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麦加”的概念正是体现泉州伊斯兰教圣墓的核心价值，证实了刺桐是伊斯兰教通过海上贸易线路向远东直接传教到达最早、最东端的地区。
——戴泉明《天下之货仓》九州出版社
《天下之货仓》新书推介 详情请见130期 欢迎预订 多谢支持
本文7369字 插图30幅 视频1'10'' 阅读15min
【编者按】根据系列大纲安排，上期乡音君邀请建议作者聊了泉州府文庙，作者细微的观察使我们看到以往我们所没有关注的历史细节，比如大成殿宋代重檐吴殿顶九脊弧线之美、月台后置螭首之内敛、月台须弥座圭角祥云浮雕之飘逸等等。还有作者通过大量的图文互证和分析，使我们了解到泉州府文庙既是孔子的祭祀之所，又是泉州古代文化教育的最高学府“州学”之地；而且是东南亚和东亚以及台湾儒学的传播中心；甚至覆盖了宋元时期刺桐侨民子弟特别是阿拉伯蕃商后代的儒学教育。因此，泉州府文庙所具有的“庙学合一”的特质的确不同凡响。根据微信昵称“新星”父亲的建议，为了方便看官预订新书《天下之货仓》。乡音君将130期列入“精彩推荐”，不论看官看到哪一期，只要点击标题下的蓝字“乡音文化”即跳转到主页面，再点击“精彩推荐”便跳转到130期，即可打赏预订。伴随唐朝泉州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泉州成为伊斯兰教东传的“桥头堡”，那么，作者为何将伊斯兰圣墓称之为”东方麦加“？其论据又是如何？请诸位看官接着往下看——
【向世界讲好泉州故事】系列十七：
中世纪的“东方麦加”——
泉州伊斯兰教圣墓
泉州是伊斯兰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地区之一，也是”阿拉伯走廊“，迄今仍然生活着6万多阿拉伯人后裔，保留着浓郁的伊斯兰教文化和众多史迹，图为伊斯兰教圣墓中景。（图源：宋元郎/摄）
泉州伊斯兰教圣墓，自古以来称灵山圣墓，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好的伊斯兰教圣迹，现存两墓并列，墓盖石为花岗岩雕刻，墓座为覆莲石雕，墓后倚山的挡土墙如马蹄形状，极为罕见。伊斯兰教圣墓的文物价值在于其始建年代，因为它出现在泉州年代的早晚关系到伊斯兰教入华的最初历史。自20世纪初以来，关于圣墓的始建年代学术界争议不断，主要有唐武德中（618年—626年）说、唐永徽说、唐中叶至北宋说、唐末宋初以后说、上限为9世纪说，宋代说，元代说等，至今尚无定谳。
伊斯兰教圣墓、石亭、回廊 （图源：宋元郎/摄）
这些争议缘起于明代何乔远的“唐武德说”：“吗喊叭德（穆罕默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618～626年）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沙谒储）、四贤（我高士）传教泉州，卒葬此山（灵山），然则二人唐时人也。”［1］。《泉州府志》亦载：“圣墓在灵山，灵山有默德那国（今沙特阿拉伯王国麦地那）二人葬焉。相传唐·武德中来朝，有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于此，葬后是山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名曰灵墓。”
俯瞰灵山圣墓 来源：乡音文化
而“唐永徽说”则源于20世纪2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北大演讲所提的伊斯兰教入华的“唐永徽二年说”。陈垣认为，《旧唐书·大食传》记载：“永徽二年始埠倬来贡”即是奉穆罕默德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之命，前来中国的第一位阿拉伯使者到达长安，朝见唐高宗，介绍了大食帝国的情况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因此，史学界一般把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遣使作为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于是后来便有附会圣墓始建于唐永徽的说法。