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之六十八：襄阳鏖兵 / 四六文摘

栾氏春秋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侠之大者忠肝胆为国为民为苍生

刘整降元

　　忽必烈终于整合了内部，开始向外拓张。所谋求者，不外乎大宋。在当时的世界版图上，在蒙古人马鞭所及之地，也就只有这片土地还坚持着主权。

　　对此大宋倒是毫不在乎。

　　贾似道不仅不再把蒙古当回事，甚至早在宋理宗赵昀还没死之前，就开始调戏蒙古了。当时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斗正酣，无力南下，就先派了个使者来要岁币。使者名叫郝经，是忽必烈的重要谋士，可以说，这次的和谈蒙古人是有很大诚意的。

　　可是贾似道的回应是把郝经扣押，对内不宣称，不外不承认，跟没这回事一样。大宋内部对此当然不敢多说什么，何况知道的人本来就少，忽必烈不干了，他派人来问我的使者呢？作为半个世界的主人，他自己觉得无论谁都得马上回答。

　　贾似道置之不理。

　　这种状况一样持续到了公元１２７５年，那时大宋灭亡在即，郝经通过最原始的鸿雁传信的方式，让蒙古人知道他被关在大宋真州的忠通军营里，才被救了出来。

　　这简直是外交史上的一大怪事，在中国，尤其是在宋朝这个极端讲究礼仪的时代里发生，让人觉得真是既黑色又荒诞。

　　至于说为什么会这样，贾似道给出的答应是，不这样当年鄂州主动求和许岁币的事不就露馅了吗？那会毁掉俺的高大形象的。

　　忽必烈为人谨慎周密，每次行动前都要完善的计划。这一次伐宋，他采取了全瓣的进攻方案，与之前先蜀川再江南截然不同。

　　这来自于大宋叛将刘整的建议。

　　刘整，字武仲，京兆人。曾以１８骑袭破金国信阳城，军中称其为“赛存孝”。中国民间传言，王不过霸王，武不过存孝，可见其个人勇力之强。历史证明，这人最珍贵的还是他眼光。刘整投降蒙古，给忽必烈带去了一个建议。

　　与其千里辗转去“斡腹”，先云南再四川再江南，尤其是钓鱼城已成天堑，连上一任的蒙古大汗都饮恨城下，何如攻破荆襄，直面江南？

　　很多人都会很奇怪，以中国大地之广阔，长江流域之绵长，何处不可渡江，哪座城不通临安，为什么只限于这几点，好像除以它们之外，就再没有路可通临安了？

　　还真就是这样。

　　大宋三大战区，非蜀川，就剩下了京湖、两淮。两淮是大宋兵力最雄厚的地区，一度高达２０多万。这里湖泊众多，水寨星罗其布，很像是蜀川的山城，蒙古人曾经竭力进攻了三次，都以惨败收场。水，对蒙古人来说，远比山还要可怕。

　　欲破江南，唯有荆襄，具体指的是襄樊。

　　襄阳、樊城是两个互为依托的城池，它们隔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而建。这里的整体地貌是襄汉平原，非常便于骑兵运动作战。在历史上它的作用非常奇妙，要看当时是什么形势。如果是大一统时期，它非常普通，没有任何显眼的坟。

　　如果是南北对峙，它的重要性立即凸显，它是南船北马的分界点。北方政权拥有它，可顺势吞并东南；南方政权有了它，可以北方图谋西北。

　　何况，除了这里，也没有什么是忽必烈可以突破的地方了。所以忽必烈下令，给吕文德配药。

　　吕文德的吕氏集团这时已经建立起来了，贾似道打压了几乎所有的武将群落，当然还得扶植一些起来，好支配大宋的军队。

　　吕樵夫当时在鄂州的良好表现带来了巨额的回报，他成了贾似道的亲信。襄阳就在他的管辖下。前线重镇钱粮无数，吕文德名利双收。七八年的和平岁月里，他渐渐变得贪婪、迟钝。值此享受岁月，蒙古人给他来了封信。

