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星象学与古代学术

星象学与古代学术

星象学在历史上，曾对中国文化的学术领域发生过深刻影响。以下只从史学、经学、文学三方面略加探讨。

在史学方面，星象学的流传可以说离不开史学。在远古以来，史官便与星象家二位一体。到西汉的司马迁，还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筮之间”（《汉书·司马迁传》），将史与星并称，盖二者本为一事。直到唐代，皇家最高天文长官仍称太史令。由此可知星与史的密切关系。

史官既然掌管天文星象之事，便负责记载观星占测的工作，使之成为史书的一部分。早在《左传》《国语》当中已记载了不少星象家及其占星事例，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4条星象记事和20多位星象家。相比之下，这些记载在二书中所占的比例不能算小。之所以如此，大概与当时星象家同时即为史官不无关系。

到西汉的司马迁，开始在史书体例中创设专门记载天文星象之学的专章：天官书。以此为滥觞，以后各代正史便一致肯定了这一体例，基本都设置了天文志的专章。正是依靠历代相继沿袭的天文志的官方记载，中国古代的星象学才得以在官方正史中占得一席之地，诸多星象异变及其占测的资料才得以保存和流传。

反过来讲，历代正史能给予星象学如此地位，也正好说明星象学对于史学具有重要价值。由此可知星象学对史学的影响之深远。

谈到星象学与史学的关系，不能不提到司马迁与他的《天官书》。关于司马迁及其天官书，前面已有介绍，这里只论其历史文化上的意义。

司马迁写出《天官书》，除了为中国古代正史开创一个新的体例，使星象学在正史中占据一席之地外，还在《天官书》中阐述了“究天人之际”的著名命题。将“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司马迁撰述史学巨著《史记》的根本目的，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将星象学与史学的成功结合，是司马迁对星象学以及史学的重大贡献。

正是由于司马迁这一重要工作，使得古老的星象学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司马迁之前，尽管星象家与史官二位一体，但毕竟还有此疆彼界，分属不同的学术，人们并未注意将此二者结合起来。到司马迁撰述《史记》这种从未有人尝试过的通史时，他能超出前代史官只记载一朝一代史事，编纂各个时期史书的局限，高瞻远騙，贯通整个历史，因而能够看出星象学在史学中的应有地位，而给星象学设立席之地，更能在追求人类历史普遍规律（所谓“通古今之变”）的远见卓识中，意识到通过星象学来探究天人之际（即天人关系）的重要性，并更进而看出“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的关系：“通古今之变”乃是为了终极性地追“究天人之际”，而“究天人之际”又能更高更深地“通古今之变”。

无论是“通古今之变”，还是“究天人之际”，都少不了星象学。星象学是自古及今（指司马迁之今）一直存在的历史文化现象，与历史的进程有息息相关的关系，回顾历史就必然要弄清星象学的兴衰。所以，“通古今之变”少不了星象学的内容。

星象学本身是探讨天上星象的变化与人间事务变化之间的关系的学问，虽然它仅局限于具体星象与具体人事的关系上，但毕竟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即一种终极性追究天人关系的努力提供了基础材料。故“究天人之际”也少不了星象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星象学成了联结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和“究天人之际”两大任务的中间环节。

因此，星象学在司马迁手中与中国古代史学结合起来，为司马迁将中国古代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工具。这就是星象学对中国古代史学发生重大影响的最好例证。

关于星象学对中国古代经学的影响，可由西汉的董仲舒、京房、刘向、刘歆和东汉的马融等经学家与星象学的关系中看出。

董仲舒治经学，以《春秋公羊传》为主，在解释《春秋》所载的几十次日食及其他星象异变与当时诸侯政治的关系时，董仲舒坚持公羊学派的意见，发展出一整套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灾异说和天谴说。如前面介绍董仲舒时所提到的几次星象解释，便是反映其观点的好例。

春秋公羊学派在两汉经学中属于今文学派的主干内容之一，是当时立于官学的正统学问。其后的刘向便坚持这一学派的观点，但他的时代已近西汉晚期，他看到外戚专权，皇室衰弱，做为刘汉皇亲的后裔之一，感到有呐喊挽救的责任，便在今文学派的基础上，将经书之一的《尚书》之中的《洪范》一篇，与阴阳五行及星象学结合起来，写成《洪范五行传》，专门讨论历史上的以星象变异为主的各种灾异现象与君主政治的关系问题。故做为经学家而言，虽与董仲舒同为今文经学派，但其解释历史上的星象异变与君主政治之关系时，又与董氏有所不同，而以《春秋谷梁传》为主。

刘向的儿子刘歆同样是经学家，但他却站在古文经学派一边，不同意董氏及其父的今文派观点。刘歆最爱好古文经学的《春秋左氏传》，故其解释历史上的星象异变与当时政治的关系，又与董氏及其父不同。

此三人的解释详见《汉书·五行志》中，此不具述。

刘歆后在王莽纂汉时期甚受重用，尊为国师。又曾为立古文经于学官事与五经博士们争论甚为激烈。因此其学说议论对当时经学实有重大影响。

由于《汉书·五行志》详列了董仲舒、刘向、刘歆三家之说，故当时及后来治经学而言星象灾异者，罔不宗之。更因《汉书》首先开创《五行志》的体例，为后代正史所遵循，故后来无论治经治史还是议政者，均深受三家影响。由此可见星象学对经学之影响。

