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郑嘉励:30岁濒临崩溃,我在墓地里找回了自己

郑嘉励,1972年生,浙江玉环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宋元考古、瓷窑址考古发掘与研究,业余从事杂文写作。

讲述 / 郑嘉励

主笔 / 团团

编辑 / 木木

因为说了一句:“我上班就是上坟”,很多人对我的工作很好奇。

以前发掘古窑址的时候,越窑,龙泉窑,领导来看,收藏家来看,企业家来看,大学教授来看,热闹得很。选择墓葬考古,谁也不来了,就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墓地里。

还有的人说,郑嘉励,真是太可惜了,好好的一个人,这么有才华,怎么会选择去做宋元时期的墓葬考古呢?

只有我自己知道,为什么要选择大家都不喜欢的墓葬考古。

在墓地里,我和古人对话,和死人对话。更重要的,是和自己对话。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寻寻觅觅,试图在职业,在考古中寻找自己。最后,终于在墓地里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嘉兴子城遗址

父亲是我们村庄的一个“另类”。

在我小时候,父亲喜欢读书看报,喜欢下棋,拿到谱子就能唱,会和我谈马思聪、傅雷……但他是个农民——对一个农民来说,他身上的这些优点全变成了缺点。

父亲本来是温岭中学的尖子生,我大姑妈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她生前曾经告诉我,父亲才是我们家族中最有学习天赋的孩子,但他考上了大学却被退回来了,因为是地主的儿子。

一个高中生,成分不好,能思辩,有眼界,但读书折损了他的劳动力,在生产队里,别人能挑两百斤,他只能挑一百斤。被人看不起,被人欺负,别人骂他脏话,他一句粗话也讲不出。

父亲的文雅、礼仪、谦卑、文弱,在母亲眼里,是糟糕的、没用的。她总是哀叹“百无一用是书生”,还告诉我,千万不要成为父亲的样子,要做一个能干的、有威望的、厉害的、能支配别人的人。

说起来,母亲也算是我们乡下的“大家闺秀”。据说,玉环的文旦,就是我外公的祖父辗转从闽南带来玉环的,如今是玉环最有名的土特产。

外公是外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家业尚可,我外公会画画,会做旧体诗,我读过1949年编修的《楚门韩氏宗谱》,就是我外公主笔的,里头收录有他的诗文。

外公和外婆生了七个孩子,四男三女,我母亲1945年生人,排行倒数第二。但奇怪的是,我外婆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从温岭嫁来的。

上世纪50年代,玉环解放后,外公去了台湾。外公的亲人中,有被当众镇压的。当时我母亲还不到十岁。

外婆心惊胆战地带着几个孩子,谨小慎微地活着。小时候我和她在一起,村里的广播一响,外婆就往家里跑。人民公社的人经常围住外婆家,要拉外婆去交代问题。

母亲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肯定期望能有一个伟岸有力的、能呼风唤雨的男人保护她。我猜想可能是高大的军人,会比较符合她的想象,但我从来没向母亲求证过。而父亲,显然不是。

母亲很矛盾,一方面让我好好读书,她知道只有读书、上学,才能让我离开农村,不做农民。另一方面,她又骂父亲读书读坏了,一无是处。

这两种完全矛盾的说法,她都会当着我的面——激励我的时候,她说必须好好读书然后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攻击我父亲的时候,就说读书非但无用,反而有害。

我从小喜欢读报,看连环画,看古代白话小说。父亲鼓励、指导我读书。我曾经非常喜欢《封神榜》。父亲说,你读《西游记》可以,《封神榜》不要读。

饭桌上,母亲会当着我和哥哥的面数落父亲,说父亲没用,一无所长一无是处。

最初几年,他们经常吵架。后来,父亲只是低头吃饭,沉默以对,母亲长年累月的斥责和抱怨,可能让他也觉得自己真的是个没用的人了。

我也埋头吃饭,一句话也不说。渐渐地,我也相信了母亲的话:父亲是一个读书读傻了的、羸弱没用的人。我决不能成为父亲那样。

父亲不做的,我都去做。父亲不抽烟,我就抽烟;父亲不打麻将,我就打麻将;父亲不喝酒,我就喝酒……我要成为一个和父亲相反的人。

高中时,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父亲跑到诸暨枫桥,进了许多便宜的尼龙袜,跑到周边的镇上摆地摊卖。母亲数落他:“没用的男人才会去做这个!”