　　建议在襄阳附近展开双边贸易。

　　这是巨大的商机，主管者每天都会收入巨额的税金，还能顺势产生很多的隐性财富，何乐而不为？尤其是这是和平时期。

　　吕文德同意了。蒙古人又很合情理地提出，为了保证蒙方商人的安全，请求修一座非常小的堡垒。吕文德想了想，也同意了。

　　贸易站修在樊城东面的白河口，堡垒建在了襄阳东南３０里的鹿门山。这两个工程开动之后，立即有人发觉不对头。

　　吕文德的弟弟，大将吕文焕亲自去见他哥，提醒吕大樵夫别忘了襄阳的地形是怎样的。

　　当地民谣有“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之说，指的是樊城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而襄阳两面阻江，分别是北面和东面的汉江，西面的檀溪，也就是三国时刘皇叔骑的卢马极限飞跃的那条溪水。两面环山，分别是城西方向的万山，城南边的楚山、岘山、百丈山等群山。

　　守襄阳，其实守的就是这些水，和这些山。一定要阻敌兵于山水之前，等敌军突破了这些，襄阳也不过就是座孤城而已。

　　蒙古军修堡垒的鹿门山更加重要，它是汉水折南入襄阳时的对岸，正是水路的咽喉。这里被蒙古军占据，早晚是祸害。

　　吕文德哈哈一笑，弟弟，你之所以是弟弟，正是因为只知忧，不识战。让蒙古人去修，如果真的开战，只等雨季，那里会变成我的致胜之地。

　　雨季，汉江涨水，吕文德赖以成名的水军会骤然杀过去，不识水战的蒙古军注定悲剧。这个理论在当时被认为是千真万确的。

　　其实错到了吕文德的姥姥家。

　　刘整是后来文天祥等人共认的亡宋第一贼臣，这么尊贵的称号当然不是只因为他献了个个建议就能得到。刘整还改造了蒙古水军。

　　蒙古这时的水军士兵达到７万以上，大型战船近５０００千艘，不论在数量、质量，还是在素质、战术上都已经全面超过了大宋。

　　这些都在北方静悄悄地进行着，长江之南一点都不知道。

　　有了这样的底气，加上襄阳方面的麻痹，蒙古人一开工就没完没了，鹿门山的堡垒修成，白河口又添了两座，紧接着万山上也修起了一座，襄阳城外围的屏幕山峦几乎都落入了蒙古人之手。

　　兵不血刃地就丢了这些战略要地！

误国之人

　　吕文德急红了眼，立即上书朝廷申请支援。以他和贾似道的良好关系，援兵很快到了。三月，有宋末三杰之称的张世杰率军赶到，他没去理会襄阳，心高志大的他直接去了更北端的樊城，在平原旷野中与蒙古军决战，欲一战定襄樊。

　　成功的话，他的确功业彪炳，自樊城北端解除隐患，那么建在襄阳周边的蒙古军寨全都失去依托，会被逐一击破。

　　奈何心高志大腹中空，在樊城的旷野上再次证明了一件事。在靖康之变之后，能与异族人野战争胜每战必胜的，只有岳飞。

　　张世杰败。

　　七月，沿江制置副使夏贵率水师驰援襄阳，在虎尾洲遭遇蒙古名将速不台的孙子阿术。刘整训练水军的提议就由阿术来具体实施，可以想见，夏贵突然遭遇比大宋水师还要强大的蒙古水军时惊愕。他败了，带着巨大的恐慌逃回江南，随即整个江南震动。

　　吕文德在这一年的岁末时发病死亡。作为一个有实力的指挥官，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襄樊间的麻烦大了，局面很快就会演变成大宋举倾国之力来挽救襄樊，而成功与否无法乐观。

　　甚至襄樊会变成一个超级恐怖的大包袱，让大宋不断地投入人力物资，直到把国家元气耗尽！

　　这一次，都是出自他的自大疏忽……吕文德在悔恨自责中死亡，临死前长叹——“误国家者，我也！”可惜这时说什么都晚了。

　　接任襄樊守务的是他的弟弟吕文焕。主持救援襄樊任务的是新任京湖安抚制置使李庭芝。李庭芝，字祥甫，祖籍福建清流县四堡里。早年时主动参与战争，投奔名将孟珙。孟珙全才，其中识人之明为南宋中晚之冠，多少人都在他的领导下腾飞，为国效力。