1965年，考古学家在泉州发现一块唐·永徽元年（650年）的伊斯兰墓碑，上面写着：“此乃侯赛因·本·穆罕默德·萨拉达之墓，真主降福于他，亡于回历二十九年三月。”也就是说，在唐与大食通使之前，泉州已有伊斯兰教的踪迹。因此，圣墓建于“唐武德中”并非妄说。不论“唐武德中说”还是“唐永徽说”都说明圣墓的文物价值非同凡响：“如果认为它确实是唐武德中就已存在的史迹，那么这一史迹的存在就不仅会改写中国伊斯兰教最初的历史，而且也会改写整个伊斯兰教早期的传播史，文物价值将会是颠覆性的。如果认为它确实是唐中期物，那么这一史迹的文物价值亦当比史载的唐永徽二年大食唐正式通使要高。因为它毕竟是标明伊斯兰教也有通过传教士直接将宗教传至中国这样一种方式”［2］。著名建筑史学家杨鸿勋关于圣墓断代的关键论据：圣墓墓廊檐柱“上下卷杀形制”的“梭柱为南北朝至初唐所流行的柱式，大约自盛唐以后渐少使用……因此可以判断，泉州'圣墓’石廊应为初唐时期所创建……'圣墓’石廊的其他构件也都古朴，纹饰、做法也都可与这一断代相符”。杨鸿勋根据建筑考古学断代考察后推论结果是：“泉州灵山'圣墓’应即穆罕默德当年的门徒、被中国尊称'三贤’、'四贤’的陵墓” ［3］。
20世纪初的灵山圣墓 请注意，圣墓墓廊檐柱为“上下卷杀形制”的梭柱，为南北朝至初唐所流行的柱式。（图源：乡音文化）
1958年的圣墓，圣墓前的四根柱子十分破旧，回廊已接近坍塌。资料记载，1962年重修石墓亭，为仿木四柱歇山顶，并维修迴廊、整治周围环境。如今的圣墓便是当年修缮过的模样，而老照片展示的正是修缮前的圣墓。（图源：乡音文化）但质疑“唐武德中说”学者几乎都是以唐武德年间正是穆罕默德初创伊斯兰教，遭受迫害、自顾不暇的艰难时期，不可能派人向外传教为理由。穆罕默德参照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经典，将其中他认为阿拉伯人能够接受的教义和阿拉伯原始宗教中的一些教义设法结合起来，于610年创建了伊斯兰教。“伊斯兰”一词在阿拉伯语中原意为“顺从”。穆罕默德宣称，世界上只有一个神—— 安拉，他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人的创造者，世界万物，都是按照安拉的意志安排的。（来源：网络）商人出身的穆罕默德于610年在麦加创立伊斯兰教，612年开始传教，622年（唐武德五年）遭迫害迁徙麦地那，这是伊斯兰教发展史的重大转折，故伊斯兰教历将这一年作为纪元年。而此前麦加创教时，就有不少穆斯林遭迫害逃亡异乡。“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教第七年（616年）的时候，有一百零一位回教男女因受迫害逃到非洲阿比西尼亚避难”。［4］不难想象，在穆罕默德从麦加大撤退前后，亦有其教徒搭乘商船逃到中国，“大贤四人”入华传教实际上就是这种逃亡性质。大凡新教的创立在其发源地并非一帆风顺，或磨难，或逃亡，或迁徙，或异国流播，概莫能外。这一时期伊斯兰教的向外传播可以看作是逃亡式的传播。
麦地那先知寺，始建于622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亲自参与建造。632年，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根据他的遗嘱，葬于该寺其住所。哈里发瓦利德一世时期重建，将穆圣与伊斯兰教前两任哈里发阿布和欧麦尔的陵墓合并于先知寺。后经多次扩建，先知寺已成为一座可容纳100万人的庞大的建筑群，占地面积1万6千多平方米，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先知寺处于麦地那市中心，每年都有穆斯林在朝觐期间祈祷、礼拜和瞻仰先圣遗迹。（图源：网络）