父亲想去参加同学会,母亲不让,说:“别人都是当官的,当老板的,你一个农民去做什么?去丢人吗?”

母亲总对我说,你父亲是个自私的人,只顾自己,对这个家毫不关心。

我很相信母亲的话。我甚至希望父亲不要到学校来看我,觉得父亲会让我丢脸。

我从小就喜欢看连环画,对历史类题材很感兴趣,只喜欢看穿古装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我记性很好,经常把看过的书复述给小朋友们听,《水浒》里的一百零八将,天罡星三十六人,地煞星七十二人,我背得一字不差。

小学四年级暑假,有个电视剧叫《少年鲁迅》,特别火。村里人都说,我和电视里的“鲁迅”长得很像,而且都很聪明。

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鼓舞。我想假如将来我能成为鲁迅,今天成为鲁迅明天就死了都愿意。这竟然是我小学四年级时候的真诚想法,现在想来,真不可思议。

上了初中,我读了更多的课外书,历史、文学、诗歌我都很喜欢。

有一次,我在家里说,我未来要成为鲁迅,成为作家。

母亲批评我:“文学和诗歌,都是那些不三不四、没出息的人才做的。就像你父亲,读了那么多书,连农民都当不好。你读鲁迅,读上下五千年有什么用?既不能帮你生产,又不能帮助你高考!”

父亲、哥哥似乎也不赞成我的想法,虽然大家都认为只有读书、考大学才能改变命运,却又一致认为当作家、成为鲁迅是个不切实际的空想,而一个好学生、好人是应该脚踏实地,不该空想的。

我少年时期的文学梦想,被全面遏制了。后来,我就从来没有在家里提过“作家”之类的字眼,因为我很怕被家人贴上“好高骛远”“不三不四”的标签。甚至,渐渐地,我觉得文学和诗歌是危险的。

母亲希望我学金融、法律,成为一个光鲜亮丽、八面玲珑、能言善道、有权有势的人。

我认为母亲是对的:我要成为一个能言善辩的律师。中学时,很多老师和同学都认为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好律师,至少是个好推销员,太会说了。

可是我只是表面上在努力成为母亲要求的样子。内心深处不是这样的。

填高考志愿时,母亲所希望的专业,我一个都没填。

我填的全部是“历史”。和文学梦无关,历史看上去比文学“安全”一点。我期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最后一项实在没东西写了,我随便填了个“考古”。考古,对我来说,纯粹是个意外。

收到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打开一看:考古专业。我吓坏了。

我从小就害怕棺木、坟墓、妖魔鬼怪、太平间、火葬场……凡是和死亡有关的东西,能躲则躲。

“考古”不就是挖墓吗?太可怕了,我躲进房间里大哭了一场。

后来我知道,考古是个冷门专业,只要有人填报,就会被掳去。

大三上学期的考古实习,指导老师带我们来到江西省樟树市的“吴城遗址”。这里是中国南方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

吴城有考古工作站。这是江西的第一个农村考古站,也是厦门大学考古专业的实习基地之一。

我们每天一早去遗址“上工”,中午回到考古站休息。做饭的人是当地请来的农民。下午继续上工。晚上,还要整理发掘资料。

经费有限,菜里难得看到肉。

有一天去上工,我突然发现走不动路了,抬不起腿,整个人一点力气也没有。

晚上菜里有了几片肉,吃下肚,第二天又能走路了。

营养对人的身体真是重要,没了油水,人就像没了油的拖拉机,跑不动。

吴城遗址非常大,有居住区、墓葬区、陶窑区、冶炼区、祭祀广场等遗迹,当然,具体的考古发掘通常只涉及遗址中的某个部分,每次发掘都会出土很多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石器等遗物。