　　李庭芝是孟珙发现的人才中很另类的一个，他聪明，早就意识到纯粹的军人出身绝对没法主持一方，他的理想终究没法实现。

　　为了这个，他暂时扔下刀枪，拿起书本，顺利地考中了进士。他重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抢在国家民族大难临头之前迅速在官场上爬升。这时他担任了京湖区域的最高长官之职，以解襄樊之危为当务之急，可是却有了点小麻烦，绊着了他的脚。

　　范文虎。

　　在上一次夏贵赴援被击败的战事里，范文虎是参战一员、逃跑一员，可以说全程参与了整件事。这时他表现得非常积极，给贾似道写了封信。

　　他有这个资格与贾权臣近距离交流，看职务，他是临安禁军殿前司的副都指挥使；看关系，他是吕文德的女婿，和贾相亲近着呢。

　　他说，只要给他数万兵马，他就能解襄樊之围。只是希望不接受制置司的命令，能自由发挥。成功之后他不要名利，全都给贾相公。他之所以这么做的全部原因，一来是对贾相公无限的崇敬热爱；二来是为了救襄阳城内的吕氏宗族。

　　毕竟他的夫人姓吕。

　　多好的孩子啊，贾似道非常满意，全都答应了。于是救援襄樊的重大任务中，出现了两个主事者。李庭芝、范文虎，谁听谁的？

　　李庭芝欲快速进军，范文虎很忙，他一边打马球，一边喝酒，回复说正在取旨，如此重大军事行动，怎么也得贾师臣亲笔批示吧。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蒙古军在灌子滩等险要地段不断立栅栏，断绝了襄樊东、西两方向的水上通道，使襄樊两城的物资供给彻底断绝。

　　虽然此前襄樊号称积有１０年之粮，可真正消耗起来谁知道有什么变数？一场大火，一场大雨，都会瞬间改变格局。

生为宋臣，死为宋鬼

　　时间一天天过去，公元１２７１年到了，蒙古人在漠北建立了元朝。元，取自《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一句。说实话，从出处论，从字义析，中国历代中的国号，还真的少有其比。忽必烈下令改元“至元”，后世称其为元世祖。

　　至此，救援襄樊的命令下达了一年多了，李庭芝、范文虎两部还在停留观望中。

　　元军的动作一惯的快速，忽必烈命令蜀川、两淮区域内的元军分别出战，牵制阻挠宋军向襄樊靠拢。这在战略上是对的，可面对范文虎时就错了。

　　你老老实实地不管他，范文虎会一直打球喝酒直到天长地久。可你为什么要出战嘛，他一下子惊醒了，元军来了，我们要动起来！

　　这笨蛋没跟李庭芝约进兵时间，自己带着１０万水师就冲过去了。这人的一生……这么说吧，他总有机会率领超级庞大的水师去攻打超级重要的地方，结果每一次都能出千古遗恨级别的大败仗来。

　　这一次，他在鹿门山那里近乎全军覆没。

　　鹿门山是蒙古人最早忽悠吕文德时建的夹江要塞，是大宋最应该注意的地方，范文虎偏偏就败在了这里，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呢？

　　别生气，这人率领水师出战时的白痴程度在后面才功力深厚越变越强。好多年以后，他率领空前庞大的元军水师远征日本时，居然能选在飓风期出战，可见白痴不仅是传染病，更会经常复发。

　　范文虎大败，李庭芝成孤军之势，这时进兵不叫救援，而是往虎口里钻，主动送死。他在外围稳住形势，等待机会。

　　襄阳城里的消耗是没法等的。这时元军围城已经有整整５年，粮食的储备还有不少，食盐、布匹都用尽了，必须马上想办法送进去。

　　李庭芝将帅司移至郢州（今湖北钟祥），就将招募勇士，护送物资进襄阳。这几乎是必死的事，１０万正规水军都冲不破的重围，想让民兵去干，怎么看这逻辑都太混乱。可是当时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只好去试一试。而这也非常符合官方的行事标准。

　　一共选了３０００名敢死队员，为首的两位都姓张。张顺，外号竹园张；张贵，外号矮张。这两人心怀忠义，实在想不出别的词来归纳形容他们，只能笼统地说，他们很有家国观念。不过要强调一下，像汉民族这样基数庞大的种群，如果有半数以上的人都有家国观念的话，那么其家其国将永世强盛，绝不为外族所侮。

