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天津:刘亚楼变强攻为巧攻,伤亡率降至6%,战士们终生铭记

解放天津战役,是平津战役中战果最为辉煌的。东北野战军挟辽沈战役新胜之威,七十余万大军入关,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解放天津之战。这场役具有鲜明的东野印记,即花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战果。东野名将、开国上将刘亚楼将军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一、谨慎的东野:打一步说一步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基本结束。东野正处于休整之中,大量城市需要巩固,数十万国民党降兵需要消化吸收,东野全军上下都以为要休整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有新的作战任务。只有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少数野战军最高领导,才知道中央正在酝酿调东野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的重大部署,部队将会面临极为艰巨的新任务。

果然,11月16日至18日,中央给东野连发三电,要求东野缩短休整时间,迅速入关参加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集团50多万人南逃江南或西撤绥远。东野首长坚决遵守中央指示,主力部队于11月23日分路入关。

进入平津地区后,东野按照中央意图,首先对塘沽进行了试探性进攻。

打塘沽就是为了封住入海口,而且塘沽国军兵力远不如北平、天津雄厚,看起来是最优战役行动。可是战斗打响后发现情况完全不是预想的那样,塘沽地形开阔,河沟纵横,不利于步兵进攻,坦克也不好前进,我军进攻伤亡较大。且敌人将指挥部直接搬到了军舰上,完全歼灭敌人已属不可能。

东野迅速调整了战役目标,向中央建议先打天津。理由是,塘沽虽然控制不了,但打天津可直接吃掉大股敌人,并将北平傅作义之主力堵截在北平,使其无法东窜。这是舍卒谋车之战略。

中央非常认可东野的建议,回电同意按此部署打天津。东野便分出34万人,组成前线指挥部,由东野参谋长刘亚楼亲自担任前线总指挥,负责进攻天津。

但这样的进攻部署也有条件限制,就是要快。如果打得慢,造成相持之势,北平傅作义有可能意识到危机,直接弃北平不守,趁解放军专力围攻天津之机,逃到塘沽乘船逃跑。

为此,中央给东野设置了一个后墙:3天内必须解决天津。

刘亚楼欣然领命,并向林彪、罗荣桓表示:根本不用3天,30小时就能打下来。

二、刘亚楼故布疑阵

刘亚楼的信心,一方面来自于34万人对13万人的兵力优势,也来源于天津国军的机械与呆滞。

防守天津的国军部队,据东野情报看,大致有11万多主力(这一数字在攻克天津后作出了修正)。天津警备司令部长官陈长捷,抗战中也曾参加平型关、南口等战役,一向被誉为“长胜将军”。

陈长捷对蒋家王朝十分忠诚,对他的顶头上司傅作义更是死心塌地,声称绝不像东北郑洞国、曾泽生等人不战而降,将效法苏联朱可夫死守斯大林格勒的精神,在天津逐屋抵抗,寸土必争。为此他实施了“天津保卫战”计划,在天津外围修筑了上千个碉堡,加固了环绕城区40公里的环形工事,城外埋设了4万个地雷,制造“真空地带”。城内也做好巷战准备,依托大型建筑构筑大量街头防御设施。城市中还进行了大搜捕活动,企图彻底破坏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活动。蒋介石到天津视察守备情况,对陈长捷旺盛的斗志和“缜密”的战备十分赞赏。

具体布防上,陈长捷将天津市区划分为西北、东北、西南三个防区,因其北部大多是老城区,多为老式民房,防守工事较弱,故北部兵力较强。

不过陈长捷心里没底,不断搜集东野兵力部署信息,试图判明解放军真正进攻方向,以更加有效地分配防守兵力。

为此,陈长捷假装派人出城谈判,以获知刘亚楼的指挥所具体位置。

之前东野林彪、罗荣桓曾给陈长捷写过一封劝降信,但陈毫无回应,刘亚楼早已知道陈长捷决心顽抗到底,这次派人出城谈判的真实目的也不就言自明了。但刘亚楼没有拆穿,而是将计就计,借助这次谈判会面,又给陈长捷下了一剂迷魂药。

谈判会面地点设在天津城南的杨柳青,刘亚楼的指挥所就在附近,本可以很快赶到,但他却让司机到天津发电厂绕了一圈,磨蹭了将近1小时才到。见面时还向陈长捷的谈判代表石作韶等人道歉说,城北道路狭窄,老百姓的房子被国军烧了,都在拦路告状,车太不好走了,所以迟到了。

双方不疼不痒地谈了一些问题后,谈判代表回城向陈长捷报告了原委,陈长捷据此判断,刘亚楼从城赶来,指挥所必然在那里。

之前城东北部各军侦察,解放军派了一些部队开始试探性攻击(实际是东野的佯攻部队),综合这些消息,解放军主攻方向必然是城北。于是陈长捷将其王牌151师从城中心金汤桥核心防守区抽调到城北。

刘亚楼信手一施,居然就有如此结果,也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

战场上掌握敌方情报信息固然重要,但若把对方行动看得过重,弄得风声鹤唳,反而会导致己方误判。

陈长捷终究只是国军中一般将领,若在平时,自然不会被刘亚楼的迷魂药干扰,但解放军数十万人兵临城下,重压之下产生误判也属正常,结果致命国军部队跟着解放军主将的指挥棒走。