田野发掘很艰苦,和农民种地差不多。

考古实习是道分水岭。有几个同学特别失望,他们原以为考古就像“鉴宝”,坐在书斋里,每天对着各种古董宝物,拿个放大镜研究。没想到,是到乡下野外,没完没了地挖土。

有时候,在土坑里,一蹲就是一天。

我反而觉得没什么,从小就生活在农村里,这点苦算什么。而且能去不同的地方,了解不同的地域文化、历史背景、风土人情。

1994年,大三下学期,我们跟着老师跑到四川万县,发掘一个汉六朝的墓地。

长江三峡水库正在建设,水库建成后会淹没万县和忠县之间的部分区域,这片墓地就在其中。

当我们乘船从三峡穿过,清晨的江面水汽氤氲,两岸高山壁立苍翠,真的感觉自己就置身在唐诗里。

19个同学分成三组。我们这组五个人负责墓葬发掘,这也是我第一次挖墓。

砖室墓三米长两米宽,在老师的带领下,我和另一个同学在墓坑里挖掘。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周围有老师、同学,还有很多来打短工的当地老百姓。

挖着挖着,我在土里看见了一截人骨,当下心里没多想,到了晚上情况不妙了。

我和两个男同学挤在一张床上——底下是稻草,上面铺着席子,再垫一个自己带的铺盖,就算是床了。

翻来翻去睡不着,想起白天看见的骨头,心里很是挣扎:这样做,是不是打扰了他们的安宁?会不会遭受良心的谴责?

第二天,又是一大早下墓发掘。我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这里的文物如果不进行抢救性发掘,不是被盗墓贼偷了去,就是被大水淹了,什么也留不下。我们的工作,说不准还是积德的功业呢……”

慢慢地我才释然。

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考古工作还真不单纯,需要处理很多“业务”之外的事,比如和老百姓打交道。

我是班长。在这没住几天,接连有同学反映:房东贪小便宜,克扣饭钱。我们早上吃的面条里,只有油辣子,其他什么也没有。

伙食不好,大家没力气工作。我也很激愤,跑去找房东理论,跟他大吵了一架。

带队的吴老师拉住我说:“你一个大学生,这点豪情,不对着权贵,就冲着老百姓,算什么英雄好汉?他们给你吃供我们住,拿这么少的工钱,克扣一两块钱又怎么样呢?”

我懵了,这样的话我可从来没听过,也没这样想过。我深受震动,觉得自己太过份了。

我们完成工作,准备离开的前一天,房东请客吃饭。桌子上就只有一个酒杯,大家你喝一口我喝一口,热热闹闹地说了很多话。我喝得大醉。

房东扶我上楼休息,我脚下一个打滑,他一把挽住我的胳膊说,小心点小心点。

这个画面一直留在我脑海里,我真真实实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情。

大学期间的多次田野实习,让我对考古萌发了越来越深的兴趣。

我们每到一个新地方,都不是浮光掠影地随处走走。我们贴着土地生活,跟老百姓一起生活、劳作,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感染我,影响我,发掘的古遗址、古墓葬,也感染我,影响我。

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迥然不同的生活,这是书斋里无法想象的世界。内心那个被深深埋藏的少年,也在等待被挖掘。

我们这班一共19个人。没想到,好几个第一志愿填“考古”的人,都半路跑了,因为他们最初对考古的憧憬通常建立在浪漫想象的基础上,留下的反而是我们这些个意外掉进坑的人。因为本来就没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反而能接受真相。

1995年,我大学毕业,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干就是25年。我没换过单位,也没想过离开。我一直在“挖掘”。