　　有几个人敢拍胸脯说，自己无愧于一个中国人呢？

　　两位张平民都是，临出发前，他们训话——“此行有死而已，如非本心，即可退去，别坏了大事！”对面的３０００个平民伙伴哈哈大笑，大家都清楚为的是什么，说什么退，说什么坏与成。

　　各位平民一共有近百艘战船，以三船为一舫，中间的那一条里装着盐和布匹，旁边两条是空的，各有３０名平民防护。

　　夜漏三更时，百船挂红灯，张贵领先，张顺殿后，逆汉江而上，冲击襄樊外围的元军防线。这时战云密布，水道上不止是元军建制庞大的水师，更有很多条栏江的铁链。３０００多个平民持巨斧，断铁链，一夜转战１２０里水面，天明时分，终于冲破重围，抵达襄阳城下。

　　重围５年，密不透风，终于有支援抵达城下，这对士气的影响可想而知。面这也付出了代价，战后清点人数，殿后的张顺不见了。

　　数日之后，张顺的尸体溯流而上，身中四枪六箭，手中不放刀箭，怒气勃郁一如生时。

　　吕文焕想留下张贵守城，，在他来想，来时难出去更难，张贵与其他平民只有助他守城这一条路可走。嗯，他真是位高官，天生的不懂平民们的想法。

　　张贵先派了两位平民回郢州，向范文虎求援。两位平民出得去，也回得来，带回的消息是范文虎计划派５０００人出战，更与张贵约好了接应地段，这些士兵将由张贵率领，再杀回襄阳。

　　非常幸运，那一天的晚上风雨大作，罕见的巨浪在汉江中翻滚。张贵放炮发舟，破围突进。如此风雨中，元军水师措不及防，被他一路冲杀，顺流直下，到了龙尾滩一带。在这里，严格地来已经出了元军水师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在这附近，是张贵与范文虎约好的接应地段。

　　暴雨如注，巨浪腾雾，纵目远观，隐约可以见到更下游的方向有一片灯火，火光中战舰的轮廓若隐或现。一定是范文虎的船队。

　　张贵命令靠过去。抵近了才发觉，那是元军的水师！

　　范文虎派来的援军因为风暴，退后３０里，失约不至。元军的水师反而获得了情况，等在这里让张贵主动上钩。

　　突陷重围，张贵拼死力战，终于寡不敌众被俘，他宁死不屈被元军杀死，尸体被抬回襄阳城下。元军指着尸体向城上喊，认识矮张吗，这个就是。

　　襄阳大惧。

　　正规军办不成军，需要平民帮忙，再因为正规军的操蛋，累死平民。这就是当时的大宋。至此，援救襄阳行动彻底失败，城里是多了些盐，多了几匹布，可民心士气更加滑落。

　　元军可以从容地选择襄樊两城的突破点，怎么看，樊城都首当其冲。元军先斩断了襄阳与樊城之间江中的木柱，烧毁架在木柱上的浮桥，在第二年，即公元１２７３年的正月，向樊城发动了总攻。

　　之所以这时才动手，不是蒙古人武力衰退，在三代之后步了女真人的后尘，而是经过精密考虑之后，在时机之外，还在等一个人，和一种武器。

　　这个人叫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他制造了当时威力最强的抛石器，当时称为“回回炮”。抛石器中外都有，各时代都有，到他手里，发射的射程，石头的重量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更有甚者，发射的石块里还藏有能爆炸的火药。

　　武器需要实战的检验，襄阳、樊城是最好的实验场。

　　樊城的外城被直接轰破，元军像潮水一样涌了进去。樊城守将范天顺精疲力竭，无法支撑，仰天长叹“生为宋臣，死为宋鬼”，以死殉国。他的副手牛富率死士巷战，杀到以血水止渴，身负重伤，投火而死。樊城陷落，襄阳危在旦夕。

　　古怪的是临安始终没有作出什么重大反应。

襄阳陷落

　　白痴皇帝的幸福生活在继续，貌似从来没有半点的改变，只是某一天，他突然间问贾似道，听说襄阳已经被蒙古人围困好多年了啊。

　　贾似道毫不在意，是，围困过，好几年前的事了，陛下从何得知。

　　白痴回答，某宫女说的。

　　几天之后，该宫女死亡。

　　从此之后，再没人敢对前线战事说三道四。这种局面截止至樊城陷落，消息是再也瞒不过去了，危紧关头，贾似道要维护自己军政强人的形象，只有主动求战一条路可走。

　　贾似道申请上前线，暗地里串联百官，让他们上书挽留自己，说是朝廷不可一日无贾太师，如此柱石，只宜镇守国都。

　　那么只好另选能人了，按资历看实力，勇将高达是不二人选。可是贾似道另有一个账薄，里边是他在武将系统里的冤家，无论是鄂州城里要他难看的，还是他在打算法里往死里整的，高达都高居榜首。这样的人怎么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呢？