622年底，穆罕默德以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为纽带，以迁士和辅士为中坚，创建伊斯兰宗教公社——“乌玛”(即民族、国家)。穆罕默德集政、教大权于一身，成为最高的宗教领袖和行政兼军事长官；最高的立法者和最高的裁判官。这一年后定为伊斯兰历元年。在麦地那，穆罕默德完成了伊斯兰教教义、制度体系的创建。他又以麦地那为中心，通过宣教和征战，不到10年的时间，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政权。到了麦地那时期，伊斯兰教开始进入迅速向外传播的阶段，海上“香料之路”是其进入中国的传教之路。
麦加城因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诞生地而名震寰宇。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立和传播伊斯兰教。公元630年，穆罕默德率兵攻占麦加，把圣殿改为伊斯兰教清真寺。麦加大清真寺是世界著名的清真大寺，占地35万平方米，位于沙特阿拉伯麦加城中心，是伊斯兰教第一大圣寺，世界各国穆斯林向往的地方和去麦加朝觐礼拜的圣地。据《古兰经》经文启示，在此禁止凶杀、抢劫、械斗，故又称禁寺。每年7月为伊斯兰教的斋戒月，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信徒日前赴圣城麦加朝圣。 （图源：网络）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大贤四人”是从陆路还是海路入华？显然，海路最为便利。广州早在秦汉时期便有海外贸易，《汉书·地理志》就记载徐闻、合浦至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而“舟舶继路，商使交属”［5］则是记载三国至南北朝时，中国东南沿海港口与印度洋西部港口贸易往来的盛况。六朝时，天竺高僧拘那罗陀（真谛）应梁武帝之请，从扶南泛海到中国，“陈永定二年（558年）七月，还返豫章，又上临安、晋安（泉州）诸郡。”［6］在丰州九日山下延福寺挂锡、翻经。“古《金刚经》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520—526年），泛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证了义，传授至今，后学赖焉。”［7］
位于南安九日山的翻经石。天嘉三年，拘那罗陀（真谛）在此翻译《金刚经》。北宋端拱年间(988-989年)曾会《重修延福寺碑铭》载：“古金刚经者，天竺三藏拘那罗陀（真谛），梁普通中，泛大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及今，后学赖也。”清乾隆府志九日山翻经石条记载：“《名山记》梁普通中，僧拘那罗陀，赏翻《金刚经》于此。” （ 图源：网络）
这是泉州海外交通见诸文献的最早记载，说明唐之前，泉州已辟有南海航线。足见“大贤四人”是经海路入华。而广州怀圣寺光塔、扬州唐墓出土的阿拉伯文背水壶、［8］泉州灵山圣墓亦能为一贤、二贤和三贤、四贤提供实物佐证。
1980年扬州唐墓出土的“唐代阿拉伯文背水壶”的阿拉伯文字，瓶身文字写的是“真主最伟大”之意。文物专家们发现，原来这件陶瓷水壶，是长沙窑出品专门卖往西域的陶瓷制品。（图源：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置于圣墓之后的元代碑刻。其阿拉伯文的译文为：“穆斯林集体重修了这座吉祥的坟墓，此举为赢得尊贵的真主的喜悦和丰盛的报酬，并祈求真主的怜悯和祝福，愿真主护佑他们。此二亡者在法厄福尔时代来到这个国度，据传为有大德行者，因而死后由尘世抵达永世。人们因虔信他俩能赐福，一旦遭遇艰难，进退维谷，即前来瞻礼，默祷二者的庇佑，俱获益平安回返。此纪念碑写于（伊斯兰历）722年斋月（1322年9月）。” ［9］伊斯兰教圣墓后面的元至治二年（1322年）穆斯林集体重修圣墓碑刻。（图源：宋元郎/摄）杨鸿勋先生认为，这些重修圣墓者并非已定居泉州的穆斯林，而是初来乍到的阿拉伯商旅，他们听说了圣墓的故事而来瞻仰并捐资重修。