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中最特殊的一个：别处县令为七品，江西一县令却是五品
谈及古代县令品级，相信多数人会认为七品，即所谓的“七品芝麻官”。这种看法没什么大错，却也不够准确，参照今天就明白了。如今，京城、省会城市、直辖市等的县城级别，肯定要高于一般县城的级别，古代也是如此。
但在唐宋元明清五代，有一个叫浮梁的县城既非位于政治中心，又非战略大城下辖县城，县令品级却常常高居五品。所谓五品官，属于古代中级官员，一般是州府级官员，比如明朝“知府同知”（约为副知府）为正五品官，“知州”为从五品官。用州府的品级“武装”一个县令，那么浮梁县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需要说明的是，唐宋元明清时期，主持县里政务的不全叫“县令”。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后，规定达到万人以上的县城长官叫“县令”，不足万人的叫“县长”，这一说法持续到唐朝。唐朝藩镇割据，偶有县令空置，便由其他佐官代理县令，代理县令被称为“知县事”。宋朝之后，吸取唐朝藩镇割据教训，不再正式任命地方官，而是派遣官员代理地方事务，于是就变成了“知州”、“知县”，简单的说宋朝官职前面加了“知”的都犹如临时工。元朝没有采用汉制，称县里一把手为“县尹”。明清沿袭了宋朝的“知县”制度。因此，唐宋元明清的县里一把手，准确地说在多数时期应该是“知县”，本文采用今人习惯称呼，将之统一称为“县令”。
古代高配的县城
古代对政治中心所在地，与政治意义特别的城市，其下辖县城级别一律都会高配。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地方达官贵人太多，非高配无法处理一些政务。
唐朝的政治中心在长安，所以长安县下辖的万年县和长安县，属于唐朝的京县，县令都得是五品官。
宋朝的政治中心在开封，开封府尹是二品官，开封、祥符两县的县令是正五品官。但宋朝还有一些特别的地区，北京大名府、西京河南府（洛阳，赵匡胤故乡，他心目中的都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赵匡胤发迹于此）三地县令都是正六品。
与此同时，唐宋时期的普通县令品级，还会根据县城情况调整。唐玄宗时期，根据县里户籍人口（纳税人口）等，将县城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个等级。宋朝将县城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县从六品，中县正七品，中下县从七品。总之，对于普通县城而言，唐宋时期的县令品级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根据县城情况而变动。
明清时期，将县令品级简化了很多，直接规定京县正六品，其他县正七品。
浮梁——中国品级最高的县衙
浮梁县，位于如今江西省，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将新昌县改名为浮梁，柳国钧为第一任浮梁县令，定为五品官衔。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年），因为爆发大水，浮梁县治所在就迁往昌江之西的高地，即如今的浮梁镇旧城村，之后这座浮梁古城延续一千多年，一直是县治所在，直至民国。
从唐朝开始，浮梁县就多次被钦点为五品县衙，可谓是中国品级最高的县衙。如今，县衙内还存有一块乾隆33年的“奉旨碑”——“特调浮梁正堂加五级”，明间背檀坊下书有“钦加同知衔，赏戴花翎权知浮梁事张，毛公建” ，钦赐五品。
正常而言，京县才会高配，普通县城至多六品顶天，那么位于江西的浮梁县，既非军事要地，又非政治中心，为何备受历朝重视，甚至在明清时期更是打破县城品级常规，使得浮梁比京县品级还要高？
浮梁县高配的背后
作为远离政治中心的江西县城，浮梁之所以备受恩宠，背后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浮梁县两大特产。
一，浮梁特产之一——茶
浮梁产茶历史悠久，汉代即有僧人种植和采集茶叶。到唐代时，浮梁茶叶加工和贸易开始兴盛，王敷《敦煌变文集》中记述：“浮梁歙州，万国来求。”唐朝中后期，浮梁已是赣北、皖南茶叶的主要集散地。《元和郡县志》记载：唐元和八年（813年），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
唐朝之后，浮梁的“仙芝”、“嫩蕊”、“福合”、“禄合”等茶，以其“色艳、香郁、味醇、形美”四绝，历宋、元、明、清数代而不衰，成为经世品牌，诏为贡品。明朝汤显祖在其《浮梁县新作讲堂赋》一文中，曾对浮梁茶有过描述：“今夫浮梁之茗，冠于天下，帷清帷馨，系其薄者……。”
对封建王朝而言，浮梁是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地，自然要高度重视。不过，单单茶叶还不足以让其成为中国品级最高的县衙，因为浮梁县还有一个特产。
二，浮梁特产之二——瓷
闻名天下的景德镇，古代一直属于浮梁县辖管，如今是反了过来，浮梁县成为景德镇市下面的县城。
景德镇瓷税数额巨大，元、明、清三代分别都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因此历代王朝高配浮梁县品级，与瓷税密不可分。
南宋之后，随着上层瓷石的逐渐枯竭，景德镇瓷业面临原料危机，但柳暗花明又一村，元朝时在高岭发现了一种后来命名为“高岭土”的优质制瓷原料，让景德镇瓷器更上一层楼，更在全世界展开攻城略地。清朝晚期之前的数百年间，景德镇瓷器几乎一统全球高端瓷器市场，巨大的利益让皇帝也不能免俗，于是通过高配浮梁县令品级为之保驾护航。
清朝之后，由于康熙“以夷制汉”，信任洋人防备汉人，于是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得以肆意出没景德镇瓷厂，最终成功窃取了景德镇造瓷工艺。而且由于殷弘绪窃取多家，反而可以综合各家之长。当然，由于欧洲当时并未发现高岭土，还是造不出与景德镇一样的瓷器。所以，英国人马嘎尔尼访华时，曾请清政府援助英国建一座瓷器厂并保障制瓷原料（粘土、高岭土和釉料）的供应，不过被乾隆婉拒了。
十九世纪，随着欧洲烧出高端瓷器，浮梁县瓷器出口逐渐受阻，地位开始逐渐下降。民国五年（1916年），知事陈安迁县治于景德镇。
透过浮梁县可见，古人皇帝治国并不一定思想僵化，在巨大的金钱利益面前一样会“失态”，进而会通过行政手段为之保驾护航。当然，这并不能改变封建时代的“重义轻利”与鄙视手工业者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