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江涛：为什么说“中华文明五千年”？

作者：高江涛

原文刊载于《群言》2021年第6期

仰韶文化彩陶（图源：网络）

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这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但是如果追问为什么，许多人或许会一时语塞。有人说中国大量的古代文献记载的历史有5000年，却也有人说中国上古历史不足信，甚至是“传说与神话”。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年，那么百年考古能否就“中华文明五千年”这一重大问题给出答案呢？实际上，“中华文明五千年”暗含三个细节性问题，或言可以分化成三个具体问题，容本文一一细说。

“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何时算起

中华文明为什么是5000年，而不是4000年或3000年？这是我们最想知道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的结果。中国古代大多数文献都将历史人文的开端放在了“五帝时代”，并将“五帝”逐渐具体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对黄帝的尊崇与祭祀为不同时代各个王朝所认同。而把这种认同再具体到一个时间或年代的节点，或言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是近代才开始流行的。辛亥革命时期，为了反清革命，仁人志士大力倡行黄帝纪年，纷纷推算黄帝纪元。刘师培撰文推定1903年为黄帝纪元4614年；1905年同盟会《民报》使用公元前2698年为黄帝始年，并认定当年为中国开国4603年。中华文明年代问题看似是一个时间或者文化内涵的问题，实际上始终具有“政治意义”。

此外，不少学者考证认为，在黄帝之前还有一个部落首领为炎帝的时代，炎黄合称成为大众意识中的中华文明的开始。这样无论始自黄帝还是更早的炎帝，“中华文明五千年”逐渐成为一种共识。

从考古学上我们注意到，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一个包含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的长期进程。

中原地区大体在距今6000年左右庙底沟文化的相关聚落中开始出现社会分化与不平等，开启了文明化的进程；之后历经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等阶段，在距今43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晚期出现了明显的国家形态，进入了文明社会；再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发展，文明中心地位形成；后经商周时期的巩固与进一步的迅速发展，华夏文明逐步走向辉煌。

长江下游地区至少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早期，社会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层现象，进入了文明起源的阶段；历经距今5300年开始的良渚文化早期，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中期始，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证实，此时良渚社会已进入文明社会。

西辽河流域在距今6700年左右出现了红山文化，历时1000多年。延续发展到约距今5300年的晚期才开始出现社会分化；在距今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末期社会分层加剧，进入文明时期。今天中国地域范围内的其他地区，如海岱地区、江汉平原等也大多在距今4500年左右或进入文明社会，或临近文明的门槛。

鉴于以上，我们统括而言，“中华文明五千年”。

“中华文明五千年”是延绵不断的

百年中国考古实践，尤其史前考古的事实告诉我们，今天中国地域范围内史前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文明化进程是多元的，或者多线的，而非单线的；就其发展演进也是相对而言的，有的是进化的，有的是退化的，有的是连续进化的，有的则表现为一定的断裂或中断。值得注意的是，退化的或者断裂的区域文明并非彻底的消失，其中一些重要的文明因素多被其他区域文明所吸收、融合、改造，并作为文明基因传承下来。所以，用宏观发展的眼光看，中华文明是持续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文明。

当中华文明进入夏、商、周有朝代的历史时期时，虽然经历不同朝代更替，但文明社会的核心内涵却一脉相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王权社会”。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夏商周，还是秦汉至元明清，都是以“王”为中心。从夏王、商王、周王这些帝王，到秦代以来的高度集权的皇帝，王权都是社会统治的核心。即便是“五帝时代”，历史也是以英雄式的炎、黄、尧、舜等首领或帝王为中心予以记载。与此相应的是，王权又与国家等同，而且夏商周以来的历代王朝都认为自己是黄帝、尧、舜等先祖所创国家的继承者。后代都会追认甚至祭祀前代帝王以求获得政权的正统性，后世都城中的历代帝王庙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是礼乐文明或者礼制社会。规范现实社会中各阶层行为、身份、仪礼等社会关系或言礼序人伦的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延续的独特统治模式，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特质。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讲礼仪、重礼节，还在说我们是“礼仪之邦”。第三是文字或者汉字。文字是文明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载体，尤其作为中国文字的汉字，从甲骨文开始一直传承到今天。甚至考古发现，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了距今4000多年的用朱砂书写的文字，这种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又与甲骨文属于一个体系。当然，不排除更早文字的存在，只是目前考古还未发现。总之，传承几千年的汉字，是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明证和繁衍发展的记录。

因此，中华文明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虽独树一帜，却延绵发展，从未中断。

海纳百川与务实创新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之魂

百年考古的研究表明，海纳百川与务实创新的特质是中华文明延绵发展的思想灵魂，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的早期就已经具有这样的特质。

今天中国地域范围内，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每一个地理单元，如燕辽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中原地区等都有着各自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发展，不同区域文化各有特色，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这些不同区域在各自文化或连续或缓慢地演化的同时，文化之间存在着互动交流。对于某一考古学文化而言，文化互动的结果直接表现为周边诸考古学文化先进因素的不断汇聚，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比如，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不但对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有着一定吸收，甚至还发现有数千里之外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特征的玉器。晋南的陶寺文化包含了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东北地区小河沿文化、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黄河下游大汶口—龙山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等众多周边文化的先进文明因素，兼收并蓄的特点十分明显。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汇聚融合四方先进文明因素达到一个顶峰，并且二里头礼制文明传播辐射至周边以及更广阔区域，这一点已成常识。最近，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重大发现更是表明古蜀文明有着许多中原殷商青铜文明因素。早期中国文化的多样与多元的客观存在，使得不同文化在互动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开放、融合、彼此借鉴的文明特质。

这种以多元、包容、融合为内涵的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尧舜时代是和合思想产生的重要时期，《尚书·尧典》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记述唐尧温和恭谨，亲善九族，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史记·五帝本纪》记述尧功绩言：“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直言尧之“合和”思想。

这种和合思想形成之后影响深远，先秦诸家多受影响并继承。我们熟知的《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将礼制的最终目标定为“和”。这种思想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协和万邦，各国共同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说不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吗。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史前区域文化对外来文明因素的吸收融合大多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造，多有创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文明像一个大熔炉，将外来文明因素融为己用。良渚文化玉器最具特色的神人兽面纹饰之外的鸟纹及变体鸟纹应是源于大汶口文化，进入良渚社会后与神人兽面纹饰组合相融成一个整体。进入龙山时代，陶寺文化有鉴别地吸收外来先进文明因素，例如创造性地使用范铸铜容器，成为辉煌的夏商周三代青铜铸造技术之始。日常用具也有经过改造的情形，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更少见与原产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现象。比如，良渚文化之后，散见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体系的宗教色彩浓厚的玉器，被改造形成了世俗的装饰作用的佩戴物品。

在距今5500年至4000年期间的中华大地上，满天星斗式地建立起城池，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无论君还是民，人是社会发展的关键，以人为本的务实理念由来已久，历久弥新。山西陶寺遗址发现了4000多年前的观象台，观象授时所授的是与物候密切相关的农时，用力的是农事，即主要用于指导农耕种植，发展农业经济。而农业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经济形式，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支撑。显然，重视农业生产就是古代社会最大的务实。可见，海纳百川与务实创新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之魂。

总之，对于延绵5000年不断的中华文明而言，无论炎黄传说，还是尧、舜、禹、夏、商、周之早期中国，乃至今日之中国，传统的文化与文明是今天中国人的祖先文明。文化的基因从未中断，祖先认同延续至今。“古”是今人的“史”，“祖”是今人的“先”。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于当今中国意义非凡。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老 胡

校审：水 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