　　贾似道声称，用高达，置吕文焕于何地？

　　吕文焕立即在襄阳城里呼应，他打了一场大胜仗，襄阳的局面已经大好，根本不需要什么援军，更不需要高达。

　　他的大胜仗，不过是捉了几个蒙古哨兵。

　　这一轮政治小心眼进行中，回回炮已经从樊城推到了襄阳城外。蒙古人没再跟吕文焕废话，直接放炮轰城。时值二月，天气阴冷，元军“一炮中其谯楼，声如轰雷，城中洶洶，诸将多有逾城降者。”元军大将阿里海牙适时单骑出现在城下，许诺不杀城中一人，投降者重赏。

　　吕文焕投降了。

　　襄阳城在坚守６年之后终于陷落，与其说敌人太强，不如说己方太弱，于国家生死存亡之要冲，没有投入全国之力防守，其间还自乱阵脚昏招不断，失败还能说些什么呢？

　　贾似道是有话说的。

　　他向白痴皇帝报怨说——“臣屡请帅兵行边，陛下不许。如早听臣出，何至今日！”昔日的边境大帅威名，半点都不因这件“小事”有损。

　　白痴一如既往地信以为真，更加离不开师臣了。由此及彼，既然师臣都不在意这件“小事”，那么因之而获罪的那些人，也就没必要追究了。

　　比如误国的吕文德、投降的吕文焕，如此重罪，按宋律吕氏家族全体都要完蛋，连妇女都要像梁红玉那样，被卖作官妓。

　　可是在庐州为官的吕文焕的三个哥哥，在静江府为官的侄子，全都免罪，连官职都不变。罪大恶极的误事王范文虎只是象征性地降了一级官。

大战回眸

襄阳之战是蒙古帝国统治者消灭大宋政权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这次战役从大宋咸淳三年（1267年）蒙将阿术进攻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孤城无援，咸淳九年（1273年）吕文焕力竭降元，历时近6年，以大宋襄阳失陷而告结束。

在襄阳之战时，宋军巧妙的应用了地形优势，成功的阻止了蒙古军的投石兵器的猛烈攻击。然而蒙古人找到了阿拉伯的兵器专家，改进了投石兵器的攻击距离和准确率，顺利的攻下了樊城，襄阳苦于后无援兵，内无粮草，宣布投降。此战是兵器改革的奇迹，也是汉族人民对抗侵略的奇迹。

大宋末年，权臣贾似道当政，对内欺君误国，对外屈辱求和。蒙古皇帝忽必烈有意吞并天下，一改以西路四川为主战场的传统战术，决意自中路襄阳突破。襄阳之战是大宋与大元之间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战争，蒙哥死后，忽必烈从鄂州匆匆北归夺了汗位。也就是这一时期，灭宋战争的进攻重点改为襄阳，实现了由川蜀战场向荆襄战场的转变。大宋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大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隆重镇。咸淳三年（1267年）十一月，大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大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认为大宋如果“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刘整“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的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宋元战争进入了元军对大宋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元将郭侃、郝经认为攻宋战略需自汉水重兵突破，刘整向元世祖忽必烈献计取襄阳(设榷城诱宋)以灭宋，建议受到采纳，忽必烈开始行5年准备大战。

咸淳四年（1268年），忽必烈命令刘整、阿术兵困襄阳和樊城（今湖北襄阳市），守将是吕文德、吕文焕兄弟，吕文德是大宋权相贾似道的亲信。

第二年，忽必烈又派丞相史天泽助战。蒙古军在襄阳、樊城二城四周修筑城围，并封锁汉水，多次打退大宋援军。第六年，李庭芝督战增援襄阳，不利。由于襄、樊长期被围困，粮饷断绝，而与此同时宋度宗却依旧终日淫乐。第八年，李庭芝进驻郢州（今湖北钟祥），以张顺、张贵为统帅。同年五月，二张率师逆汉水而上，冲破元军重围，箭射伤蒙副帅刘整并于25日抵襄阳。入襄阳后，张贵率军突围，却大败而回。战斗中张贵重伤被俘，至死不屈。

