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谈“知行合一”，你可知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真意？
我们知道，“知行合一”说是王阳明最重要的思想之一。“知”与“行”的关系，是自孔孟开始儒家先哲论述的重点议题。儒家学者都知道“知”与“行”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但一直都是将二者分开，各自论述。学者们普遍认为“学问”是“知”，“实践”是“行”，“知”与“行”是两件事。近年来，王阳明的心学因被肯定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而受到大众的追捧。在这股了解心学的热潮中，人人都在谈论王阳明和他的“知行合一”，那你可知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真意？
王阳明挑战朱熹：知与行是一件事
到了朱熹的时代，学者们对“知”与“行”的论述已经非常精微。朱熹曾提出“先知后行”说，认为必须首先认清万物之理，然后才能去实践，否则实践就会变得毫无根据。朱熹的这一认识在当时被认为是常识，是绝对的真理。
在朱子学一统天下的时代，王阳明针对思想发展的流弊而行补救措施，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学问”就是“行”，“行”也是“知”，知行是一件事。“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说”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知行合一”究竟是什么意思
王阳明的爱徒徐爱最初也难以理解老师的“知行合一”说，所以曾与自己的同门师弟黄绾和顾应祥展开辩论，试图去理解“知行合一”说的主旨，但是一直未能如愿，最终不得不长途跋涉来到龙场，向王阳明当面请教。
徐爱向王阳明提问，知行很显然是两件事，怎么会是一件事呢？王阳明让他举例。徐爱举例道：“现在的人都知道应当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但实际上却都做不到这些，所以知和行分明是两件事。”
王阳明说：“这种人的知与行已经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来面目了。世上从未有知而不行的人，知而不行，就是未知。圣人和先贤教人知行之道，正是要恢复知行的本来面目，并非随便地告诉你怎样去知与行便了事。因此，《大学》举了一个真正的知行合一的例子给人看，那就是‘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看到美色属于知，喜欢美色则属于行，人一见到美色就自然喜欢上它了，不是看见之后又另外生出个好色之心去喜欢；闻到恶臭属于知，厌恶恶臭属于行，人一闻到恶臭就自然厌恶它了，不是闻到之后又另外生出个厌恶之心去厌恶。又比如一个鼻塞之人，即使他看到了面前散发着恶臭的东西，但他没有闻到，所以他就不特别厌恶它，这是因为他没有闻到臭。”
“就像说某人孝顺父母、尊敬兄长，那一定是因为这个人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所以才说他孝顺父母、尊敬兄长。难道只因为他曾经说过一些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话，就说他孝顺父母、尊敬兄长？”
“又比如，一个人知道痛，那一定是他经历过痛，他才知道痛；一个人知道冷，那一定是他经历过冷；一个人知道饿，那一定是他经历过饿。知和行怎么能分得开呢？上面所说就是知与行的本来面目，没有被私欲隔断。”
“圣人教育人们，一定要这样，才可以称之为知，否则的话，就是未知。这是多么重要实在的功夫！现在非要说知与行是两回事，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知行合一，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连我立言的宗旨都不明白，只知道争论知与行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又有什么用呢？”
徐爱又从另一方面谈论把“知”和“行”分开的必要性：“古人把知和行说成是两件事，也只是要人们分辨清楚。一边做知的功夫，一边做行的功夫，这样所做的功夫才能落实。”
王阳明说：“这就失去了古人的宗旨了。我曾经说过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成果。如果领会了这些，只说一个知，就已经有行在里面了；只说一个行，就已经有知在里面了。”
“古人之所以既说知又说行，只是因为世间有一种人，糊里糊涂，随性做事，不懂得思考，只是盲目妄为，所以一定要告诉他知的道理，他才能够行得正确；天下间还有一种人，只知道凭空思索，却不去实践，只是主观揣度，所以一定要告诉他行的道理，才能够知得正确。这是古人不得已，为了补偏救弊才这么说的。若是领会了其中深义，一句话就能讲明白了。现在的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事，以为一定要先有知，然后才能行。如果我现在只讲习讨论如何做知的功夫，等到真正知了，再去做行的功夫，那就终身都不能行，也终身不得知。这不是小毛病，其由来也不是一天了。”
提出“知行合一”的动机：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在王阳明看来，“知行合一”原本就是古人的意思，今人将其分作两件事去做，其实违背了古人本意。古人认为“知”存在于“行”中，“行”也存在于“知”中。而古人之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则是因为世间总有一些无知的人，所以要既不陷入妄行，也不轻视实践。古人为了防止世人陷入虚妄，同时也为了补偏救弊，不得已只好必说一个知，方才行得是，又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
总而言之，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是为了帮助世人脱离偏弊，同时也是为了帮助世人脱离朱熹的“先知后行”之弊。
王阳明曾对弟子黄直诉说过自己提倡“知行合一”说的动机：“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余姚龙泉山“中天阁”阳明先生讲学处
“彻底清除潜伏在人心中的不善之念”，这是知行合一的宗旨。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会违背王阳明的本意，也会生出很多弊害。事实上，王阳明的追随者都违背了王阳明的本意。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只相信良知的完美，而忽视了修行。
从“知行合一”到“知行一体”
到了晚年，王阳明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知行合一”说。
嘉靖五年（1526年），王阳明曾写过一篇《答友人问》（《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用以答复友人提出的四个问题。通过《答友人问》，我们基本上可以弄清王阳明是如何发展“知行合一”说的。
友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自来先儒皆以学问思辨属知，而以笃行属行，分明是两截事。今先生独谓知行合一，不能无疑。”
对此问题，王阳明的回答是：“此事吾已言之屡屡。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工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辨矣。若谓学问思辨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先去学问思辨得？行时又如何去得做学问思辨的事？”
可以看出，王阳明反对将《中庸》中的“学问思辨”与“笃行”区分为“知”与“行”。
接下来，王阳明又阐述了“知行合一”的理由：“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
王阳明通过“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阐明了“知”与“行”原本只是一个工夫，也即“知行合一”。这和王阳明壮年时期的“知行论”比较起来，“知行合一”的主旨更加清晰，“知行一体”的精神也更加明确。与其把王阳明晚年对“知”与“行”的阐释称为“知行合一”，不如称作“知行一体”更为恰当。
《王阳明大传》实拍图
王阳明在晚年悟得“心即理”的本体就是“良知”，且“良知即天理”，所以他才能从“心即理”的角度来进一步发展“知行合一”说，并且认为，最终还得靠“致良知”去“穷理”。
所以，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写道：
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
夫学、问、思、辨、笃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则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
王阳明指出，如果“尽良知”，“知行”就可以“合一”。在他看来，《书经》（即《尚书》，“五经”之一）中所说的“致知”就是指“致良知”。“致知”中的“知”是指对“是非”先天性的判断，也即他所理解的“良知”。要想让“知”达到极致，就必须通过实践，故“知行”是“合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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