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科舞厅：曾经风靡全国的社交场所，你对此有记忆吗？ / 四六文摘

迪斯科——这个现在听起来有些老土的名词，在建国初可是社会上最流行最时尚的地方，单身的男女们在这里肆意挥霍着青春与热情，几乎是夜夜狂欢，那可是当时风靡全国的社交场所，不知道现如今可还有人对此保有记忆？

80年代舞厅里跳交谊舞的人们

欧洲的公共舞厅应该是这种场所的最早形式。法国大革命以后，宫廷舞会的形式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交往的需要，大众化的公共舞厅在欧洲大陆应运而生，并逐渐取代宫廷舞会成为社交活动中的主要场所。舞步简单易学、形式自由、便于即兴发挥和宣泄情感的舞蹈在公共舞厅备受青睐，社交舞因而很快融入了平民阶层的文化生活。

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年轻贵族们，受不了皇家舞会上的种种清规戒律，便戴上假面具，叫上皇家舞蹈教师，偷偷溜出皇宫，在市民举行的庆祝性晚会上跳舞，大出风头。

随后的百余年间，英国公共舞厅在全世界各大城市有了无数面目翻新的伙伴。从历史上看，绝大多数的舞厅舞都起源于民间。它基本分为传统舞厅舞(以欧洲宫廷舞会的华尔兹、狐步舞、小步舞为代表)和拉丁舞(以拉美和黑人民间舞演变的探戈、伦巴、布鲁斯等为代表)。

交际舞随着19世纪西方人的到来首先传入上海等商埠城市。1852年礼查饭店（今浦江大厦）附设的舞厅是近代上海历史上的第一家舞厅。”随后，英国总会、汇中饭店、一品香旅社、大华饭店等西侨经常活动的场所也相继开设了舞厅。1897年11月4日，上海道台蔡钧为庆祝慈禧太后寿辰，曾在静安寺路洋务局行辕举行盛大跳舞会，“以西例敬礼西人”，招待各国在沪显要，获得赞誉。这次“万寿庆典”也被认为是“中国官方的第一次舞会”。

起初，作为消费空间的舞厅，主要受众集中在外国侨民和一些有西式教育背景的“高等华人”身上，对于普通上海市民来说，这种“脸儿相偎，手儿相持，腿儿相挟”的“男女同舞”，看起来很是“有伤风化”。

有趣的是，没过多久，新兴的市民阶层终究抵挡不住“现代的诱惑”，开始冲破这种“世俗偏见”的“牢笼”。民国以后，交际舞成为城市中尤其是租界中华人社会流行的娱乐活动，很受追求时髦生活方式的市民阶层的欢迎。在他们看来，学习跳舞无疑是效仿西方摩登化生活方式的一种重要途径。1927年，上海第一家营业性舞厅一一永安公司的大东舞厅开设。随之，各种大大小小的舞厅相继落户在上海租界内外。

凡是涉及到民国上海的影视作品里，都少不了舞厅、舞会这种场景。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上海舞厅已有百家之多，相比同时代的天津5家舞厅、武汉3家舞厅、香港7家舞厅，上海遥遥领先是不言而喻的。其中，从南京路到延安路这一段的西藏路，便有高峰、远东、爵禄、逍遥、大新、锅台、米高梅、维也纳等8家舞厅，在舞客们的嘴巴里，西藏路，至少这一段西藏路又被叫做“舞场路”。

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支撑着公共舞厅的运转，舞厅中也出现了伴舞为生活的舞女。一流的舞厅，譬如丽都，譬如维也纳，一元一本舞票，每本有三张，每张可邀舞女伴舞一次；二流舞厅亦是一元一本，但一本中有五张，可邀舞女伴舞五次；三流舞厅则是一本七伴，也有十伴或十五伴的。一般来说，遇到相熟的舞女，伴舞时就不是只撕一张票给她，而是一本全给。

接着舞厅中黑暗的灯光，“乱世佳人”们翩翩起舞，手面上的豪放则是必然的。除了跳舞还要开香槟、吃茶点，一晚上下来，公共舞厅中的开销恐怕不是常人能承担得起。

上海滩最出名的舞厅要属“四大舞厅”。关于这四个，各有各的说法，也各有各的排列。“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丽都”为一说；“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新仙林”再一说；“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爱尔令”为又一说，说法种种，不一而足。但可以由此发现，在上海滩在20世纪30年代，百乐门、大都会与仙乐斯的地位恐怕无人可以撼动。