至此大宋5年8次15万水兵为主的救援通通失败。

蒙帅阿术及河南行省史天泽听万户张弘范、水军总管张禧建策，加蒙万山新训水兵70,000发动对襄阳水陆夹击。又使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所制的回回炮攻城，樊城破。九年正月元军破樊城后进行屠城，吕文焕阵前号哭不已。宋守将范天顺誓死不投降，终自缢身亡；牛富率百余勇士巷战，重伤投火自尽。蒙古军帅阿术要求襄阳愿降可全城安全，后襄阳宋将吕文焕降元。

从公元1235年开始宋蒙之间的军事同盟破裂之后在襄阳开战以来，一直到公元1273年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元朝，前后历时长达38年。在这段时间内，共中间经历了襄阳城的失守与收复、再失守与再收复、蒙古大宋各自的内乱甚至内战、双方尔虞我诈的谈判、打打停停的消耗各种事端是层出不穷。宋蒙（元）双方为了争夺这个历来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水路交通要塞，几乎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骑兵和水军，动用了当时能找到的一切先进武器，双方死伤人数超过40万人。整个38年围绕襄阳的争夺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公元1235年到公元1239年）：在宋理宗时期，大宋与蒙古结成同盟，一致来攻打曾经给大宋王朝带来不世羞辱的金国。到公元1234年，金哀宗在蔡州被宋蒙联军击败自杀，金国彻底覆灭。历史总是会不断循环，早在宋徽宗的时候，大宋王朝也是与金国联合共同灭了大辽，不久就被兵强马壮的金国铁骑攻灭了都城、掳了二帝，后世称作“靖康之耻”。大宋与蒙古联合灭金之后，宋蒙联盟马上就破裂。宋蒙战争拉开了序幕。公元1235年，蒙古大汗窝阔台，集合了蒙古、女真、西夏、渤海等各部人马共计50万以上，兵分三路攻宋，终于开始了历时45年的灭宋战争。其中由窝阔台三子阔出带领的中路军，兵峰是直指大宋的军事要地，就是京湖地区襄阳重镇——襄阳。

第一场交锋，宋军是失败的相当窝囊。当时襄阳的镇守将领是宋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当时在赵范部下有一支原属于金国的降兵组成的“克敌军”。赵范这个人有个缺点就是贪杯中之物。因此当蒙古军队与“克敌军”联络作为内应，赵范还做着酒梦。于是“克敌军”一哄而起，打开城门，把蒙古军队引入。赵范没办法只身逃出襄阳，襄阳失陷了。

这次襄阳失守是在从岳飞从伪齐政权下收复的第一次失陷，这对大宋朝来讲是后果很严重，损失很巨大。直接的损失来自襄阳失陷的官民物资。数万人被掠走，30万石粮食、24库精良兵械，尽入敌手。而在军事战略上的失败更加惨重。

襄阳作为战略要地，是大宋王朝的“国之西门”，是大宋在荆襄防线的一个重要支撑点。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长江天险不再是天险，门户洞开之后便是大片土地是无险可守，直接威胁到首都临安。因此襄阳失守后不到一年，宋京西南路的一府八州军，有七个州军全部失陷。

在当战局对于大宋十分危急之时，有两个人扭转了形式。一个就是蒙古军队中路军的主帅阔出；另一位就是大宋著名将领孟珙。蒙古军的主帅在1236年秋天突然得重病不治身亡；而孟珙在蕲州、江陵等地，接连击退蒙军的进攻。这样由于双方的形势对比转化，使得当时的襄阳战场形成了胶着状态。

第二个阶段

（1239年到1257年）：在这个阶段的前半段即公元1251年之前，襄阳战场是宋军占主导地位，采取出击的方式，前后两次收复襄阳。在这里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孟珙。孟珙（1195—1246），字璞玉，原籍绛州（今山西新绛），南宋杰出的军事家、统帅。这位唐朝名将薛仁贵的老乡，从少年时代就作为父亲的助手参加抗金的军事斗争。在宋蒙联合灭金的战争中，宋军当中孟珙所统领的部队是最有战斗力的。而这一次孟珙面对的是曾经和自己并肩作战的蒙古军队，自然是十分重视。

