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军入滇后的残暴行径
明末清军入关后，当时相对实力较强的武装首领李自成和张献忠均节节败退，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1646年清兵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而死。张献忠是崇祯十三年（1640年 ）率部进入四川的，经过东征西讨，旋据蜀建立大西政权。张献忠死后，其部东将军孙可望、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南将军艾能奇并都督白文选、冯双礼等率溃众夺重庆，丁亥春，由遵义取贵州，时值云南土官沙定洲叛乱，据省城昆明，黔国公沐天波无法抗衡奔走迤西。大西军将领孙可望等谎称援助沐天波而率兵入滇。
孙可望等率部入滇时，散布假情报说入滇的大西军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武装，来云南为沐氏复仇。云贵人民竟对此深信不疑，还一路都如此传播，“故贼兵所至，悉开门降；长驱而来，全无梗阻”。1647年（丁亥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大西军占领平彝（今富源县），进入云南省境，同月二十八日攻克交水，次日移兵曲靖。
大西军经过曲靖境时，大肆屠戮，造成丁亥之殇，这次兵燹对曲靖而言是一次重大灾难，诸多史家对此事避重就轻，褒贬有失公允，今查阅旧志资料，重新评价该事件。
冯甦在《滇考》中记载：“可望等诡称援师，二十五日屠平彝，二十八日屠交水，二十九日屠曲靖。”康熙《平彝县志》卷二《沿革》记：“四年三月，流寇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自黔入滇，诡称援师，二十五日屠平彝，二十八日屠交水，二十九日屠曲靖（或剁手劓鼻）。知府宋文旦、知县陈六奇死之。”光绪《霑益州志》卷三《兵防》记载：“顺治四年，孙可望等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知州白必胜死之。”卷五《名宦》记载“白必胜，丁亥年流寇屠城，殉难葬于龙华寺后。尹嘉俊，本州人，仕至参将，协守交城，顺治丁亥年流寇陷交，嘉俊奋力转战，死于史家坡。”
以上文献仅是粗略记载大西军入滇过曲靖的残暴，李思揆的《曲靖丁亥纪略》一文对此事的记录可谓详尽，谨将当时情形摘录一二，以飨读者。
城陷之日，死者填街委不可胜，纪略记其表表者，则有如知府宋文旦、掌印指挥张英、生员向上贵从下城死。盖贼绐我以救援沐国公兵也。按院罗国瓛闻宗室朱寿林自焚道署死，推官夏衍云、知县陈六奇死于署。乡宦兵部阮进贤死于洗耳亭。副使伯承恩与叔伯定国死于学宫圣位下。管卫操政指挥王寿彭见贼不跪，欲官之，大骂：“我是天朝命官，岂肯反而事人”，遂死，其尸月余不变。举人史思卫夫妇抱儿死于井，通判余蕃庆、举人林之翰、指挥蒋懋勳并余嘉庆子孙死于街。贡生朱服远断手不食死，生员魏中选死于母柩旁，伯世蕃、吕元气、吴希贤合室闭户自焚死。朱廷诰夫妇、子女死于家。陆凉马裕侯同妻赵氏自缢死。举人顾慥死，妇施氏断足死。伯世阀、缪从绳、缪宗旦、邹宗鲁、桑乔林、张蘭、施琳沛、刘兴汉、刘汉正，耿元勳、伯承宠、伯世辅、李盛唐、王期、伯承绪、伯世勳、傅千户、毛九苞等十八人整冠束带死。庄淑、陶以礼、金九鼎、朱廷谏、史良衡、史文衡等劝贼止杀死。丁推仁、庄元阳、乔健、孙光先、梁文耀无言饿死。方说天文不听死。吕奏经投井死，方应奎投河死。朱家彦、朱家璟、伯承统、王民楷、吕元音、朱应祉、朱应禧、阮璁、蒋元龙父子四人、王文彪、戴清、王寿广、伯世封、伯世亮、李友霍、桑之幹、伯承祜，庒尔心、庒荆阳、伯承弼、施孝绪等二十四人大哭先皇死。