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柳街 |鄢莉：红色叙事的新突破
德国历史学家耶尔恩·吕森说过：“集体的认同扎根于事件的表述中，也扎根于这些事件与最终延伸到现在和将来的其他事件的叙事联系中。它们以'历史事件’的形式充当根基的角色。'历史的’意味着，事件在人们的生活取向中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和价值，而人们在反思自己是谁，以及描述他者的不同之处时，依赖于这些生活取向。”（《危机、创伤与认同》）2021年适逢建党百年，如何保留和传承百年红色记忆，达成“集体的认同”成为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并加入到统一的民族意识中去，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思考的问题。毋庸置疑，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文学，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经典，在完成历史事件的表述、建立集体认同方面功勋卓著。
然而，随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逐渐远去，新世纪红色文学的创作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一方面，“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作家们并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经历过战争，无法获得亲历者书写的天然合法性；另一方面，那些广为人知的红色经典造成的影响焦虑，以及历史宏大叙事曾经遭受颠覆的鉴戒，让作家们很难再沿袭传统的创作模式，再加之红色文学本身对作家立场、观念和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约束，使得红色文学创作成为了一项艰巨而极富挑战性的任务。
所幸的是，尽管创作难度加大，依然有一批作家在这条文学道路上夙兴夜寐、砥砺前行。特别是新一代的军旅作家们，由于他们身份特殊，本身就肩负着讲述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因而更具备迎难而上、自我突破的勇气。他们怀抱着对历史真实的尊重和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不断探寻着进入革命历史题材的新方法、新路径，寻找着未被覆盖的领域和未曾发现的角度，创造性地讲述出新颖别致的故事，塑造出符合时代特征的人物，在拓展红色文学阵地的征程中捷报频传。
因为具有特殊的时间意义，今年成为了红色文学作品集中呈现的一年。从我们目前的阅读情况来看，这批作品的总体质量是优良的，其中不乏一些十分亮眼的佼佼者。比如，本刊第6期选载的陶纯的中篇小说《七姑八姨》就是其中一例。常言说“战争让女人走开”，然而这篇小说却恰恰相反，是不常见的以女性角度阐释革命和战争的作品。作者“从历史深处要故事”，从“藏在汗牛充栋般的党史和军史的缝隙里”寻找原型（创作谈《聆听历史的回声》），塑造出庞壮英、苏三妹、罗秀娥、何四姑这样四位“红旗下的红颜”。因为女性自身的身心特点，残酷的战争环境对于她们造成的伤害是甚于男性的。她们不但以女兵的身份，同时以妻子、母亲和女儿的身份介入战争，很不幸地成为了牺牲者、守望者和被抛弃者，用柔弱的身躯承受了沉重的战争代价。作者在塑造她们时尊重历史本来样貌，没有进行任何的矫饰和美化，并且毫不回避战争炮火与女性生命的冲撞与撕裂。然而，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真实，才使得每个人物都感人至深，每段故事都催人泪下，这是整个作品能够触痛读者柔软内心的不二法宝。
无独有偶，本期选载的刘诗伟的短篇小说《桃花蝴蝶》也是一篇从女性角度写革命的作品。作者以小说中“我”的身份，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深情追忆了两位牺牲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女性——大姑奶奶和小姑奶奶，表达了对两位将生命定格在青春年华的前辈的无限怀念。“一片花瓣闪闪飘下，一只白蝴蝶飞在祖母和桃花之间”，小说在表现战争的残酷和女性的凋零时，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也没有哭天喊地的悲泣，而是以极其空灵的叙述、极其浪漫的象征来营造感伤的氛围，让革命战争叙事增加了诗化的格调，这也是它区别于一般红色题材作品的特色所在。
本期另外一个中篇，朱秀海的《一枝红玫瑰》可谓传统“革命加爱情”模式的一种延续。不同的是小说在描写采芹和老胡（老丁）这对革命时期的恋人时，更强调他们如何被革命改变了命运走向，如何在短暂的交集之后最终渐行渐远，意在凸显革命者的自我牺牲、自我克制的精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主人公采芹，因为她思想的不够“纯粹”，因为她的“爱情至上”，这样的形象在以往的红色文学中是被忽略的，但作者却围绕她大做文章，突出表现了她对革命爱人的忠贞不渝，并以她深藏内心的那枝红玫瑰给这个残酷故事带去一丝丝浪漫。
本刊第4期西元的短篇小说《生》反映的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战场生活。如果说那些直接表现战争和英雄的作品采用的是“正面强攻”的写法，那么这篇小说则采取了“侧面迂回”的策略，以一个十六岁的小兵二斗伢子的视角，展现了战斗过程中我军阵地的真实情况，从侧面描绘出志愿军战士们的战斗事迹，烘托出他们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的精神。可以看出在书写战争时，作者几乎放弃了对故事性、情节性、传奇性的追求，只求逼真还原战场的面貌、战斗的过程。那些极具震撼力的细节，充满了代入感和现场感，足以令读者真切地触摸到战争的底色，感受到战争的惨烈。作者正是借助对那个由焦土、炮弹和死亡组成的世界的建构，不仅叩问了人与战争的意义，更追索了生与死的启示，发出了超乎哲学层面的感怀与喟叹。
本期王跃斌的短篇小说《箭头松》讲述的是东北抗日战场上的一个突围故事。这个故事在艰苦卓绝的抗联斗争历史中，可能只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插曲，然而作者正是通过对三个人物个人化经历的精细描写，达到了对战争局部的一种显微式的生动呈现。小说特意将三个人放置在一个封闭的极端环境中，让他们接受寒冷、饥饿和野兽的考验，让他们相互扶持、相互付出，从而彰显了先烈们纯真的战友情和强烈的人性美。
诚然，“历史认同是通过历史事件在一代代人的时间之链中不断地再现形成的。”（吕森）红色革命历史需要被一代代人所铭记、所认同，当然需要作家们一遍遍重述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唤醒、刷新、激活本民族的历史认识，这是红色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而如何个性化地讲述或重述历史事件，让读者的感知始终保持新鲜，则是作家们需要承担的课题。当然，红色革命历史本身的宏大、宽阔、壮美也使得它具有无穷的魅力，吸引着作家对其进行反复的书写。纵然疆场已远，硝烟渐散，但或许时间上的距离感反而赋予了想象以驰骋的空间。红色文学依然大有可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作家们正试图挖掘出更多的题材资源，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文学语境中，用富于时代感的讲述方式，讲好崭新的红色故事。他们对传统红色经典既有效法和参照，更不乏“叛逆”和突破，唯一不变的是依然张扬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怀，依然在革命旗帜之下坚守了“红”的本色。我们期待着他们带给读者更多的惊喜和更大的感动。
《长江文艺·好小说》2021年第7期
▲鄢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