公元1239年，升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全面主持京湖地区防务的孟珙，与蒙军再战，三战三捷，克樊城复襄阳。但是虽然收复了襄阳，当时由于蒙古军队对襄阳的破坏导致襄阳城防破落不堪，人员物资严重匮乏。此时的襄阳城已经成为易攻难守之城，孟珙考虑后，不得不弃守了襄阳。

随后的几年中孟珙一直担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负责襄阳地区的全面防御之责，使得在这一段事件内宋军在这个局部战场上保持着一定优势。

淳祐十一年（1251年），就任京湖安抚制置使不久的李曾伯认为，郢（今钟祥）、襄（襄阳）一带的地位很重要，尤其是襄阳绝对不可弃之不顾，便在修复郢州城后，向朝廷请求一万五千名兵力增援及钱粮支持，打算收复襄阳。朝廷从别处给他调派八千人支援，并拨钱一千万贯作为军费。这年四月，李曾伯派荆鄂副都统高达、幕府王登，率二万一千名荆湖军，向盘踞襄阳的蒙古军队发动进攻。战斗中，大宋将士英勇顽强，浴血奋战，一举攻克了襄阳、樊城。此战被李曾伯刻在了襄阳古城西南1.5公里处的真武山东麓的崖壁上。铭文由序言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共11行79字，每字约25厘米见方，为阴刻楷书竖行排列。前7行为序言，通达明了：“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阳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其铭曰”；后4行为正文：“壮哉岘，脊南北。翳塘壑，畿陵谷。乾能央，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其大意是：雄壮啊，南北分脊的岘山！陵谷变迁，你是一座壁垒。天命圣武，使襄阳失而复得。你真是大宋王朝千万年的屏障。

收复襄阳后，李曾伯又下令筑城，限期两个月内在城内建造营房一万间，以备屯驻之用。加固后的襄阳城，周围长九里，樊城则约四里半，防御能力大为增强。

鉴于“筑城容易守城难”，次年（1252年）春，李曾伯又向朝廷提出六点经营襄阳的建议，包括实行营田、奖励屯田、运输米粮、修筑城堡、免税、增兵协防等。朝廷部分采纳其建议，下拨一百万缗的屯田及修筑渠堰补助费，并免除襄、郢之税三年。到宝佑二年（1254年）上半年，李曾伯调任夔路策应大使、四川宣抚使时，已有6276户军人家眷迁入襄阳定居，使其渐渐恢复生机。

当然在这段时间之所以宋军能够取得一定军事胜利除了大宋自身的努力之外，蒙古内乱也是一个原因。 1241年，窝阔台病死。不出2年，他的继任者贵由又病死。蒙古帝国陷入了汗位争夺的政治斗争中，一直到1251年才选出了新大汗蒙哥。

第三个阶段

（1257年到1267年）：在这个十年中，宋蒙双方都陷入了内斗。不过在1257年到1259年还是发生一场激烈的大战。不过主战场是在四川的钓鱼城，而襄阳地区只是副战场。 1257年，在基本清除了威胁自己权力的内部因素以后，蒙哥决定在第二年出兵攻宋，这次是由他自己和忽必烈亲自领兵征战。此次蒙军攻宋，依然是兵分三路，战略部署却有所调整。蒙哥主力猛攻四川；忽必烈的东路军避开襄阳，直扑鄂州；蒙军西路军则实施战略大迂回，绕道大理。所以襄阳的防御，并没有受到任何考验。但是，金庸笔下的襄阳之战就是以这一次的战争作为背景的。特别是在阵中，蒙哥大汗被一箭射死，因此蒙古军队才会撤退。

然而，实际上蒙哥是死了，但是不是在襄阳而是在四川的钓鱼城。蒙哥的意外战死，导致蒙古军攻宋计划破产。而忽必烈急于回去争夺大汗之位，也是急急忙忙的撤兵了。

忽必烈回到草原后，经过了几年的征战，一直到1264年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彻底结束了持续四年的内乱。同时，忽必烈开始改变先前蒙古大汗的做法，不再对占领后大宋的城池进行屠城式杀戮，改为用各种手段招降大宋将领。

