地去想，脸上还分明想呈现出一种了悟后的欣悦微笑。
我以为这两尊思想像的意态表现，亦能从某一个角度中透露出中西艺术思想底色的不同。
譬如说，西方人画一个天使，多半要给它插上一双翅膀，他们的想法非常踏实，没有翅膀怎么能飞翔呢？中国人或东方人就思有别径，何必身插羽翼，只需驾一朵云彩就行了，人在云中即是仙，显然空灵多了。
西方人画画，不论其为人物、静物、风景，都态度踏实，而且好采取大自然的一角一隅，以风景画为例，不但比例正确，而且光线色彩逼真，画成之后，还一定在四周给它钉上一个镜框，嵌在墙上就同在室内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门，您就可以看到花园中的一角芬芳。
中国人在这方面别有会心，不以割取大自然的一角一隅为满足，以山水画为例，他的用心是要摄取山川云树的大全，而不是只窥伺真实自然的某一部分，北宋的巨轴山水画和南宋的山水诗意小品都可以现身说法证明这一点。中国艺术的追求在全，西方艺术的追求在分，这在西方画的装镜框和中国画的裱中堂上也可以透露出一点消息来。
西方人务实，一切都要剖析来看，罗丹的《沉思者》就是由解剖学的立场而如此表现的。中国人好统摄起来看，所以挂一幅中堂就山川云树无不归纳入宇宙秩序中。
西方哲人如培根（Francis Bacon）便主张人要征服自然，而且说：大自然是最狡猾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套上夹棍逼它的口供。中国人则不如此想，一心只想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三才者：天地人；万物皆吾与也，一一都在说明这种是和谐而不是对立的基本观点之不同，所以在艺术的表现上亦迥异其趣。所以钱穆先生很有意思地说过：“西方的哲学是跨前一步的想法，而中国哲学则有退后一步的想法的趋势。”
跨前一步想，和自然迎面相对，所以要征服它、驾驭它、解析它；退后一步则面前道路广阔，把自己融合在天地自然之间，因之要与它和谐，要与它合而为一，正是由于此，西方人对艺术家只要求匠技的高超，不像中国人对艺术家还要求全人格的完美。文徵明说“人品不高，用墨无法”，这在西方的观点是很不好明白的，因为分明是两码子事，一个人在事实上尽可以行为不检却又学有专长，但是中国人在这方面要求得完整而苛刻，因为他别有会心。
所以西方人在他的作品上每每只签个名便了事，而中国人还要附上一段诗词，因为他所表现的是一个意境。西方人是为自然照一张相，所以有“艺术是上帝的女儿，大自然的妹妹”的说法。中国人则是借山川之启发，写自己一段笔墨，这也是西方艺人一遇到彩色照相之发明，立刻竞向“不似物相”之大道狂奔，而中国艺人仍画他的梅兰竹菊弦歌不辍的原因，因为他原来画的就不是写实。
从紧张地想，到怡然自得地想，从长一对翅膀到驾一朵云，从签一个名到写一首诗、照一张照片和写一个意境（在这里我们想到了山水画上的长卷），还有技巧本位的评价和全人格的完美要求……在在都显示出中西艺术在思想的底色上有若干的差异。然而这当是由于二者历史文化迹辙发展之不同，才表现出这一些有趣的对比，因而更增加了相比益彰的美丽。
尽管中西双方的历史发展迹辙有异，但退后一步来观察，人总是人，在艺术上到底血脉相通，不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艺术高诣并无国界，东方人一样能欣赏西方的交响乐章，西方人亦对中国宋代山水画赞美不置。
在这种中西艺术同心相映的趣例中，我获得启示无量。1971年，我过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布尔，在陶比卡博物馆中，看到了一幅以同心圆作构图的睡猫，我冲口而出地惊呼了一声，说：“什么时候你们把我们台北故宫博物院沈周的猫图挂在这里了？”陪我的馆员很显然流露出不怿之色，立刻抢着接上了腔：“这怎么会是你们的猫图？这是我们的神猫，有它在此挂着，我们这里二十八个大厨房，就没有一只老鼠敢出来偷东西吃。”
左：伊斯坦布尔陶比卡博物馆的同心圆睡猫；右：明，沈周《写生册-猫》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灵验，我不敢就相信，但是一点也不假，这两幅蜷成一团的猫，真是画得一模一样。
这本是猫的常态，天略寒冷一点，它就蜷曲在一起，全身是一个大圆，头部又是一个小圆，盘尾仰头，天然地形成了一个同心圆的构图，若不是沈周的猫图上面有乾隆题诗，伊斯坦布尔的猫有土耳其文的签名，还真不容易区分东西。试想远隔八九千公里的距离，彼此又素不谋面，而竟然会完全相似，真是东方有艺人出，此心同；西方有艺人出，此心同了。
