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化文：秋雨梧桐成绝唱, 春风桃李有余哀

人

物

白化文，出生于1930年8月27日，2021年7月6日6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原名白迺桢，号承泽退士、颐和退士，北京人。其祖父白宝山为民国将领，曾外祖父为外馆沈家家主沈仁山，外祖母沈李幼培则为李连英之孙女（其嗣子之女）。白化文生于天津，幼时在海州（连云港）生活。中学时期起定居于母籍北京市，就读于北京私立育英中学。1950年肄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1950年9月至1955年7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在北京市教育界担任教师工作。他曾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国佛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佛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他还兼任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编委、兰州大学《敦煌学辑刊》编委、《敦煌学大辞典》编委、中国楹联学会顾问、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分会副秘书长。此外，他曾担任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委员会委员，也曾任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专家组专家、中国书店出版社顾问、同心出版社顾问、北京燕山出版社顾问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顾问。

本文原载《学习博览》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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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何人知大佬!”现在喜爱文学的青年, 知道浦先生的人恐怕不多了。可在三四十年代以至解放初, 清华园“双清”的名字是很响亮的, 这就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朱佩弦 (自清) 先生和浦江清先生, 两位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清”字。浦先生的名字很雅, 当时还有人为此出了一条上联, “浦江清游清江浦”, 求对下联, 条件极苛刻:1、回文;2、偏旁要一致;3、人名对人名, 地名对地名。听说至今也没有人对出来, 成为绝对了。

浦先生 (1904～1957) , 1922～1926年间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外语系学习并毕业。在校时得到学贯中西的吴宓先生的赏识, 毕业后推荐到清华研究院的“国学门”, 做陈寅恪的助教。从此转学中国学问。因工作需要, 还在陈先生指导下, 自学了梵文、天文学等学术, 可说是学贯天下与中西的博学之士。1929年“国学门”撤销, 浦先生转入中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 入北大中文系任教, 直到逝世。

先母常对我说起一件往事, 1931年夏季, 朱佩弦 (自清) 先生刚和陈竹隐先生订婚。陈先生是我外祖母和我母亲的朋友, 她是成都人, 负笈于当时的北平艺术学院, 是齐白石、溥西园等先生的弟子, 在北平的文艺界相当活跃。

朱先生订婚了, 就想起自己的好朋友浦先生还没有女友。于是求我外祖母做媒, 将我外祖母的堂妹介绍给浦先生。这位小姐和陈竹隐先生年岁相仿, 二十六七岁光景, 当时也算是大女了。相亲地点在北海漪澜堂。浦、朱、陈三先生均出席, 女方是那位小姐、我外祖母、我母亲还带着我。根据迷信的论调, 相亲时有一个父母双全的婴儿———最好是长子———参加, 能促成喜事。我当时一岁多, 作为吉祥物的条件齐备, 得以与会。可是小姐观浦先生“无寿者相”, 此事告吹。

那次会见, 却出人意料地决定了我的一生。原来, 我正玩家母的钢笔, 浦、朱两位先生出于礼貌, 夸奖了我几句, 说将来可以往文学方面培养。家母认真起来, 后来果真这么办了, 造成我在中学偏科偏得厉害, 数理化一窍不通, 外语一锅粥, 非念中文系不可了。

我到北大中文系读书再见到浦先生, 已是1952年。1954年秋季, 浦先生给我们开中国文学史第三段, 即宋元明清部分, 助教是吴小如先生。第一学期由程毅中大学长———原任北京中华书局副总编辑, 现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和我担任课代表。浦先生那时身体已经很不好, 早上起不来, 课时安排在上午最后两节。有时上课铃响了, 老师未到, 我们两个人就到燕东园浦先生府上去, 侍候老师穿衣戴帽, 常用浦宅的一辆女式自行车前推后拥, 把老师载到课堂上来。浦先生是会唱昆曲的, 他教元明戏曲, 常采用吟唱法, 意在熏陶。他老人家很认真, 迟到的时间一定要补上。这可苦了大伙儿啦。我们那时是国家供给制, 供饭, 12块8毛一个月包伙。每天大米白面, 四菜一汤, 中午经常吃小炖肉, 八人一桌。若与别的系合桌, 去晚了就只剩下粉条子啦。再说, 大师傅还等着清扫食堂呢。浦先生拖课半小时是常事, 有时能达到一小时。众人大有罢课之势, 课代表夹在其中受苦。第二学期, 我就激流勇退, 把这差使交给将要成为我爱人的李鼎霞啦。在下曾有打油诗一首:“教室楼 (按:今为第一教室楼) 前日影西, 霖铃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声咽处, 回肠荡气腹中啼!”现在想来, 让老先生讲基础课未必是上策, 要因人制宜。

可是浦先生是十分爱学生的, 很想把自己的绝学传授下去。一个深秋的晚上, 程大学长和我去见他, 他执意要送我们出来, 说遛遛。途中手指星空, 大讲起天文来。可惜我们哪里听得懂!看到我们茫茫然的样子, 老师大约失望了, 以后不再提起。

徐枢大学长———就是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的那位了———是我班学习语言学的尖子, 从二年级开始就发表相关的小文章。毕业前吕叔湘、张志公两位先生分别召见过他, 均有罗致于门下之意。可是那一年中等专业学校大发展, 我们班毕业分配, 有一部分就分到那里去了。徐大学长分配到电力学校, 语文不是那里的主科, 徐大学长有点郁郁不得志的心态。有一天, 他遇见了浦先生, 把胸中的郁闷向老师说后, 浦先生却说:“你可以研究电嘛!”过后, 徐大学长向我说了, 两人哈哈大笑。细一想, 老师有深意存焉: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只要抓住“研究”不放就行。因而我此后每到新岗位, 一定服从工作需要, 在工作中不废研究, 多少干出些名堂来, 都是受“研究电”的启发啊!

程毅中学长分配到西安石油学校教语文。1956年, 北大又招研究生, 他想考, 就近托徐枢学长去问问浦先生。想不到浦先生说, 不用考了, 由浦先生向系里说, 从西安要回来就是了。不久, 程兄便“生入玉关”。在那时这样办, 是要冒风险的。而程大学长和浦先生并无特殊关系。浦先生晚年指导的几位研究生和助教, 如程毅中、傅璇琮和赵齐平, 后来都各有建树。老师的独生女浦汉明那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 默察老师对于她的培养和期待, 绝不如对几位研究生那样殷切。汉明毕业后分配去青海, 师母也没有留难。可见先生以学术为公器的襟怀。

浦先生逝世, 游国恩先生代研究生和助教们做了几副挽联。程毅中读给我听, 我对其中一副的最后两句印象深刻。但我的感觉是, 此联风神绵邈, 恐非老成人游先生的笔墨, 而是出于惨绿少年之手, 八成还是程兄的手笔。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