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余首中医秘验良方重现于世

　　　 民间验方，在从古至今的我国中医发展历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因其因陋就简的药物来源，低廉的成本和神奇的功效在民间广为流传。也因其散在、繁杂、隐秘，误传、失传也颇多。
　　 1929年—1937年间，民国期间，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民间效验良方、祖传秘方，并通过规范严谨的审查程序逐个评判，陆续结集出版了《审查征集验方》6册，准备深入挖掘其内在价值。
　　 未曾料，这一“准备”就是83年。2020年11月，由省政协委员、民革山西省委常委、山西中医药大学刘洋教授整理编辑的完整版《审查征集验方》才正式再版、面世。
　　
　　　一次“偶遇”，掀开了一段历史的面纱
　　
　　　刘洋现为山西省中医药大学图文信息中心主任，多年来相继从事过临床医学、卫生管理、科技哲学研究等工作。他说，自己与《审查征集验方》的缘份，始于偶然在山西医科大学的医史资料室发现了一本相关资料。这次偶遇，促使刘洋一步步关注并走进了那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
　　 “近代西医东渐，中医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民间的验方、秘方也面临亡佚的风险。与当时全国的形势截然相反，山西于1919年成立了以‘改进中医及药学使能成为一高等有统系之学术’为宗旨的近代以来第一个官办中医社团——中医改进研究会。”刘洋介绍说。
　　 刘洋是学西医的，博士研究生阶段主攻中医历史。在研究近代山西医学史时，他发现中医改进研究会成立后办了好多事，如：建了一个医院，即山医大二院的前身；建了一所学校，即山西医科大学的前身；出了一本杂志，即《医学杂志》，同时还出了不少医学专著，特别是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情——编辑整理成了《审查征集验方》。
　　 刘洋慢慢还原了这个 “比较大的事情”：“从1929年开始，中医改进研究会花费巨资在全国范围征集中医秘方、验方，由于征集办法、奖励制度颇为规范、合理，征集到的民间验方 ‘成帙颇巨’。之后，中医改进研究会又组织中医界耆老名宿按照‘贱便验’和‘中西参衷’原则，对所获验方严格审核，逐一给出审查意见，最终相继编辑出版《审查征集验方》6册，收录验方近1万首，其中不乏祖传秘方，以及名家效验良方，内容丰富，价值巨大，开近代官方征集和整理验方之先河。”
　　 “惜《审查征集验方》完整付梓之际，适逢抗战爆发，中医改进研究会解散，刊行推广工作也戛然而止。”刘洋说，更为遗憾的是，迄今各种关于中医改进研究会的科学研究、文章中，“鲜有人忆及与研究”。
　　
　　一篇论文，开启了一段中医秘方验方的传承路
　　
　 深入研究历史后，刘洋等人以此为成果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 《近代首部官版验方汇编——<审查征集验方>》。“论文投到《中华中医药杂志》后，主编马上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书如果能出版，太有价值了。”刘洋回忆说。
　　 出书的过程更为艰辛曲折。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找不见原书。特别是《审查征集验方》的第6期，好不容易在省内找到了一本，但书的前14页却丢了，四处打问也弄不清前14页的内容。最后，还是在日本发现并找回来的。从2015年开始，刘洋走遍山西境内，并远至上海、日本，方才搜集齐全该书的6册2个版本。
　　 民国时出版的《审查征集验方》为竖32开石印本。“当时印刷质量不好，用的都是石印纸，特别易碎，而且好多字迹脱落。为此，我们一群人便建立了一个微信群，与出版社的编辑一起，按照上下文的意思一个字一个字去猜。”刘洋说，这是当时遇到的第二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该书中涉及到的方言词汇。“多数验方来自民间，其中有不少口语表述，而中医改进研究会不少专家都是南方人，他们当时也没明白部分专业词汇的意思。”刘洋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他说，在整理出版过程中，这成了自己的一大优势——更了解那些民间验方中一些方言的说法和意思。
　　 面对繁体、竖排、无句读的诲涩中医专著，刘洋经过了艰辛漫长的翻译、断句、整理、校对工作，三易其稿，最终让尘封已久的秘验良方重新面市。
　　 再版的《审查征集验方》全书6册共167万字，收录了民国时期全国范围内重金征集的秘验良方6000余首。
　　 “在整理过程中，为方便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全部验方的分科、格式进行统一，不合语义的字句进行了增删。原书第一、二册中，在每种疾病分科前面，按照病机、病理进行了相关论述，与后面四册体例有别，且部分表述限于时代，不免偏颇，故将这些论述摘出，作为附录出版。”刘洋在再版时写下如此自序。
　　
　　一方收录，书写着中医人济世救民恤民的不改初衷
　　
　　 “民国时出版的《审查征集验方》便颇受欢迎。”刘洋告诉记者。原因之一，是当时审查委员会将“贱、便、验”这个既简单、又苛刻的条件视为准则，在验方的收录过程中一以贯之。
　　 比如其中收录的“八一一戒烟方”。自鸦片传入中国以来，毒品问题就一直是困扰近代社会的毒瘤。1923年，浙江吴兴凌永言，由于曾参与山东河防委员会委托的为河工戒烟工作，颇有临症经验，将祖传的“赤霆子定天罡戒烟膏”秘方献出，其中包含“吉林人参、云茯苓、真川贝、潞安党参”等有36味名贵中药，“河南省政界服此戒除者约有千余人”。对于经济困难、承受不起“天罡戒烟膏”高昂药费的，凌永言又给出一个简单的“八一一戒烟方”，仅用“白米、食盐、烟灰”三样炮制，有替代治疗作用，声明“此方戒绝者月万人以上”。对于十分贫困、连“八一一戒烟方”也无力承担者，他还列出了“简易戒烟方”，只使用“老生姜、赤沙糖”两味中药。
　　 “在《审查征集验方》编撰时，只收录了‘八一一戒烟方’，其余二者因为不符合‘贱、便、验’的标准而没被收录。”刘洋说。
　　 除了价格、效果，安全可靠是当时审查委员会在收录整理秘验方时，特别把握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据悉，当时该书的使用对象，主要是无医学常识者，因此审查委员会特别注重药物的适应症、禁忌症与副作用的考量和注释，并特别要求书中所列方“虽不中病，绝不致延误”。
　　 “《审查征集验方》的再版，实属山西中医传承一盛举，也是中医药事业发展一喜事”，山西中医药大学校长刘星赞不绝口。山西籍国医大师王世民、首届全国名中医王晞星也欣然为该书作序，称其“寄托了吾辈对传承中医药的恳切初衷，承载了济世救民的殷殷期望”。
　　 参访结束时，刘洋教授表示：“我现在正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民间验方进行挖掘，目前已经发现了部分有价值的医理，而且遴选了其中药食同源的组方，初步完成了2个‘药茶’配方研究，希望能为‘山西药茶’助力。”在研究过程中，刘洋于2019年开发成功 “近代山西民间验方数据库软件”，目前他正在把整理再版的民间验方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争取让这些验方发挥更大的价值、造福更多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