百乐门大舞厅(The Paramount)是上海的一个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娱乐场所，全称“百乐门大饭店舞厅”。它以弹簧地板独步在上海，乃至在中国甚至远东享有盛名。1929年，原开在静安寺路戈磴路(今南京西路汀宁路)的兼营舞厅的大华饭省歇业，被誉为“贵族区”的上海西区，没有一个与“贵族区”相适应的娱乐场。1932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70万两白银，购静安寺地营建“Paramount Hall”，并以谐音取名“百乐门”该娱乐场南当时极负盛名的设计师杨银谬设汁，建筑风格是20世纪30年代国际流行的装饰艺术。

百乐门大舞厅于1933年正式对外营业，曾一度是新中国成立前夜上海的核心地带，吸引了无数社会名流。该娱乐场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2l8号，华山路路口处，东临静安寺。“Paramount”的原意是“至高、最大”，1932年百乐门营建时即用此英文招牌，其原意是突出它的高档，并以其谐音取名“百乐门”，这个名字很迎合当时上海人追求吉祥如意、大富大贵的心理。在很多民国相关的电影电视剧中，百乐门也是最常出现的舞厅之一。

1934年大上海的百乐门舞厅夜景

舞厅如此盛行，但在保守的人们看来，这里依旧是“伤风败俗”的场所，男男女女搂搂抱抱，这在男女大防根深蒂固的中国，确实有很大冲击。

20世纪20年代，天津发生过一场有关跳舞的争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大公报》先后发表数十篇讨论文章，反对者批评跳舞重女轻男，男女偎抱，毁坏名节，伤风败俗；赞成者则认为交际舞是一种具有艺术情调的娱乐。

1928年7月，上海市政府也曾颁布禁舞令，开了官府禁舞之先河。然而，如果说1927年天津“禁舞”是保守主义势力逆潮流而动的历史闹剧，那么1928年国民政府的“禁舞”则包含着更加复杂的历史内涵，《申报》上直接出了时评称“其禁舞动机，显然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为了树立政府廉洁开明而奋进的姿态”。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提倡“新生活运动”，在此期间也曾发起过声势浩大的“大学生禁舞”运动，当时舆论认定大学生跳舞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听之任之的生活小节，而是“荒废学业”“有损德性”，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脉”的大问题。由此，“禁舞”直接从一个社会事件，蜕变为一个拯救国家的宏大叙事和历史决策了。

1947年，南京政府以“妨害风化，提倡节约”为名，下令限期关闭舞厅，实行全国禁舞，并由此引发上海舞女的集体抗议。

然而，作为一种具有资产阶级腐朽性质的负面形象，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交际舞”却被奇迹般地“移植”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据考察，1937-1942年，延安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 “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这倒是令人颇感意外。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由来采访的外国人传授，从上层领导开始，经过革命队伍的勇敢接受，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对于延安而言，正是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 Agnes Smedley)，引领了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作为延安交际舞热的首创者和推动者，共产党的干部爱跳交际舞的风气，就从史沫特莱在延安举办舞会，亲自教毛泽东跳舞开始。

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为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并逐渐开始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

毛泽东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确实，如毛泽东所言，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

中南海舞会上的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以后，“舞厅”因所包含的资产阶级情调而被彻底批判。在上海，人民政府对旧上海的妓女和舞女实行改造，让她们自食其力，谋求新生。上海的各大舞厅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曾经盛极一时的大都会舞厅，于1954年改名为“静园书场”，专营苏州评弹演出业务。不过，“营业性舞厅”虽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但“跳舞”的合法形式却并未因“营业性舞厅”的关闭而消失殆尽，而是逐渐为革命之后更为健康、节制的“机关舞会”所取代。

“机关舞会”的兴起，自然有着苏联影响的深厚背景。鉴于新中国成立初中国“一边倒”的对外政治策略，中苏友谊天长地久的美好愿望在20世纪50年代深入人心。此时的城市人民也纷纷以苏联生活方式为楷模，穿起“布拉吉”跳“伴舞”（交际舞）便是一例，而这也被视为一种革命和进步的象征。从部队到地方，从机关到企业，每个单位都有专门用来跳舞的大俱乐部，更有公园、广场等露天舞场，《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苏联歌曲都是此时的流行舞曲。

1979年，西式交谊舞仅仅经过20年多一点的间歇又在上海出现了。在跳舞解禁的最初时期，许多年纪大一些的人得以在家更教年轻人跳舞，80年代初，家庭舞会风行一时，社会上还有一些“黑灯舞会”。

当时，工会和共青团也开始组织舞会，要求参加者持有单位开具的证明其成年的介绍信。还有监督者防止男人与女人靠得太近。但是这种清教徒式的监督在普通老百姓阶层很快消失了。过于热心的监督者在这里遭到嘲弄，甚至受到当地恶棍的攻击，当时的人回忆说：“当他们走过来试图监督某人的时候，我们会冷不防在他的后脑勺上敲一记。他还不知道是什么打了他。”