更有趣的是塞尚（Paul Cézanne）对静物苹果的深刻描绘和南宋画家牧溪同一追求。
塞尚被西方人称为近代绘画之父，他为了要描写出苹果的永恒性，苹果在静物台上每每都被观察到已经腐烂，他仍执笔描绘不辍。这是画史上有名的故事，因为他不满足于只追求到表面的浮光掠影。同样的，中国的牧溪和尚，他有墨色的《六柿图》传流于世，看他用笔的深意、用墨的层次，艺术家鉴赏家大都同意这样的评语：“山川变易，图画长存。”可知地无分东欧亚，时无分中古近代，艺术家对事物永恒的追求是一样的。
左：塞尚的《苹果与酒瓶》；右：清，牧谿《六柿图》
塞尚是19世纪的后印象派大师，比他更近的还有1973年才逝世的毕加索（Pablo Picasso），他曾画了一幅牧者的人像，一个人手执长竿骑在马上，试以这幅画和梁楷的《泼墨仙人图》来相比，一个是13世纪的出家人，一个是20世纪的大艺术家，一个生在亚洲中国，一个生在欧洲西班牙，所画的题材又不相同，然而多么动人深思，因为两幅画摆列在一起，一无舛错，都是要表现他们思想上、心腹中的笔墨淋漓。
左：毕加索《泼墨人骑图》；右：宋，梁楷《泼墨仙人图》
至于库尔贝（Gustave Courbet）和李嵩的心思相通就更显然了，两个人都画鲜花，库尔贝是法国的写实派大师，李嵩则是南宋的宫廷画家，地域不同，时代不同，而所画的花卉花篮何其形似神肖，两两相比，许多鉴赏家都惊讶不置。
左：库尔贝《花蓝图》；右：南宋，李嵩《花篮》
其他如日本大画家北斋的《自画像》，和中国陈老莲的《倚杖闲情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同一婀娜，我常常就以为这正是陈老莲的自写真，两个艺人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又没有交往，竟然表现得如此同心而逼真，真令人啧啧称奇。
德国的大画家丢勒（Albrecht Dürer），他画了一只兔子栩栩如生，全世界都倾仰得不得了。中国在北宋时，有一位大画家叫崔白，他在有名的《双喜图》上也画了一只兔子，同样之生动。若把这两只毛兔并列在一起，你就会知道，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工具不同，而所表现的主旨却完全相同，这使我们倏然体会到，艺术上的追求，最核心的部分，一定超越乎世俗地域、时间之上。
左：丢勒《野兔》；右：北宋，崔白《双喜图》（局部）
从罗丹的沉思者像和北魏思维像的形态表现上，我们先看到了中西艺术思想底色之异，但是在伊斯坦布尔之猫和沈周的猫、塞尚对苹果描绘的追求和牧溪《六柿图》等的相似，却又很清楚地看到了中西艺术思想的相同。而且前者的相异，是基于历史文化的迹辙不同而形成，而后者的相同却是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更大基础之上。世界大公园若只开一种颜色的花，那又有什么可以观赏的呢？正要万紫千红，交相映发，意趣横生，共成艺术王国五彩缤纷的世界大同。
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可以用作结尾：1961年，我扈从国宝坐军舰到美国去展览，那位柯瑞乾舰长（Capt. William R. Crutcher）问我道：你们中国人真奇怪！昨晚王世杰先生请吃饭，一共吃了十二道菜，最后还说菜不好吃，也没有吃饱。其实，每一样菜都非常好吃，我们一个个都吃得撑得要死。
对比之下，这使我想到了我在美国人家做客的真实享受：总是在殷勤招待之下，还来了说辞，说女主人如何去选菜去烹调，菜又如何的美味……结果主菜只一味，味道却也平常，颇有口惠而实不至的感觉。一个是过分的自谦，一个是过分的夸张，这又怎么说呢？
于是，我想了一想，回答柯瑞乾舰长说：“这是由于您是'特别的贵宾’的关系，虽有十二道菜，还不能充分表达我们对您的敬意；同样，我在贵国的朋友家中，亦受过'贵宾’的接待，不过他们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现。您是贵宾，我们自然是以最好的菜肴来招待，对吗？两方面说辞不同，但是对于'客人的敬意’却是一致的。”
柯瑞乾舰长笑了，说：“李先生，您不是做外交工作的吧！”——不是外交辞令。很显然的，中西艺术思想的根源亦复如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谓大同；因时制异，因地制异，不妨小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