刘之申骂贼死，王化皞、王化纯、刘大宥城上打石死。张银子、施风子、蒋娃子守城，铳打死。吏部阮元声妇杜氏骂贼剐乳死。王寿彭母张氏与妻坠楼死。伯承宠妻、伯世勳妻骂贼死，甚惨。傅调元妻氏潵，王寿期妻胡氏坠井死。思揆母杨氏闻曲靖城陷，自尽于陆凉。伯修女及朱氏不从贼死。又有市民数十辈各相召集，择地而立鼓噪，大呼曰：“我们大明赤子，快来杀了！”而死。此三月二十九日之事也。……是日也，城无净土，郭有丰尸，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六月二十一日，以一奸盗小人之故，又复断数千人之两手，然而死者且过半矣！
罗养儒《纪我所知集》中有一则掌故为“孙可望枉杀无辜之传闻”，是坊间流传的关于孙可望在昆明城所做杀戮之事。
当孙可望在昆明驻兵时，亦恒不自安，有虑昆明人起而危己，遂夜夜出而密查暗探，潜往各街各巷，就各人家户门前窃听。有人在屋内嗟叹，或出怨言，或高呼者，即以白泥画一圈于此一户人之门上，明早便出而视察。凡有白圈者，概拉出其内之人而斩首，亦不分男女老幼也。
孙居昆明城内，作如此杀戮，人民益复怨恨，因而在屋内窃议其非者甚众。某乡约与某保正心深悲痛。一夜，孙又出查城隍庙、土主庙两街及其巷道，又闻得四五道门户内，俱有人在作忿恨语，孙遂以白泥画圈于此数户之门上，俟天明后来杀其人。是时的乡约、保正，负有稽查门户之责，知孙夜出来查探此段街道，便俟孙去后，急趋来此一段街道上及各条巷道内，详细查看，见画有白圈者得五家，某乡约与保正即为之擦去，遗有痕迹者则用舌恬尽。明早，孙出而检查，竞无一圈存在，知此是被人擦去。又料定此事，实无一局外人得知，决定是此一段街上之乡约、保正所为。乃拘某乡约、某保正至，用非刑拷打，二人不能耐受，遂承认以手抹、以舌恬之事，孙怒甚，乃令人先割此一乡约、一保正之舌头，然后加以斩刑。
结合大西军此前在曲靖的暴行可知，昆明之事并非坊间传闻，而是确然事实。《明史·张献忠传》记载其军队嗜杀成性文字甚多，中间或有夸大失实之处，但其所部经过之处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云南仅是张献忠死后大西军辗转流徙寇掠的一个终点而已。
大西军后改投流寓的永历政权，以武力挟制永历朝廷，虽然一直高举抗清大旗，实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孙可望为人心胸狭隘，为谋封秦王，击杀南明大学士三十人，并与李定国不合，导致内讧。1657年（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孙可望从贵州引兵入云南，攻打李定国，因部将倒戈不敌李定国、刘文秀，便投降清军，引清兵入四川、贵州。李定国的主要想法是据滇反清，就永历帝幸黔问题与刘文秀渐生分歧，由于刘文秀安抚了贵州、四川、湖广的军队，李定国不免有所顾忌，耽心移跸贵阳之后，刘文秀的地位将凌驾于自己之上，说明李定国此时已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巩固自己在永历朝廷中的地位上面，对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虑，而作为傀儡的永历皇帝也渐渐倚重李定国，导致刘文秀被召回，郁郁而终。
大西军辗转迁徙作战的过程中，李定国、刘文秀无不置身其中，亦无不妄杀好人，历来史家评价二人效忠南明永历，终保晚节，尤其是李定国最后一人仍坚持抗清，成为精忠强将的代表。真实的历史往往是碎片化的，大西军“乱滇”之举又怎可轻易被一些史家掩盖于扶明抗清的大历史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