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到“内”：近看一部云南史，远看却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史

云南省地形图

云南，作为中国西南边陲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大框架里面，云南独特的地方性有其突出的地位。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云南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何耀华先生所著的《云南通史》中就说过：“中国统一时，一定据有云南；中国丧失云南，时，统一就受到破坏；据有云南，就一定能统一天下，失去云南，就一定失去统一”。

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地区，自古因为崇山、险河、瘴气等阻隔，远离中原王朝政治文化中心，但是自秦汉时期“大一统”后，西南夷地越来越被重视，秦汉王朝在此设郡县，到了元朝之后，云南被列为了内陆行省，到了清朝，更是中国内陆十八省之一。

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其实熟读云南历史后，便会慢慢发现，这不仅仅是云南的发展历史，这段历史后面所展示的，更多的是古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影子。云南从“外”到“内”，在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之路中，是比较独特的，可以说，这是古代中国边疆治理中的“云南模式”。

秦汉时期的云南地区

“云南模式”在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上的展开

关于云南在中国历史上的最早记录，《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到：“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也就是说，在战国时楚威王时代，云南地区就和中原文化有过交往，楚威王曾命楚将庄蹻带领一支军队平定了西南夷地，这支外来的军队后来还成了滇地的领袖，并且按照从俗从宜的原则，变换了服饰，入乡随俗，逐渐融入了当地。

众所周知，交流一般都是相对的，楚军融入滇地，而西南地区的人民自然也会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云南模式”在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上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秦统一中国后，在大一统的潮流下，雄才伟略的秦始皇自然不会视云南而不顾。秦朝的徭役虽然繁重，但是对于秦始皇来说，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热爱修路，也就是修直道。对于秦朝来说，道路就是人体的血管，只有修通了道路，统治才能四通八达。

所以秦朝对西南地区的措施，可以概括为“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因为西南地区山高岭峻，开山筑路相对困难，所以就只修筑了五尺宽的栈道，在能够通达声教的基础上，还派遣官吏，实行有效的管辖。

西汉时期平定西南蛮夷后设置益州郡

秦朝对西南地区的措施虽然短暂，却为汉朝进一步加强对云南的统治打下了基础。汉朝对云南地区所贯彻的国家意志，或者说是中央政府在云南的施政，相对秦朝来说是往前跨了一大步，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大修道路。《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汉朝动员数万人，耗费巨资也要打通通往西南地区的道路，这可以说是一个大一统国家意志的有力体现。

司马相如影视剧照

其二，置吏设郡。汉承秦制，在云南问题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公元前135年，派遣唐蒙通夜郎，设置了犍为郡；公元前129年，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出使到西南夷邛、筰，设置都尉领十余县，后来这些县统统归划到蜀郡之下。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存在着不少的地方势力，即“夜郎最大，邛、筰称雄”的局面，汉朝在派遣官吏的同时，也派遣军队以武力平定各个地方小国，最后将此设置为七郡！

在云南地区设置郡县，是古代中国治理边疆的重要举措，这使得董仲舒“大一统”观念在边陲地区得到普及，也就是政治统一、地理统一、思想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秦汉时期打造的“云南模式”，为后世在云南的统治合法性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云南模式”在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上的挣扎与升华

在提到边陲地区与中原王朝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不得不去讨论的，那就是“向心力”。云南地区有一段历史是比较特殊的，那便是隋唐时期。

在隋唐之前，由于魏晋南北朝的纷乱，云南地区因势形成了白蛮和乌蛮两地。白蛮的汉化程度比较高，主要是由当地部落与迁徙的汉人融合而成；乌蛮汉化程度偏低，主要以保留当地族群特质的人为主。

无可厚非，这是历史规律下的表现，中原王室强大，边陲向心力则强，反之亦然。唐朝前期，虽然国力没有达到顶峰，但是对云南地区的统治仍然属于合法的，但由于个中原因，唐朝只能在云南地区采取羁縻州县制度的策略，比如公元618年设南宁州后改为南宁都护府、公元624年复置戎州都护府。

所谓羁縻州县制度，及时以当地的酋长为国家之官，相当于今天的自治区，以从俗从宜的原则治理。

唐朝时期的南诏

唐朝在这种管理的模式下，使得地方势力越做越大，以至于南诏在这种情势下成长起来，并占据了云南之地，与唐朝分庭抗礼。

话说回来，南诏之所以发展起来，前提是得到了唐中央政府的支持。比如当时云南较为发达的洱海地区共有六诏，随着吐蕃的兴起，有五诏势力纷纷归附了吐蕃，只有蒙舍诏（南诏）奉唐为正朔，后来在唐朝的支持下，蒙舍诏兼并统一了其他五诏和洱海地区，后来渐渐做大，威胁到了唐朝在云南的统治。天宝年间，与南诏的几次战争，均已唐朝失败告终，安史之乱后，唐朝更是再也无力顾及云南了。

南诏由此在云南统治了254年，公元937年，段氏取代南诏建立了大理国，直到公元1254年被蒙古攻陷。

在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史上，“云南模式”在唐朝似乎“拐了个弯”，也就是出现了南诏和大理这样的割据政权。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这种对云南的小一统，成为后来元朝全国大一统的重要步骤。