京房是西汉《易》学大师。《易》为十三经之首，汉代仅有五经，治《易》经者分为若干派，京房《易》学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派。《汉书·五行志》就在董仲舒、刘向、刘歆之外专列京氏一派的解释，可见他的经学及星象学的地位和影响。

京房的《易》学专讲灾异，而星象异变即古人心目中最主要的灾异。故《汉书·五行志》所引《京房易传》多为讲解星象异变与政治之关系的内容。直到唐代的《开元占经》，其中仍大量援引京房的各种《易》学著作，足见其《易》学与星象学关系之深，几可谓之星象学的改头换面。

马融是东汉时期最为著名的经学大师，其学生多达几千人。集两汉经学之大成的郑玄，就是他的学生。马融因经学中必然涉及星象之学（如《易》、《书》、《诗》、《春秋》诸经中，均有关于星象的内容），故也深明星象之学，堪称专家。《后汉书·五行志》刘昭注引有马融关于占星论政的一段上书，看其中的内容，知马融确信天象不虚，又是星占内行。通过这个事例，可以想见东汉时期经学之中的星象学因素的分量。

在东汉时期，经学衍生出一个奇特的变种：纬书之学。纬与经相对而言，意谓经书的补充性说明。虽然正统的经学家认为纬书内容荒唐，来历不明，根本不能算做经学，但纬书确是当时人们根据经学延伸出来的结果。故虽非正宗经学，亦属经学变种。所以它仍属于古代经学领域的内容之一。

纬书由于不受官方正统学派的承认，其后便逐渐散失亡佚。但《开元占经》中尚保存了多达80多种纬书的部分内容。据这些残存的内容看，可以知道纬书中大量搀杂星象学的内容。这也是星象学对东汉经学发生重大影响的例证。

星象学与文学同样关系深远。早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之中，已有不少以星象入诗的句子，比如：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出处。

“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有捄天毕，载施之行”，

“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

“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等等。

《诗经》之后的诗文，则更为普遍地涉及星象，说明星象学知识的普及，随便可举出不少例子。

如曹植《辦道论》中有“傅说上为辰尾宿，杂岁星降下为东方朔”的句子，这是融有关的星象神话故事入文：

商代贤臣傅说上为尾宿之一星，岁星下凡，变为汉代东方期。

李白也有类似的句子：“岁星入汉年，方朔见明主。”

牵牛、织女星更常为文人引入诗文。比如，南唐李后主诗云：

“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

梁武帝亦有诗云：

“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

象此类的句子，在古代诗文中可以说举不胜举，俯仰皆是。

不过，诗文所言星象，毕竟与星象学所言星象不尽相同，这也许是文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是古代文人关注星象则是普遍现象，所以古代文人为吟诗作赋而编的类书之中，几乎都有日月星象的专类。文人们一般不大关心星象的占验，只不过借用星象的文学特点引入诗文，为其作品增色罢了。

尽管如此，仍有少数文人对星象学颇感兴趣，并用以感叹人生，甚至能用来占测。如前面介绍的韩愈、杜牧、文天样、宋濂就是其例。补入此内容。

这里还可举出两人为例。一是宋代大文豪苏轼，一是清代名诗人吴伟业。

苏轼曾为韩愈《三星行》写过一段文字，表示自己的看法。他说：

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间，而退之身宫在焉。今谤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也。乃知退之摩羯为身宫，仆以摩羯为命宫。平生多得谤誉，殆同病也。

由此可见苏轼于星命术之熟。他看到韩愈《三星行》，回顾自己生平遭际，同有横遭口语、多得谤誉之感，而二人身命又相同，又同由星命术领悟到这一点，岂非巧合？岂能不令人感叹？也许是由于这层缘故，苏轼诗文多有星象之句。

如其著名的《前赤壁赋》便有“月出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若无对星象的深刻领悟，恐怕难以写出此二句。

苏轼还有一首名为《夜行观星》之诗：

天高夜气严，列宿森就位。

大星光相射，小星闹如沸。

天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

世俗强指摘，一一立名字。

南箕与北斗，乃是家人器。

天亦岂有之？无乃遂自谓。

迫观知何如？远想偶有似。

茫茫不可晓，使我长叹喟。

看来此时苏轼尚不相信天人相干的关系，以为星象与人事无涉。所以他说不必为星象而嗟叹。但他又说星象茫不可晓，似乎天人之间又有某种神秘关系，想来想去，无法定夺，只有长叹喟了。

清代诗人吴伟业，也是文学史上有名的人物，他亦擅长星命术。据说他有十三个女儿，到五十岁时才得一子。在为其子过周岁生日时，有一位以文章出名的儒生孙华在坐，吴伟业对孙说：

我儿子将与你同年中举。

到康熙戊辰年，果如其言（见《清稗类抄·方伎类》）。

这个传说是否真实，已难查考，但吴伟业精通星命恐非虚言。

做为一个诗人，而对星命术感兴趣，这恐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癖好：懂点秘术，也算是一种风雅吧。

韩愈等人的事例告诉我们，尽管不很普遍，星象学对于文人仍有一定吸引力，连带文人对于星象的普遍爱好和广泛运用（涉及各种文学体裁：文赋诗词曲、小说、神话、传奇等），使得星象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仍有一定程度的和不同形式的影响，这是无庸讳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