一开始,我做史前考古。所谓“古不考三代以下”。三代,即夏商周,这是考古专业毕业生的自然选择。

夏商周以前,没有文字,是史前社会。文献越少,就越依仗考古来复原历史。年代越晚文献越丰富,田野考古的重要性,相对会降低。

我到浙江的第一个任务,是在桐乡发掘良渚文化遗址,第二年又在余姚发掘河姆渡文化遗址。

浙江考古有“三朵金花”的说法,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青瓷窑址,是浙江考古最受社会关注,也是大家普遍认为最重要的三大领域。我初来乍到,当然要首先选择重要的、容易出彩的领域。

上世纪90年代,史前遗址发掘,现代科技手段还不发达,对遗迹、遗物的分析判断,证据链并不完善,许多结论均通过主观推断而来。

比如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红烧土,有人觉得是燎祭,然后找一些当代少数民族的祭祀民俗材料去佐证。

我认为靠推演是不行的。偏偏这种“推演”对史前考古很重要。

我越挖疑心越重,无法说服自己是很痛苦的,我甚至认为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

我觉得应该追求相对确定的知识。不是说史前考古不重要,我只是隐约觉得有文献、图像等多种材料佐证的,历史背景更加具体明确的知识领域可能更适合我。

1998年,我决定退回到汉唐以后,做历史时期考古。我转而从事瓷窑遗址考古。越窑、龙泉窑天下闻名,逃离了“三朵金花”中的前两朵,只能选择第三朵。

整整四年,我在慈溪发掘越窑青瓷遗址。

山坡上,自下而上,分布着一条五十米左右的龙窑,窑头点火,分段投柴,一截一截烧上去。唐代烧了几十年后废弃了,后人又在旧窑的上面建造新的龙窑。不同时期龙窑生产的废品、次品就扔在龙窑两侧——从晚唐到南宋,两边的废品堆得七八米高,全是碎瓷片和匣钵,就是一座垃圾山。

龙窑产生的废品,堆积如山

我们在“垃圾山”上,一层一层往下挖,龙窑两侧的地层不一样,每个地层里头都是瓷片、匣钵和窑渣、炉灰。不同的地层,随地形起伏,自下而上,逐层叠压,每一层都代表某个时期一条龙窑的产品,早期地层叠压在晚期地层之下。龙窑的一侧能分出十一层,另一侧分出十二层,一共23层。

野外发掘结束,转入室内整理阶段。整理场地很大,我们把不同地层的文物都要分开摆放,每一层瓷片,都摆上一堆;每一堆中的器物,又要分出十几个大类——碗、盘子、壶、罐,各种坛坛罐罐,加上匣钵等窑具,少说五六十种器物。

还要继续往下分。碗,要按碗口沿的形态再分类,敞口碗一类,撇口碗一类,直口碗一类……光碗又要分成五六类。

按照器物种类、器物形态分类后,还要按照纹饰分类,按照烧造工艺分类,每个类别都要统计数量和百分比。

当不同地层、不同类别的器物分开摆放后,不同地层之间的器物差别就很明显了:你会发现,碗的造型、纹样、装烧工艺从唐代到南宋发生的所有演变。

要分辨器物的年代和时代特征,给唐宋越窑青瓷建立发展序列,就是靠地层学和类型学原理建立起来的。发掘阶段讲地层学,整理阶段讲类型学,这讲起来容易,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工程。

瓷片的数量之大……需要整卡车整卡车地运。一片一片地数,成千上万几十万片。

一个窑址,发掘需要两三月,整理需要七八个月,然后画图、拍照、统计、分类、最后编写、出版考古报告,都是复杂又细碎的工作。

日复一日,就做着这样的事,也能锻炼人的观察能力和分类能力,当然更能磨练人的意志。你得在这枯燥的工作中,发现器物的变迁,审美的变迁,时代的变迁。关于越窑,我写过好多文章。

