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仰韶文化丝织品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随着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陆上中西通道，色彩艳丽、质地轻盈的中国丝绸远销中亚、西亚、欧洲等地，成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方物，也是世界眼中古老东方文明的重要象征。值得注意的是，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不断发现早期仰韶文化时期的丝织品，刷新了人们对中国丝织品的起源认知，更为重新审视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线索。
“锦程”：郑州地区早期丝织品的发现历程
早在20世纪80年代，郑州地区就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丝织品。1981年至1987年底，郑州市文物工作队对荥阳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心区进行大面积的发掘，在W164、W486等瓮棺中出土了炭化丝织品残片（包括残迹），据研究，这些丝织品距今已有5500年（张松林、高汉玉：《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丝麻织品观察与研究》，《中原文物》1993年第3期）。
近年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对郑州周边新石器文化遗址的系统化调查、勘探及发掘，找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群，文化遗存极为丰富。其中，在巩义双槐树和荥阳汪沟两个遗址发现的丝织品遗物格外引人注目。2013年至2014年4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汪沟遗址中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丝织品遗存。其中一座瓮棺收埋的婴儿头盖骨上，粘有炭化丝麻织品残留物，这些织物被确认为丝织物残存，距今已有5300~5500年。2017年，在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了一件仰韶文化晚期的牙雕蚕，蚕长6.4厘米、宽0.6~1厘米，厚0.1厘米，背部凸起，昂头翘尾。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双槐树牙雕蚕的发现可能能为仰韶文化已存在缫丝技术提供一些旁证。
上述遗存均属仰韶文化晚期，距今已有5000~5500年历史，这表明中国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已开始育蚕制丝，而郑州及其周边地区，正是中国最早的养蚕缫丝区域。
“帛制”：中原早期文明丝绸礼制化的表征
丝绸缘何集中发现于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晚期，可能与早期中国的文明进程密切相关。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以距今5300年为重要节点，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开始显现出礼制文明特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的出现。仰韶文化早中期，中原地区发现的聚落尽管数量不少，但规模梯次并不明显，也未出现大型中心聚落。而到了仰韶文化晚期，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以豫中为例，这一时期聚落数量激增。聚落的规模开始呈现明显的等级化差异，大型中心聚落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如巩义双槐树；次一级的中心聚落面积也在30万平方米以上，如偃师寨湾、郑州大河村等。聚落的布局和结构逐渐复杂，政治、军事功能更加凸显，如青台遗址使用了三重环壕，而郑州西山则诞生了迄今中原地区最早的城址。
大型礼仪建筑的出现。仰韶文化晚期，一些大型、超大型建筑纷纷出现，其已不是简单居所，而应为当时社会中具有较高等级的人物聚集决议或举行重大活动的礼仪场所。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特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坐西面东，占地面积达516平方米。该建筑以近正方形的半地穴式主室为中心，四周回廊环绕，布局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形成了一个结构复杂严谨的建筑整体。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传统的回廊式建筑，开创了中国古代大屋建筑的先河。
高等级墓葬出现，墓葬呈现较为明显的等级分化。近年来，在河南伊川、孟津、灵宝等地陆续发现一批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墓葬，等级化差别明显。例如，灵宝西坡遗址仰韶文化中期墓地共发现墓葬34座，从墓葬规模、结构和随葬品来看，至少可分为三个等级。其中级别最高的M27为带生土二层台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5.03米、宽3.36米、深1.92米。墓室东部有一个圆角方形的脚坑。墓室和脚坑均以木板封盖，上面再用青泥封填。脚坑内发现有大口缸、簋形器、釜灶、壶、钵、杯等9件陶器。有的大墓，如M22，还有玉钺、环等礼器随葬。级别最低的墓葬数量多、规模小、结构简单，且无任何随葬品。
礼器的使用。礼器的使用是中国礼乐文明的一项重要特征。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区的墓葬中开始出现陶礼器和玉礼器，其中西坡墓地遗存最有代表性。玉礼器仅发现钺一种；而陶礼器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组合，包括大口缸、釜灶、钵（碗）、簋形器（筒形器）、壶等炊器、食器、盛器、水器组合。其中，大口缸的有无、簋形器（筒形器）数量的多少又成为划分等级的重要标准。这些墓地中随葬礼器的使用充分体现出明显的礼制规范与等级差异：一般而言，级别较高的墓葬中都含有两种材质的礼器，而次一级的墓葬中则只有陶礼器，级别最低的墓葬中没有礼器。
