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引发热议 这种跨界研究的成果靠谱
一、语法上的完全不同
首先来看一张图表：
这是已故古音韵学大师郑张尚芳用了半个多世纪毕生精力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由此看出，首先在语法上，阿尔泰语系就和汉语是不搭调的。
汉语和藏语也可以并称为“汉藏语系”，有时候也可以和缅泰老等东南亚语种并称为“汉藏缅语系”，但是它最准确的学术名称，应该是叫“侗台语系”。
从目前最早的出土文献——甲骨文的体例格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就我们从古至今一直在使用的格式：语法结构与语言表述方式，是一致的。
这个几千年来的语法一致性，可以让我们完全肯定：
汉语一定是一门高度自立发展起来的语言。
这不是分裂出无数种语种的阿尔泰游牧人群文字可以比拟的。
二、文字上的完全不同
世上有【独一无二的汉字】，而没有【独一无二的阿尔泰文字】。
问：最早的阿尔泰语系文字在哪？
答：别国的不知道，我国及周边，最早有文字的，都得到蒙古人时候。
复刻的清晰版：
匈奴人到底用什么文字？目前没有任何证据，但是在出土的带文字的匈奴文物里，却是汉字：
匈奴王都用汉字，这说明司马迁的记载““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是正确的。
连最早强大起来的匈奴人都没有文字，请问这位教授又是怎么样得出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一个有文字的民族之语言来的？？
脑洞开得太大，真不怕脑死亡乎？
三、纯粹偷换概念
这位教授的书我看过一些，其实他是打着统计学的名义在偷换概念，下举一例子：
《逸周书·克殷》 ：“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施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典钺。”
轻吕，其实就是一种短剑，来自古吐火罗语。在这里，汉字使用了上古时代与阿尔泰语有密切关系的吐火罗语系的词汇。
请问：这就能等于汉语/汉字就是吐火罗语/吐火罗文字吗？？
显然，得出这种结论的人都是不求甚解的。所谓“轻吕”，显然是汉字的音译，同样的例子，郑张尚芳也指出，在上古时期，汉语确实有不少来自阿尔泰语系的文字，如很有代表性的“霸/伯/白”，但是，这些都只是音译或是讹传导致的异写。
在上古汉语的系统里，其实靠近北方的一边，多少会有一些来自游牧文明阿尔泰语系的影响，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正如靠近南边，会有来自东南一边的俗称“南蛮”的古百越族、苗瑶族的影响，如：
《越人歌》：“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踰渗惿随河湖”。
《史记·楚世家》：“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而这首《越人歌》的主角，就是楚王熊渠的儿子鄂王。
歌谣中那个让他流连忘返的地方，古时代叫“姑苏”，现代，叫苏杭。
苏，为古吴越语“满意”之意；
杭，为古吴越“搁浅”之意。
故，“苏杭”的意思就是指搁浅在一个好玩、快心的地方。
而且，根据各古音韵大家的分析与统计，都一致认为古吴越语，即南方族群使用的侗台语系，其底层就是汉语的底层，也就是说，南方方言对上古汉语的影响更加巨大。
这位教授不过抓住了一些相似的词汇运用统计学的手段来蒙蔽人、欺骗人而已。
最后再举个例子，以证明他是何等无知：
俄罗斯的国家名字，按我们汉字音译，明明应该是“露西亚”。怎么会多了一个“俄”字，而少了一个“亚”字？
日本就是这样的叫的，所以他们叫“日俄战争”为“日露战争”。
清末的名人志士也不少人是这样叫的，如梁启超、康有为等。
那么，为何我们今天看到的会变成了“俄罗斯”？？
就是因为与俄罗斯更靠近的西伯利亚阿尔泰语系族群叫俄罗斯叫Oros，然后传到中国来，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了汉语的叫法。
但是，这就能叫汉字被阿尔泰语改造了？或仅仅因为这一个字就说汉字/汉语是阿尔泰语创造的吗？
简直一派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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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经济内容的特征，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未来特征，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经济内容的特征，就是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特征。
到了这一步，还是大概率的事情，因为是事物的性质或者科技追溯源头。可以学习或者自发展出来，但，要是实体传承。就要复杂的多。但，在边缘地区的近古，旁证远古，确实也还是不失为一种方法。
在朱博士开的脑洞下，我用经济重心的转移和他的观点互相参照一下，
公元前12100年到公元前3158年，东亚，东南亚，南亚是世界新石器时代的中心。
公元前3158年到公元258年，中东地中海周边是世界奴隶制时代的中心。
公元258年到公元1563年，中国是世界封建生产关系时代的中心，
公元1563年到公元2061年，欧美是世界资本时代的中心。
公元2061年到公元2252年，亚洲是世界社会时代的中心。
远距离传递的概率方向是，中心地区及其附属的地区的人群和文化，会在他们的时代向遥远的地区传播。
因而。公元前12100年，到公元前3158年这9000年时间里。世界的重心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这个时代打断了，智人的一般迁移规律。出现了回流和以这一地区为中心的四处扩散。
从公元前6150年到公元前3158年，这三千年时间里。所有的重要的人类迁移，都是从东亚的温带亚温带亚热带向外转移的。所以，东亚宽广的温带和亚热带平原和昆仑山以东的温带草原和绿洲是我们文化特征最深厚的地理根源。基因和这种文化科技特征相比，在这个时代已经远远过时了。
在考古人员的努力下，五千年前，东亚新石器各文化圈已经清晰可见了。我们就是深深根源于这里。再之前的三千年这里也是傲视全球的。而且距今14000年来中东和非洲，就已经落后，亚洲其它地区了。这个时间以来全世界受到的是我们和我们的文化和我们分化出去的游牧部族影响的。
然而从公元前3158年，埃及及其苏美尔城邦联盟超越了我们。但他们文明的诞生是在我们的推动下，达到公元前3158年的水平的。
这个时间点，东亚已经实现占有人类1/3到1/5的人口了。封建时代人口比例长期也在这个水平，就是对这个时代人口辉煌的折射，
这个时代庞大的人口，决定了，以后所有时代，农耕地区主体人群的属性。
然而，游牧地区人群依然稀疏。公元前3158年到公元259年的时代里。东方游牧民族的文化根源于中东。
如果，秦朝和西方和北方游牧人群融合充分。那么。就真正是中西合璧。
然而。公元259年，时代再次发生变化。东方再次恢复几千年前的荣光。这个时代要做的事是经济人口重心南移，文化北传和西传。周边的人群，成为中华文化的折射。游牧人群的方向是融合进来或者远播四海。蒙古和女真人及其包括统辖的中原地区是传播者，秦人是接受者。性质和时代地位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