而在大宋这一边，却是另一番景象。由于贾似道的弄权，他不断打击异己势力，使得一大批有能力的将领被贬职，像第三次收复襄阳的高达，像在经营钓鱼城的余玠等人在受到排挤后不是赋闲在家，就是郁郁而终。于是宋蒙战争的天平又开始向蒙古一方倾斜了。

第四个阶段

（1267年到1273年）：自从1251年高达收复襄阳后，大宋朝廷对襄阳的战略性开始重视。宋理宗调拨了大量人力物力，经过十几年的大力经营，襄阳重新成为城高池深兵精粮足的重镇，成为宋长江中上游的门户和屏壁。在这十几年中，另外一个军事集团开始成为襄阳防守的主要力量，那就是吕文德集团。

吕文德（?-1270年），南宋安丰（今安徽寿县南）人。吕文德最早是跟随赵葵（宋蒙第一阶段战争丢失襄阳的赵范的弟弟）手下从军作战的。虽然史书没有吕文德列传，但是从其他人的列传中可以看出吕文德几乎经历整个宋蒙之战的。吕文德在与蒙古军作战中，往返与四川与湖北各地，在几十年的战斗中，不仅积累经验，也培养了一批家族武装。当然，吕文德能够成为在京胡地区重要的军事集团十几年不倒，除了他的军事实力以及军功外，他与贾似道的勾结也是有着重要原因的。吕文德上献媚于贾似道，下打击异己。正因为这样导致了不少将领为了自保，纷纷投降忽必烈。特别孟珙的爱将刘整由于看到其他将领受到打击杀害就向忽必烈投降。他所率领的水师更是精悍，于是蒙古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水师。而后，为表忠心，刘整又向忽必烈提出了先取襄阳，再攻临安的亡宋战略，被忽必烈采纳。于是蒙古在宋降将刘整的建议和策划下，将期待突破宋的防御线的目光重新聚焦回到了蜀中和两淮之间的襄阳。

公元1267年，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犯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严重失误，他竟然允许蒙古军在樊城外置榷场。于是蒙军很快的就进筑起了堡垒，一下子就断绝了襄阳的粮道。等到吕文德明白过来，知道自己误事了，又气又急，一病不起。

公元1268年，忽必烈派阿术为主将、刘整为副将率领蒙古军队和降蒙的大宋水师攻打襄阳，最后一次襄阳战役拉开序幕。在得知襄阳被围后，大宋王朝急忙下令四川和两淮的援军增援襄阳。

同时京湖安抚制置副使、襄阳知府吕文焕，也几次主动出击，力图打破蒙军的包围，但是都没有成功。1269年3月，两淮都统张世杰，率马步舟师最先赶到襄阳，与蒙军在襄阳东南的汉江上进行了一场大战。经过激战，张世杰不敌蒙军，被迫退回。随后赶到的四川安抚制置使夏贵，则利用春季汉水暴涨，以战船将粮衣等物资送入襄阳城内。同年6月，荆鄂都统唐永坚，自襄阳城杀出，结果兵败被俘投降。同年7月，夏贵率5万军队、3千艘战船，再度增援襄阳。此次却遭沿江堡垒蒙军的猛烈阻击，增援未果。同年12月，吕文德病故。京湖战场宋军失去了临边40年，最具威望的军事指挥官，给襄阳保卫战带来了重大的消极影响。

尽管蒙古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襄阳，各地的军队也是源源不断地开往襄阳，在短短一年之内围困襄阳的蒙军就增至了10万。但是，吕文德所建立的军事集团的战斗力也是不容小视的。他们在襄阳地区经营十多年，他们凭借襄阳夹汉水，地险城固的有利地形，特别是守备措施充分，物资储备丰富，使得蒙军虽然急切，但也在短时间内根本拿不下襄阳。

但是，由于元军在襄阳地区站稳脚跟，采取长期围困的方式不断的缩小包围。特别是元军对于援助襄阳的部队进行痛击，宋军几次增援都以失败告终。这就是所谓后来有名的“围点打援”的战术。这个战术一执行就是三年，等到1273年时，襄阳城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困境。特别是元军大举围攻樊城，失陷后，襄阳再无所恃，城中也早已粮柴短缺，士气低落。在这个时候，元朝派人劝降，吕文焕在1273年的二月举城投降，襄阳战役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