1984年第一家商业性舞厅在上海开业。迪斯科是在80年代中期在上海登陆的，随着美国电影《霹雳舞》以及外国留学生开办的舞会而风靡上海。专门的迪斯科舞厅直到80年代后期才出现，第一家是在只限外国人住的饭店里。因而直到90年代，迪斯科尽管时髦，但有相当的边际性，仍然是交谊舞的附属物，一位女职员这样描述80年代中期的迪斯科：

那时舞厅早就有迪斯科了，但是他们每天晚上只跳几分钟。只有少数人会跳，大概一二百人中只有25—30个人出来跳，扭动啊、旋转啊，实在是难看。

到了1996年上海自称至少有10家多层次的“迪斯科广场”，每一个能够容纳600人。还有80-100家小一些的迪斯科舞厅分散在全市各个地方，包括迪斯科舞厅和交谊舞厅在内，上海商业性舞场的数目从1985年的52家增加到1990年的310家，1994年的1022家，1996年的1336家。

80年代初期的跳舞不像90年代中期这样体现出年龄上的、舞蹈方式上的和收入水平上的差异。所有年龄层次的人在同样的公共舞场跳一样的舞步。

1992年，深圳市中心的一个迪斯科舞厅

交谊舞厅是当时最流行的舞场，也是这个城市最流行的商业娱乐形式，光是上海就能有大约一千家商业交谊舞厅。交谊舞厅一般每天从早晨开始分时段售门票，每个时段大约2-3个小时。一家顶级舞厅的票价在早场的1元到晚场的40元之间变动。一般夜场门票是15元左右，包括一杯茶。舞客们很少要其他饮料或酒类。一般交谊舞厅每天从早上9点钟到午夜这一段时间客人较多。

这些交谊舞厅一般会安排一个小时交谊舞与半个小时的迪斯科交错进行，最后一个小时是交谊舞，通常在迪斯科开始前是一刻钟的慢舞。大型舞厅在晚上有乐队和歌手现场伴奏。他们在迪斯科时休息。最流行的舞是华尔兹、四步舞和吉特巴，大多数用香港和大陆的流行音乐伴奏，有时也用“革命歌曲”或者1949年以前的老歌伴奏。

交谊舞厅的大多数舞客年龄在25-45岁之间。已婚的，年龄35岁左右的国营企业工人居多。男人通常比女人稍微多一些。交谊舞厅的门票不像迪斯科舞厅那样变动得厉害，也没有昂贵的或著名的舞厅垄断市场。

相反的，在90年代中期，迪斯科舞厅的数量大约是交谊舞厅的十分之一，客人的年龄段一般是17—25岁，营业时间一般是在晚上。这些小迪斯科舞厅陈设简陋，但他们在设计、音乐和方式上模仿大俱乐部。这些舞厅的门票夜场只要10—30元。有的下午场仅要4元，常常是一些十几岁的青年光顾。大多数主顾是那些学习成绩不好、学业荒疏的青年。他们往往是在很年轻的时候退了学，开始作些小工作，或者于脆在家待业。到了周末，更多的有稳定工作的年轻人也会来这里跳舞。

还有一些高级的大都市迪斯科厅通常会雇佣一名外国的DJ，外国留学生还被许可免费进入，以营造一种世界级潮流的氛围，迪斯科所在地也一定是城市的中心地段。尽管门票很贵，大都市迪斯科厅还是吸引了大批的都市青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有固定工作的，因此付得起门票，但许多穷青年是偶尔买票，否则就是从朋友那里弄到赠券。

90年代的舞厅发行的舞票

这里的舞客比本地迪斯科舞厅的舞客年纪稍微大上几岁，通常包括一些30多岁的商人。这些迪斯科就如同美国的夜总会。它的舞台装饰着玻璃、特殊的灯光和好莱坞式的都市工业颓废加上热烈的英文涂鸦。“钓鱼女郎”们四处寻觅有钱的男人。

人们对舞厅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末期，到了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喜欢去舞厅跳舞，迪斯科这种形式也逐渐成为“过去式”，反而成了一种逝去的记忆。

参考资料：《中国都市消费革命》戴慧思；《空间政治与消费主义幽灵——以“十七年文学”中的“舞厅”叙述为中心》徐刚；《与邬达克同时代上海百年租界建筑解读》王唯铭；《城市娱乐：歌舞厅、卡拉oK与电影院》刘海岩、郝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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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科舞厅：曾经风靡全国的社交场所，你对此有记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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