碑文中的“法厄福尔”是阿拉伯语“天子”的意译，这表明是更古老的时代，因为西方称当时元帝为“汗”，而“大德行者”应为汉文之“贤人”。有学者认为，“灵山圣墓的主人，不是传教士而是两位唐末至宋初来泉经商的德高望重的穆斯林商人”。［10］此言差矣，他们万里迢迢、跨洋过海经商来到泉州重修圣墓，为的是能得到“庇佑平安回返”。在穆斯林眼里，只有和先知穆罕默德同时的大贤方能“赐福”和“庇佑”，同为商人的穆斯林岂有此等法力？圣墓的文物价值除了以上所阐述的始建于唐武德年间，还在于它开创了穆斯林墓盖石的形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从来没有人关注过和阐述过的历史细节。而恰恰是这一历史细节有力支持“唐武德中说”。纵观泉州已发现的数百方古代的伊斯兰教墓盖石和数百座历代穆斯林石墓，没有任何一方墓盖石造型与圣墓墓盖石那样朴素无华，即使是年代相近的宋元时期的穆斯林墓盖石，不论是须弥座式还是祭坛式，其装饰华丽精美，两者装饰风格迴然不同。左右两圣墓造型古朴，除底座莲饰外，上两层皆无任何图案装饰，朴素无华。（图源：宋元郎/摄）宋元时期的泉州穆斯林三层须弥座式墓盖石，与圣墓相比显然装饰上华丽许多。 泉州海交馆藏宋元时期的泉州穆斯林六层须弥座式墓盖石，其装饰可谓福丽堂皇，墓主人非富即贵。 泉州海交馆藏圣墓坐北朝南，墓地中央为两座并列的花岗岩墓盖石。墓盖为三层，呈阶梯状，通高60厘米。墓盖石底下为覆盖墓坑的石板。墓盖顶层为券形，长1.55米。中层素面；底层长方形，长2.15米、宽1.10米，四面浮雕覆莲瓣，左右两边呈半月牙形弧线，象征初创的伊斯兰教如初月一般纯洁。这种两侧弧线高浮雕覆莲底座在后来穆斯林墓盖石再也没有出现过。
圣墓的文物价值在于它开创了穆斯林墓盖石的形制，其古朴独特的覆莲底座左右为内弧形蕴含《古兰经》“以月为亮”的涵义。而崇尚莲饰则是来自“埃及之花”的影响，也是刺桐外来宗教墓葬文化符号的共同特征。（图源：宋元郎/摄）
尽管宋元时期的穆斯林墓盖石出现多种样式，但其基本结构造型源自圣墓。值得注意的是，泉州穆斯林墓盖石形制在伊斯兰教盛行的阿拉伯国家几乎找不到原型，即使是世界最大的墓地、埋葬500多万人的伊拉克“和平谷”也难以找到与泉州穆斯林石墓墓葬相似的形制。就像闻名于世的“刺桐十字架”一样，在天主教盛行的欧洲也无法找到它的原型。这正是“包含对一种文化传统，或一种依然存在或已消逝的文明的独一无二或至少是与众不同的证明”。［11］
在伊拉克境内有座堪称目前全球最大的墓地“和平谷”，一眼望不到边际，里面长眠着500多万名逝者。 （图源：网络）
圣墓还有另一处从未有人注意的地方就是其墓葬择地选址。
灵山圣墓的择地选址充满中国早期堪舆形法派的元素。( 图源：宋元郎/摄)
尽管历经千年沧桑，我们依旧可以从圣墓的坐向及其周边环境感受到这是是中国早期堪舆形法派“藏风得水”大布局的杰作。今年六七月间，作者曾多次上灵山圣墓拍照勘测，后来又邀请北师大易学博士、泉州市人居环境研究会会长吴弘禄先生上灵山踏勘。据罗盘测定数据，圣墓坐向丑未兼艮坤（坐北朝南），所葬之山为狮子山，因山形类狮而得名，后因圣墓异象易名“灵山”，其东南向前方有天然风动石“碧玉毬”，构成“狮子戏球”的风水格局（见图115），即有近溪又有远江，水流由西向东自然而围“双玉带环腰”，极目远眺，层峦叠嶂，风光无限，堪称“天然机妙”矣。明代泉州知府周道光《碧玉毬记》有详尽描述。［12］
清·光绪年间的灵山圣墓风动石，极目远眺可见古城墙墙垛、晋江及对岸远山。与圣墓构成极佳风水布局。（图源：乡音文化）
圣墓前方的奇景——风动石“碧玉毬”。（图源：宋元郎/摄）北师大易学博士吴弘禄先生现场罗盘测圣墓坐向。（图源：宋元郎/摄）泉州丧葬堪舆习俗可追溯到西晋。著名的郭璞《葬经》，凡葬种种，无不论及，其葬说深刻影响衣冠南渡定居泉州的中原汉人。2006年南安丰州皇冠山发掘近50座两晋南朝墓葬，坐北朝南，皇冠山”四势“满足，可见先民择地选址无不体现出郭璞《葬经》所倡导的“山环水抱必有气”的堪舆思想。其后隋朝移民中最著名的一支就是隋·开皇九年(589)二月隋灭陈后，陈后主陈叔宝的儿子陈镜台率亲族和部属南奔，在桃林场（今永春）定居，其时，中原文化在与闽越文化的融合中已经成为主流文化，丧葬堪舆深入人心，堪舆名家辈出。