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天上，跟傅雷先生相会了——重听那年，傅聪这样谈“琴”说爱
有“钢琴诗人”美誉的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于英国去世。
噩耗传来，让笔者回想起2008年5月，傅雷百年诞辰，时年75岁的傅聪为黑白琴键上的纪念侃侃而谈时，依然坦言“没有父亲的谆谆教导，就不可能有我这一辈子的人生轨迹”。
父亲用文字，他用琴声，交流书写人生感悟与痛楚。傅聪坦言，《傅雷家书》中屡次提及他们父子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肖邦和舒伯特，当时他选择肖邦6首练习曲献给百年诞辰的父亲。“肖邦音乐有一种无限的惋惜，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一种无穷的怀念。化成一个字，就是‘情’，这是抒发对父亲感情的最好方式。”
笔者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当时的傅聪依然戴着露指黑手套——是为他战胜身体疾患后保护手部的“硬”装备。他着一袭带暗花的黑色中装，不离手的“福尔摩斯”式烟斗，则是他说话时的搭档。
那时的傅聪，当然已不满足于打开他的提问总是停留于《傅雷家书》，他直白：“很多观众喜欢与我交流《傅雷家书》，可我早已不是书中的那个小孩。这些年走了这么多地方，弹了这么久的钢琴，音乐已成为我的习惯。”
愿他安然奔往那条明亮的相会之路，与父亲愉快地“手谈”。
缅怀傅聪，笔者想与读者共同打开2005年，时任解放日报文艺记者的笔者与李君娜女士，合作采写的这样一篇长访谈——
听傅聪谈“琴”说爱
文/ 伍斌 李君娜
傅聪要复出开音乐会了。
四年前在上海音乐厅与观众一别后，这位钢琴家因颈椎病和手疾已有四年未曾来沪登台。（2005年）5月8日，他将在东方艺术中心，重新释放出串串凝聚着沧桑人生感慨的音符。
傅聪有点激动，早早从伦敦赶到上海，并主动请本报记者去他下榻的公寓见面谈谈。那天，客厅里日光斜照，摆设规整。71岁的大师看上去精神很好，穿着休闲黑衣坐在沙发上，另一件靛蓝色的唐装，被随意搭在另一边的椅子上。当年，《傅雷家书》中那个需要父亲循循诱导的孩子，如今已到古稀，虽然头顶着“在世的肖邦”“钢琴诗人”等光环，可他全无传闻中的吝字如金、很难接近的样子，侃侃而谈，谈对钢琴、对人生的至真至性至爱……
我无论如何达不到完美
问：你手指上的旧疾恢复得如何了?会影响您的这次演奏吗？
傅：不会啊，手指经过两年的治疗，已经彻底恢复正常了。
问：听说这次音乐会上除了你一向擅长的肖邦作品外，还带来了海顿的作品？
傅：是的，有三首，分别是海顿音乐生涯前期、中期和晚期的代表作品。
问：但是，您以前好像没有弹奏过任何一首海顿的作品。
傅：我很惭愧。我直到最近才开始喜欢起海顿的音乐。以前一直很忽略海顿，直到我在上海音乐学院教课的时候，有个学生弹奏了一支海顿的曲目给我听，才发觉他的音乐是如此美妙。有些人会觉得海顿的音乐听了会让人想睡觉，其实，海顿比莫扎特更注重将一些新鲜的元素放入作品中。这跟他的生存环境有关。他很早就被一个匈牙利公爵供养，不用为生计发愁，可以安心创作作品。
问：这一次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演奏海顿的作品吗？
傅：之前在波兰已经有过一次。波兰有个新的肖邦协会成立，他们用真正“肖邦时代”的钢琴，演奏肖邦的音乐，并邀请我开了一次音乐会。我当时就提出，可否在里面穿插海顿的音乐，他们说没问题。我选了三首分别代表海顿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作品。这次在上海的音乐会，也就沿用了这些演奏曲目。
问：您有“在世的肖邦”之美称，那么肖邦的作品应该是您最拿手的吧？
傅：没有什么所谓拿手不拿手的。只有在每一次的演奏过程当中，我才能知道自己每一次演奏的好与坏。但是若要谈完美，我觉得我无论如何都达不到。没有一个演奏家能穷尽音乐作品的全部，真正伟大的作品永远比所有最伟大的演奏家更要伟大。同时，伟大的作品并没有一个“唯一性”，作曲家在乐谱上完成的每一件作品，经过不同演奏家的演奏，又重新成为新作品。
不向儿子留“家书”
问：尽管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傅雷家书》的意义已经远非“家书”，而是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一本书，但对你来说，《傅雷家书》却永远是您父亲留给您的“家书”。你现在还看《傅雷家书》吗？
傅：我不敢看《傅雷家书》。
问：你曾经说过这一观点。我还是想知道，背后究竟是为什么？
傅：每看一次都会大动感情，太激动了，以至于没办法正常工作。
“家书”已经在我的心里了，不需要再看了。其实“家书”是我父亲追求的一种精神价值。这个精神价值包含了很多东西，东方的西方的，是一个很博大的精神价值，可是绝对不是物欲横流的世界。一切缘于功利的人是不可能真正读懂“家书”的。
问：我们知道，你自己也早为人父。有没有想过像傅雷先生那样，对两个儿子留下有形或无形的“家书”？
傅：没有。我的第一个孩子凌霄是第一个夫人生的。离婚后，孩子没有和我生活在一起，父子间的接触不是很多。我接触更多的主要是第二个儿子凌云。如果一定要说对他言传身教，那也就是他目睹了我在生活中的很多矛盾、痛苦和挣扎。但这个可能也对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很惭愧，没有像我父亲那样为子女做那么多。
本图片由李君娜拍摄
问：你会要孩子们看《傅雷家书》吗？
傅：不会。他们生在欧洲，文化和时代的背景截然不同，他们理解不了“家书”里的精神。而且我也不赞成把自己的经历强加到下一代身上。这跟我父亲当年教育我是不同了。我和父亲的文化背景是相同的，但是我和我的儿子之间，却完全不同。基本上，对于子女，我顺其自然。
问：那么你的两个儿子有没有受您的影响，走上音乐道路?