我们通常会在一个地方呆两三年。瓷窑址考古我前后做了8年。

社会上对瓷器、对收藏感兴趣的人真的很多。这份工作,其实并不孤独。

发掘越窑、龙泉窑的时候,经常今天有博物馆的人来,明天有大学的人来,后天又有当地领导来。

他们认为瓷器很美,很值钱,也很风雅。事实可能也是如此。

但是瓷窑址考古,坛坛罐罐,这种太过专门化的领域,其实并不符合我的天性。

我有一位上虞的朋友,他对瓷器极为热爱,他说,摸到好瓷片,就像摩挲少女的肌肤。这样的体验我从来没有过。在我看来,器物就是器物,它和人始终不同。

上虞的朋友对越窑青瓷是真热爱,所以他能长期全身心投入其中,而我就很难做到。这里的区别,主要就在于爱不爱,是不是真的热爱。

我觉得瓷窑址考古很难跟具体的人、历史事件以及人的喜怒哀乐联系起来,在“透物见人”上,转化起来比较困难。

2005年,我再次转换方向,开始关注浙江宋代的墓葬和城市,尤其是南宋以来的更广阔的田野调查。

很多人不理解我的选择。前两朵金花不要,连第三朵金花也不要了。越窑青瓷研究做得好好的,前途无量呢,现在居然去搞无人问津的宋墓。

在很多人看来,汉唐以后的墓葬,千篇一律,挖不出宝贝,也没什么值得挖的。

得知我要在浙江挖宋墓,有个博物馆长说:“郑嘉励,你这么有才华的人,怎么去搞这种没用的东西?”

自从做墓葬,原本身边簇拥着的人,如潮水一般退去了。原先的考古工地,整体高朋满座,如今门庭冷落。这是一条孤独的路。

南宋徐邦宪墓发掘现场

官员们忌讳墓葬,觉得不吉利,不愿来看;学者们觉得浙江的宋墓没什么花头,不感兴趣;连朋友也不理解我,放着热门的瓷窑址不做,偏要去山里挖墓?

就像我在前面说的,说到底,你在某一个领域能够走多远,取决于你热不热爱。那么,我真正的热爱是什么呢?

我30岁的时候,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这是迟到的青春叛逆,也是早来的中年危机。

都说三十而立,可是30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行了。每天都非常焦虑,睡不着觉,整个人正走向崩溃的边缘。

别人夸我很有才华的时候,我内心里从不认可自己,我不相信这个有才华的“我”是好的,甚至认为“才华”是危险的。

我不快乐。

只有读书的时候,才是充实的。我每天拼命读书,读史,读宋代第一手史料,没有标点,不太读得懂,仍硬着头皮每天读,读懂多少算多少。

可是一放下书,我又立刻陷入焦虑之中。对考古、对瓷器都提不起兴趣。

焦虑如影随形,我又说不出来自己为什么焦虑。被情人抛弃,被朋友背叛,或者赌博输钱了……我觉得这些能够说出来的焦虑都不是问题。

后来我知道,当人陷入一种无以名状的焦虑,这个焦虑十有八九和“意义”有关,而意义又和死亡相关。死亡给人带来虚无感:你知道自己是要死的,可是还没活出意义。

我觉得眼前的这份工作没有意义,无法继续下去,很焦虑。我看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

“考古工作好,好就好在经常有机会发掘古墓:打开棺椁,与千百年前存在过的人面对面,让你看见生死之间的一切。这工作会倒逼你去思考一些问题。”

我很幸运,当时就认定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喝点心灵鸡汤对我是不管用的。怕什么就来什么吧,既然要寻找死亡和意义的真相,索性专门发掘古墓吧。也许见多了,也就“脱敏”了。

海宁智标塔地宫发掘

我是真的幸运,假如当年继续逃避,我都不能确信能否活到今天。

墓葬有着天然的情绪张力,有恐惧有好奇,连接着生与死,融合了存在与虚无。它代表古代,而我身处今天,我们相遇时,古今碰撞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一切都展露开来,那是一个无限巨大的象征体系。