“云南模式”拐了个弯后重回正轨，期间保持对中原的向心力发挥了不可置否的作用，纵观南诏和大理，其实他们的通用文字都是汉字，其中的六曹制度也是模仿中原王朝的六部制度，统治者也称为皇帝，也有庙号和谥号等等。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史中的“云南模式”，在元朝迎来了升华时期，因为元朝在此设置了云南行省。《元史·赛典赤·瞻思丁传》记载：“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

元朝在西南设置云南行省

忽必烈在云南设置行省，并委任行中书省高官赛典赤管理云南，加剧了云南与内陆的一体化进程。赛典赤到任云南后，将云南郡县改设为路、府、州、县等机构，并因地制宜开创了流官设置的先河。

所谓流官，就是朝廷任命的不世袭，有品级，有任期的官员。赛典赤根据云南各地人口聚集发展情况的不同，有的地方设置流官，有的地方设置土官，

云南行省的设置，中央政府和地方府、州之间增加了一个层级，使得中央政令上传下达保持着流畅性。而流官与土官的结合，大大降低了云南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势力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赛典赤还在云南进行了一项重要之举措：清查户口，编订赋役。众所周知，查户口、编赋役是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对一个地区统治合法性的标志，地方有义务向中央纳税，中央也有向地方赈济的义务。

赛典赤·瞻思丁

元朝的这些创新性政策，到了明清时期，使得云南已经和内陆逐渐雷同，云南与内陆的一体化越来越明显。

明清两代开国之初，国家凋敝、百废待兴，为尽快实施统治，虽然不得已实施了权宜之计——土司制度，后面虽然暴露出了一系列弊端，但随着改土归流的实施，中央废止了原来土司的各种陋规，对当地民众直接征税，减轻民众负担；任用流官，统一规制；派遣驻防兵，进行屯田，编制户籍，兴办学校等等，中央的权力进一步渗透到了基层，不仅稳定了云南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更是基本上确立了云南与内陆的一体化。

至此，云南基本实现了从“外”到“内”的本质转变，为后来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在云南设省施政奠定了基础。

“云南模式”对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启发

自秦汉以来，中原地区王朝更迭，而作为中国西南边陲地区的云南，在“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中，虽然也不能独善其身，但是少数民族居多的云南地区不管如何还是回归到了中原的怀抱，当中是有其特殊的原因的，总结下来，可以分为三点：

语言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体裁

一、云南始终以汉语为官方语言

先秦时期楚将庄蹻率军至滇池，带去了内陆文化，秦汉设置郡县，进一步加深了云南与内陆的文化交往。

唐代樊绰《云南志》就记载南诏风俗曰：“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悉与汉同”，除了风俗形同汉族之外，在语言方面也有所记载，即“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可以看出，除了发音和对事物的专用词汇与汉有所差别外，云南很多的族群的民众说的仍然是汉语。

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从楚将庄蹻入滇，到唐朝南诏建立割据政权，相差了1000多年的历史，可以知道，汉语在云南长时间的通用，让云南对中原王朝始终有着鲜明的认同，而元明清三朝在云南顺利地设立学校、兴办科举也从侧面证明了汉语在云南地区的广泛使用。

民族大融合

二、云南各民族没有排外性，与内陆的交流、交融历史悠久

这一点，可以从移民角度来说。秦汉时期以来，历史上无论是因为经商、流放、驻军等因素，从北方迁入云南的汉人代代都有。而且古代帝王对于一些犯罪的官员、贵族以及皇亲国戚，不论是出于爱才还是为了皇家颜面，大多数都是不忍杀之，而是处于流放之行，而对于这些有文化的家族，大多数又是流放至云南、岭南地区，且还是拖家带口。这一点，唐朝因为左降官制度的存在最为频繁。

在促进各民族融合这方面，明朝洪武年间还发布文告曰：“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关为奴婢”。

北方世代的移民、国家政策的规定，加上云南各族群不为人设置界限依历史潮流而动，使得云南地区在历史上一直保留着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朱元璋影视剧照

三、北方中原政治王朝在云南治理上与内陆一体化的努力

《汉书·贾谊传》记载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秦汉时期在云南设官置郡，唐朝在云南设置羁縻州县，元朝设云南行省，明清时期改土归流，清朝将云南列为内陆十八省之一，历代中央政府，无不视云南为中央的“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在“大一统”的思潮之下，坚定非有云南不可。

而只有使边疆地区与内陆趋向一体化，才能使得国家这副身躯、这支手臂更加运用自如。

结语

“云南模式”在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史方面的独特性主要还是相对于东北、蒙古等地区而言。清末时期，由于列强的入侵，清朝陷入了被动局面，以至于失去了诸多的土地，不得不令人痛惜。清末民初外蒙古的独立，和清朝时期没有在外蒙古推行全国统一的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有着莫大的关系；而外兴安岭的流失，难免不是受到清朝对东北地区实施封禁政策限制了各族群群众自由流动的影响。

纵观云南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史，其中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云南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史当中也无法抹去云南地区的身影。语言文字的普及、各族群众的交流融合以及国家政策的推行，造就了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中独有的“云南模式”，而这一点，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会为我国边疆地区的施政提供了鲜明的借鉴意义！

（完）

参考资料：《云南通史》、《史记·西南夷列传》、《元史》、《汉书·贾谊传》、《云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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