傅：他们都没有成为音乐人。我的小儿子现在攻读哲学博士，我喜欢哲学，这可能受了我的影响吧。
郎朗如不这么夸张会更好
问：你对现在的“新生代”钢琴演奏家比如郎朗、李云迪怎么看？
傅：李云迪我不熟，只听过他的CD，没有现场看过他表演。
郎朗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音乐奇才，我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能。如果单论天生音乐上的技巧，他肯定超过我。郎朗这一代很幸福，有最好的老师教，有最好的琴弹。我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8岁第一次接触钢琴，中间又中断学习多年，直到17岁才算真正入门。学习音乐的最好的生理期就这么白白流过。而郎朗在这个年龄时，已经成名。即便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任何一个学生，在这点上也都比我强。
问：郎朗的演奏方式，你怎么看?
傅：有些人很喜欢郎朗的演奏，但是我看了，觉得夸张得不得了。这么好的孩子，这么好的音乐家，实在不需要这么去做。我希望他的艺术能走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上去。音乐家不仅仅要被听众喜欢，更要承担起引导听众走向一个更高境界的审美趣味上去。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坚持做这一点。目前的现状是，谈不上“中流砥柱”，几乎是“孤军奋战”。但是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比赛文化”无文化
问：很多年轻的钢琴家都是从国际大赛上脱颖而出，并为人们所认识，这点跟你当年的情况很像。但是您却不止一次地提及反对音乐以比赛的形式出现，是吗？
傅：比赛把音乐变成一种竞技。名为“比赛文化”，实际却是反文化，毫无文化可言。为了比赛而比赛，却没有系统性的学习，这都是功利主义的思想。我父亲在“家书”里曾说过，理想的状态是维持一个平衡的对学问的追求。现在我回想当年，很是惭愧。那时把大量精力都放在了比赛曲目的练习上，没有好好练习巴赫的作品。而巴赫的作品，正是钢琴入门的最需要扎实掌握的基本功。如今回过头来，悔之已晚。
音乐比赛就是一次实用主义的“演义”。现在整个世界似乎都充满了实用主义，没有了真正的哲学。在实用主义者眼里，哲学是荒唐和无病呻吟的。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谜，如果大家都是实用主义，怎么可能会做梦?怎么可能会有美？又怎么可能思想并产生美的精神境界呢？又怎么可能会有音乐？
不太欣赏贝多芬的作品
问：你好像很喜欢苏东坡的《江城子》。
傅：很喜欢。“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每次看到这一句，我都会掉眼泪。感情多真啊，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但我又不太喜欢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觉得有点“江湖气”。但是同样豪放的，我又很喜欢辛弃疾的词和曹操的诗。这大概是个人趣味和敏感性所致吧。趣味的东西很难解释。
问：你喜欢真性情的东西。但是据我了解，您并不太欣赏贝多芬的作品，难道他就不真实吗？
傅：也不是不真实。打个比方吧。中国的艺术有道家的，也有儒家的。在唐朝，李白就是道家艺术的代表，而杜甫就是儒家艺术的代表。相对而言，我更喜欢李白的诗作，因为都是直接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语言。而杜甫也不能说不喜欢，但杜甫太用力，就像贝多芬;而儒家的作品还有一定的说教意味，这也像贝多芬。其实，贝多芬有些作品未必就好，但是因为他是贝多芬。贝多芬一开口，他首先自己就认定自己说的很重要，别人也觉得他说的很重要。如果单纯从我天生对音乐的喜好上而言，我更喜欢舒曼和莫扎特那样的音乐。
问：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贝多芬是一种“救赎”主义，而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更多地带有“逃遁”色彩?对中国的音乐家来说，可能天然要接近于带点“逃遁”色彩的莫扎特或舒曼？
傅：对，以中国人的天性，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取舍。
问：大家都说您是中国文化和西方音乐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人。
傅：这是别人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我并不是故意要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应该是很自然而然的吧。
（转自上观新闻朝花时文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