三、地下党功不可没

正面战场紧锣密鼓地推进,我党地下情报战线也在紧张地运转。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以平津地区的地下组织发展迅速,大量学校、铁路、工厂、药行、码头都有党的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天津城内有地下党员1000余人。

1948年10月,党在天津成立了“平津工作委员会”下属的“天津工作委员会”,黎智任书记,委员是李之楠、魏克、沈学林、王文化。在他们领导下,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

陈长捷在天津大修城防工事时,黎智指示地下党员张克诚设法获取城防工事图纸。

张克诚的公开身份是天津工务局建筑科科员,他和负责验收城防工事的工程师常学诗在一个办公室,趁常不备,张克诚把图纸偷偷带回了家。那个年代没有小型复印设备,张克诚很着急,只能手工临摹,每天晚上一点一点地画,竟然将城防工事图完整地复制了一份。

这张图纸,不仅标出了大部分碉堡的位置,还有碉堡的形状、大小、射击孔位置、高度、朝向等等。交到东野前线指挥所后,刘亚楼极为高兴,手里有这张图,陈长捷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后来东野调来炮兵向天津城内猛轰,老百姓只听见大炮响,却不见炮弹来,纷纷传言解放军的大炮长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

陈长捷也非常纳闷,天津的城防工事在全国大城市中,算不得头一名,也是佼佼者。工事体系设计,兵力配备,火力配置,都非常完备、复杂,即使本军一般的师团级指挥员也不能尽然了解,而东北野战军自关外远途而来,却能迅速掌握,不得不服,共产党的情报工作真乃出神入化。

四、东野的战术特色:花最小代价打最大胜仗

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经过缜密计划,制定了总攻策略:

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这个策略带有鲜明的东野特色。

起初东野的策略只是东西对进,从腰部将天津城南和城北一切两半。但经过不断侦察发现,天津城内工事异常复杂,纵然将其主要兵力调到城北,贯穿中部后,仍然会遭到南北两面敌人夹击。我军纵然以优势兵力两面分兵迎击,在敌人占有地利之情况下,部队将会陷入困难的巷战,大量碉堡将给我军将士带来极大伤亡。

东野打过四平、锦州,在城市攻坚战上吃过亏,所以刘亚楼很谨慎地调整了方案。在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的基础上,提出了边东西对进,边向南北两翼发展的办法。因为天津市区东西窄、南北长,对进很容易,咬住南北两翼敌人却较难,必须提前给部队统一思想。

发动总攻前,刘亚楼又向各部队提出了攻城三原则,再次高度体现了东野部队善打算盘不浪战、爱护士兵以及提高战斗效率的特点。

三原则是:

1.突破前沿战斗中,炮兵坦克的火力掩护、爆破组的开道、架桥组的架桥、尖刀连的勇猛突击,务必密切结合,做到协同动作完满、突破前沿有保证。

2.应在思想上和部署上有打退敌人反冲锋的准备,把打退敌人反冲锋看作是消灭敌人的一种必要手段。

3.在战法上运用“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战术。

最为重要的就是第三条原则。这其中有什么窍要呢?

刘亚楼曾形象地比喻,天津城的防守,就像小孩子穿大棉袄——处处漏空。我军兵力有优势,应当敢于舍弃敌人以碉堡为中心的防守地段,向其兵力无法顾及的空白地带穿插,彻底粉碎敌人的防御体系,让他们的碉堡变成孤岛,陷入我军汪洋之中。待占据城区大部分,再回过头来一个一个啃掉。

事实证明,正是这一原则,不仅战略上一举瘫痪了陈长捷的堡垒防御体系,还在战术上让国民党一线部队呆若木鸡。解放军冲入城中后,遇到碉堡并没有不要命地玩炸、冲、再炸、拿下的经典套路,而是留下部分兵力牵制,更多的人山呼海啸地冲入城内空白区。

等解放军再回过头来打碉堡,国军部队彼此之间失去联系,很多工事内的敌军都陷入绝望之中,不怎么抵抗就投降了。这无疑从相当程度上减少了解放军战士的伤亡。

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发起总攻,至15日凌晨2时,东进集团与西进集团在城中心金汤桥会师,胜利地实现了拦腰斩断天津的计划。与此同时,两集团迅速向南北两翼进攻,狠狠咬住各自当面敌人,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15日5时,东野部队攻至天津警备司令部指挥所,负隅顽抗的国军抵挡不住,防线一点点压缩到陈长捷所在的司令部地下室。1纵1师1 团6连副排长邢春福率战士王义凤率先冲入地下室,生俘陈长捷、副司令傅宗鼎、国民党高级战地视察官程子践等50余人。

陈长捷此时已不复战前的蛮横强硬,脸如死灰地向仍在抵抗的各支部队打电话下令,停止抵抗,全军投降。

至15日下午3时,天津城内结束了战斗,这座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回到人民的怀抱。

此战,东北野战军共歼敌2个军10个师共13万人,战斗仅仅花了29个小时。由于采用的战略战术得当,34万攻城部队仅伤亡了2万人,伤亡率仅6%,相比太原、济南、上海等经过大规模城市攻坚战才获得的大城市战役,这个伤亡率创了最少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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