以前由于材料限制，学界通常认为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区的发展程度和水平相对较低，无法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相比。近年来灵宝西坡、巩义双槐树等大型遗址的发现，刷新了学界以往的认识。可以说，在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文明化迹象，社会等级分化也十分突出，已发展到苏秉琦所说的“古国”阶段。只不过，中原地区向文明化演变的模式与西辽河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不同。正如李伯谦所言，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而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载《文物》2009年第3期）。不同于神权国家将社会大部分财富用于宗教祭祀设施的建设和宗教活动上，中原地区的王权国家十分重视社会机制的可持续发展，其以“祖先崇拜”为手段，注重血缘关系的架构；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突出社会秩序的稳定，显示出尊贵轻富、尚朴重礼的特点。正是在这种模式下，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普遍较高，重视物质世界的开发利用，因而能破解养蚕缫丝技术，最早制作出色彩艳丽、质地轻盈的丝绸。在当时的条件下，丝绸绝对是奢侈品，这就决定了它的稀缺性与垄断性，只服务于高等级的贵族阶层，以显示其地位的尊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丝绸的功能与玉礼器和陶礼器一样，也是礼乐文明的物化表现形式，也发挥着“明贵贱”“辨等列”的重要作用。
“帝迹”：丝绸是寻找黄帝踪迹的重要线索
仰韶文化晚期，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中原腹地分布着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也有学者直接称之为秦王寨文化。该文化长期以来被认为与黄帝轩辕氏关系密切，这一认识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该文化的社会发展程度与黄帝所处时代相符。近年来，该文化类型的大型环壕聚落和城址、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高等级墓葬和精美随葬品不断出土，展示出较高的文明化程度，社会已发展到“古国”或“酋邦”阶段，而文献中的黄帝时代，正是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二是文献中有很多关于黄帝在中原地区活动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从这些记述可见，黄帝活动的地域范围广阔，其核心区域应在中原。另外，这些记载也显示，黄帝集军权、王权于一身，且十分关心农业、手工业、渔猎业等发展。这与大河村文化等所呈现的文化面貌高度吻合。《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集解》引晋人皇甫谧之说：“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这些文献认为黄帝是有熊国君，有熊国在新郑，而黄帝的住处则是新郑境内的轩辕丘。
近年来郑州地区秦王寨文化中丝织品的发现，印证了黄帝之妻嫘祖养蚕缫丝的记载，更为探寻黄帝轩辕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山海经》曰：“黄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作为黄帝的妻子，嫘祖被尊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养蚕缫丝者，更有“先蚕”圣母之誉。如《路史·后纪五》言：“（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
以丝绸遗存为线索，我们或可勾勒出轩辕氏在中原地区的文明发展轨迹。在距今5500~5000年前，黄帝部落定都于新郑一带，以中原地区为腹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周边其他部落。作为部落首领，黄帝文韬武略，其妻嫘祖聪颖贤惠。他们带领华夏民族不断前进，推动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快速发展。李学勤曾开宗明义地指出，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总的来看，郑州地区秦王寨文化丝织品遗存的发现，将中国养蚕缫丝的历史推进到距今五千年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秦王寨的丝织品已经具备了纱和罗两种形态，是比较成熟的丝织品；在此之前，丝绸在中国应该还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阶段。那么，丝绸在中华大地上的肇始究竟起于何时何地呢？近年来，这一问题在科技考古飞速发展的助益下得到了进一步探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在舞阳贾湖两处墓葬人体遗骸腹部的土壤样品中，检测到蚕丝蛋白的残留物，推进了寻找丝绸起源的探索。如果我们把研究视野转向中原地区之外，又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仰韶文化的丝绸工艺，是否会对周边产生辐射影响呢？长江下游地区钱山漾遗址中丝绸的发现，显示出这种工艺传播的可能性。简而言之，早期丝织品的发现与研究，是中原地区早期文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表征，也体现了史前时期区际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关键线索与代表物证。
（作者：袁广阔，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