墓葬内外的物质世界,墓葬背后的观念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

从2005年开始,我用了六年时间,调查、发掘浙江的宋墓,各色人等,三教九流的墓有。每到一地,我寻古墓、探矿洞、看老房子、访墓志碑刻、查阅方志族谱。

我慢慢发现,古墓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古人思想观念的变迁。同时,古墓又是我认识历史、体验人生、写作历史散文的绝佳素材。相对于瓷窑址,古墓葬更容易跟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对接。

因为报社朋友的鼓励,2010年前后,我在报纸上开设“考古人茶座”专栏,坚持了六七年,写得多了,就慢慢会有一些读者。

我写作的题材,宽泛涉及我考古工作中遇见所有事务,但我认为,围绕墓葬的写作,一定是最好看的,这不是我的文字有多好,而是墓葬有自带的思想张力,能够充分调动起本人和读者的生命体验。后来,我结集出版了《考古的另一面》《考古四记》《考古者说》。

看起来我的选择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朝三暮四,其实,内在的心路历程还是很清晰的。我是以自己迂回的方式回归到高中时期的志愿,放弃史前考古,投身历史时期考古,放弃瓷窑址考古,改挖宋墓,现在又关心唐宋时期的城市,无非因为城市和墓葬,更容易与广阔的史学议题对接。

那时候我的志愿,就是做历史研究啊,青少年时期的志趣,才是更加本质的自我嘛。

我开考古专栏,编杂文集子,试图将田野、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感、生命体验整合起来,煮一锅文字。这种文体,既不是学术论文,更不是考古报告,甚至不是科普文章。这些文章与我的业绩考核、业内学术地位的塑造,完全没有关系,那我为什么要做呢?

我的文章,几乎从来不提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风流人物,但偶尔会有一些闲笔,致敬一下鲁迅先生——我又以一种更加迂回的方式,回归少年时期的理想,我的文学梦。比起历史学家梦,这恐怕是更早的初心。

就这样不经意中我成了一名大家所认为的考古作家——我挣扎着,回归到青少年时期的自己,那是一个更加真实的我。

很多人做考古、研究历史,只是把历史当成客观的研究对象,个人的情绪是应该警惕并予以排除的。考古和自己无关,他们只是想努力还原一个客观的古代社会。

我不完全这样,我发掘墓葬,既编写“纯客观”的考古报告或论文,更写所谓“考古散文”,是为了克服内心深处的恐惧,寻找迷失的自我,完成自我的救赎。

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讲解

终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内心深处的恐惧和冲突,和母亲、父亲有关。

过去,母亲和父亲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量拉扯着我,要把我撕裂。

一方面,我是父亲那样的人,也认同作为书生本色的父亲,我也想成为他那样;

另一方面,我又想成为母亲希望我成为的那个人——一个有权有势、呼风唤雨的人,那是个一点都不像父亲的人。

我长期对父亲的叛逆,既是对父亲的否定,也是对与生俱来的自我的否定。

表面上,我对母亲言听计从,认可母亲的话是对的;但在实际中,我所有的选择,包括大学填报志愿,埋首故纸堆,在学术、文艺等母亲所谓的“无用之事”上耗费大量精力,其实在内心深处,又都听从父亲的感召。

越往前走,我越能感受到,内心里那个曾经被打倒在地的父亲形象,一点点又重新立起来了,就在不远处,等待着我。

2010年春节,我回玉环老家,无意中我看到了抽屉里父亲的一本日记,记得不多,但我看到的第一眼就哭了。

19年前,我要去上大学了,父亲送我到码头。他买了一袋蛋糕,递给我。他问:“要不要我送你去厦门?”