南安丰州皇冠山出土的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墓砖，有佛像、龙纹、鱼纹、鸟纹等图案。从灵山圣墓的堪舆布局来看，必有堪舆高人操盘点拨。圣墓后的马蹄形挡土墙回廊亦是十分讲究的做法，其风格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穆斯林和汉人的墓葬格局。尤为独特的是其墓碑置于墓后的做法，据后代穆斯林的说法是“进前三宰相，退后万人丁”。目前泉州迄今所见的古代穆斯林墓葬皆为墓碑在墓后。这一文化现象在中国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的墓葬中没有之一。果不其然，到了南宋，泉州已是“回半城”，进入元代，泉州更是色目人的天下。丁氏是元代定居泉州的阿拉伯人后裔，此元代墓葬为丁氏一、二、三世合葬墓。墓葬周围为典型的马蹄形。（图源：宋元郎/摄）“进前三宰相，退后万人丁“，历代泉州穆斯林的墓葬一直沿袭自圣墓以来墓碑立于墓后的习俗。图为圣墓东面的历代穆斯林公墓区。（图源：宋元郎/摄）泉州灵山圣墓是“东方麦加”，这是作者在本世纪初所撰写的《刺桐，一个被遗忘的梦》率先提出。
泉州伊斯兰教圣墓自古以来就是是许多东南亚国家穆斯林朝圣之地。（图源：摄影大视界 陈起拓/ 摄)
其实，“东方麦加”的概念正是体现伊斯兰教圣墓的核心价值。“东方麦加”证实了刺桐是伊斯兰教通过海上贸易线路向远东直接传教到达最早、最东端的地区。正如泉州伊斯兰教教内学者黄秋润所言：“早在公元7世纪的隋末唐初，大食、波斯等国家的商贾就航海东来泉州通商贸易”，“故泉州就被我国穆斯林公认为伊斯兰教最早由沙特阿拉伯南部麦地那从海上东入中国传播的发祥地之一”［14］。1991年春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图考察泉州灵山圣墓。（图源：网络）1983年伊朗专家阿里 · 萨哈瓦特在《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史在中国》赞曰：“（泉州灵山圣墓）除了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地那城里的穆罕默德圣墓以及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城里的阿里圣墓之外，要算是伊斯兰教世界中历史最悠久，具有最高价值的古迹了。”
【编后语】本期是建议作者9组文化遗产中的最后一组“伊斯兰教圣墓与清净寺”，由于篇幅过长，乡音君征得作者同意，将清净寺安排到下期。敬请诸位看官继续关注。以上部分段落和图片源于戴泉明新著《天下之货仓》，若有转载和引用，请与乡音君联系。谢谢。
［1］明·何乔远：〈方域志〉《闽书》卷7，第21页。
［2］李兴华：〈泉州伊斯兰教研究〉《回教研究》，2010年。
［3］［9］杨鸿勋：〈试论泉州“圣墓”的建造年代,兼及传说的真实性问题〉《文物》，1986年第3期。
［4］马天英：〈回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星岛日报》（马来西亚），1962年6月15日版。
［5］《宋书·夷蛮传》
［6］唐代《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
［7］宋·曾会：《重修延福寺碑铭》
［8］朱江：〈伊斯兰教东渐扬州始末〉《伊斯兰教在中国》。
［10］杨丽蓉 庄景辉：〈泉州伊斯兰教圣墓年代及其墓主人身份的考证〉《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11］《世界文化遗产评定标准》，世界文化遗产官网。
［12］清·道光：〈山川志·灵山〉《晋江县志》卷4。［13］戴泉明：〈刺桐，一个被以往的梦〉《天下之货仓》，九州出版社。（原载于2002年3月14日《泉州晚报》海外版）［14］黄秋润：〈泉州伊斯兰教历史概述〉《泉州伊斯兰教清净寺》寺刊，200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