我说不用,拿着行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19年后,我看到了父亲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嘉励去厦门了,我好几天都没睡着觉,电报发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没走丢。他没事,我就放心了。”

字迹斑驳,寥寥几行。我看到了父亲对远行的儿子的担忧和深情。他从来没有向我当面表达过这种情感。还好,他是一个会写日记的农民。

在贫困的农村,他一介书生,为了这个家,和村民抢活干,只是为了多挣一个工分。为了补贴家用,他走街串巷摆摊,卖菱角,卖袜子,他并不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也许他没能给我创造很好的物质条件,但至少他已经尽了全力。

我们都误会了他。

我这个他最牵挂的儿子,天生就是和他一样的人,气质、禀赋,那些流在血液里的东西,不可更改,都和他一样,而我却时时想要成为和他相反的人。

这一刻,我理解了父亲,也理解了我自己。

我确信,父亲如果上了大学,一定会和我一样去追求新知识、新趣味、新思想,也许他也能够成为某个领域内的小专家。可惜,他回家做了农民,一辈子种田。我与他的唯一区别,我上了大学干考古,他回家种田做农民。

当然,我也愿意理解我母亲。她只是觉得父亲不符合她的期待。生活在那么不安全的环境中,希望自己的男人强大一点,是很正常的。

父亲年纪大了,开始信佛,有时给朋友读书讲经,很受欢迎。他识文断字的本领,如果用来挑担、种田,当然非但无用,反而是缺点。如果用来给人讲解经义,那就是才能。我经常调侃他,父亲现在是村子里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母亲和他之间的冲突,似乎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淡化了,年老的他们,已然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国庆节回家,我和父母

去年春节,我和哥哥问父亲要不要一起去看看他当年读书的中学。他嘴上说不愿意,但还是和我们去了。看得出来,他很高兴。

以前,他没有机会说自己的故事,他觉得自己读书、考大学又回来种田,不是什么体面的经历。

父亲,今年81岁了,我给他买了一本《老年实用手册》,这本书教人如何安排自己的后事,如何归纳自己的人生。父亲很高兴,说这就是他想要的书。

而我,相当笃定:除了成为自己,我不可能成为任何人。我要直面自己的人生,接受自己的禀赋,努力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要把学术做好,留下好的知识、好的思想,我要把文章做好,留下好的文字、好的故事。这就是属于我的痕迹。这是我,也是我父亲想要成为的样子。


找回自己,接纳自己,爱自己

认识嘉励老师很多年了。那时我在杭州日报副刊部,他是副刊的专栏作家。

一个考古的专家能把考古这件事,写得这么有趣好看,实在佩服。

嘉励老师总是能用精炼的文字,把一个个冰冷的坟墓,复活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普通人看到的是一堆阴森森的白骨,他看到的,是躺在这里的人,生前是丈夫、妻子、父亲、女儿……他们也曾经历爱恨情仇、喜怒哀乐。

嘉励老师的墓葬考古文章非常好看,他用文字为我们架起了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我们跟着他一起探索:存在和虚无,人生和死亡的真相。

他让我们了解,死亡一点都不可怕,如何生才更有意义。

嘉励老师幽默地说自己“上班就是上坟”,这句话很快爆红网络。

有才华的人,迟早会发光。嘉励老师到处开专栏,著作一本接一本。

嘉励老师经历过三十岁的迷茫期后,终于找回了童年的自己,并且深深地接纳了自己。外界的评价,世俗的名利,红与不红,他早已不看重。

他明白,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别人想要的样子,做好自己就好了。只有做真实的自己,内心才会充盈,人生才不会别扭。

我邀请嘉励老师来丑故事,讲一讲他考古的趣事。

聊着聊着就聊起了他的成长,他的童年,他曾经的撕裂……

半天的讲述,犹如重新经历半生往事。嘉励老师一次次哽咽,一次次流泪。

他像一头痛苦的困兽,一路寻找,一路探索,终于挣脱牢笼,看见了真实的自己。那一刻,他和曾经的自己和解了,和父母和解了。

从此再也不纠结了,人生只剩下唯一坚定的力量:爱。

先爱自己,然后爱别人,爱这个世界。

这一生,终有机会能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并且可以做自己的人,不管耗费多长时间,都是幸运的,幸福的。祝福嘉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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