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ron Acemoglu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经济学理论、劳动经济学和收入不平等。James A. Robinson 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在政治和经济发展领域以及冲突根源领域进行了有影响力的研究。
【编译】徐垚晟（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际事务专业）
【校对】张晋岚
【审核】房宇馨
【排版】高 鹏
【来源】Acemoglu, D., & Robinson, J. (2006).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01),115-131. doi:10.1017/S0003055406062046
《美国政治学评论》，创刊于1906年，是政治学的全球一流的学术研究期刊，涵盖包括政治理论、美国政治、公共政策、公共行政、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文章。2018年刊物影响因子3.895，在176种政治学期刊中排名第七。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
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作者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用以印证由于“政治更迭效应(political replacement effect)”，政治精英可能会阻碍技术和制度发展。这是因为创新往往会削弱精英的优势，从而使得精英被取代的可能性增加。由于害怕被取代，政治精英们不愿进行改革，甚至可能阻碍经济发展。通过研究，作者认为阻碍创新与政治竞争之间的关系是非单调性的：当政治竞争程度很高或精英们的权位很稳固（政治竞争程度很低）时，他们不太可能阻碍创新；只有当政治竞争程度处于中间水平以及他们的权位受到威胁时，精英们才会阻碍创新；除此之外，当政治利益更高时（如精英阶层享有的地租），阻碍创新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另外，外部威胁可能会降低阻碍创新的可能性。本文在2007年获得美国政治科学协会颁发的“2006年度Heinz I. Eulau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最佳论文奖”。本文研究起源于这样一个经验困惑：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推出经济激励措施，并通过该手段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那么，为什么许多社会采取不鼓励投资的政策并保留导致经济落后的制度？也许是因为政治精英不赞成经济增长。但为什么？从表面看来，经济增长将为这些精英管理国家或征税提供更多资源，从而增加其经济回报。那么为什么政治精英不总是支持经济发展呢？本文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制度的变化或新技术的引入往往会造成动荡，侵蚀在位政治精英的政治优势和未来的经济租金 (economic rents)，尽管这样的变化是有利于社会总体利益增长的。本文所使用的案例是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在一些国家（英国、德国、日本、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发展情况。本文研究所针对的问题是为什么某些国家的政治精英不仅未能支持工业化，甚至阻碍了工业化所必需的新技术和新经济制度的引进，例如运转良好的要素市场 (factor market)、财产权和法律系统？作者认为“政治更迭效应”可以解答这些问题：当政治精英担心有益的经济和制度变革会破坏现有体系的稳定并使其有更大的可能性失去政治权力和未来经济租金时，他们将对其加以阻止。更具体地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治精英在采用增加产出的技术和制度变革时，他们被取代的可能性较小。此外，这种变革还将通过增加未来产量和收入使精英阶层受益。因此，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精英们更喜欢创新。但是，现实情况是其他条件并非不变，因为相对于从变革中受益的其他群体，这种变革可能会削弱政治精英的政治优势，或者削弱他们镇压反叛的能力。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制度和技术变革将增加精英失去权力的可能性，从而产生“政治更迭效应”。1) 模型的具体应用：在19世纪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的模型表明，精英阶层、君主和拥有土地的利益集团，反对工业化和必要的制度变革，正是因为这些变革可能会削弱他们的政治权力。例如，在俄罗斯，沙皇和政治精英最初强烈反对工业化，甚至反对铁路的引入。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罗斯终于开始了工业化，精英阶层的担忧得到了证实:工业化带来了城市中心的社会动荡、政治和社会变革，最终在1905年的革命中达到高潮。这就是政治更迭效应背后的理念。尽管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可能更倾向于工业化（如果他们能确保权力的稳固并对新的收益征税），但在实践中他们确实反对工业化，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政治权力。2) 除了利用模型进行解释之外，这一研究框架还有另一个作用：除了提出一种机制来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未采用先进的技术和制度之外，我们的框架还提供了一些比较静态的结果来解释历史证据。非单调性结果（见“内容摘要部分”）为各国在工业化潮流中的差异表现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释。新技术在英国和随后的德国被迅速采用，那里的政治精英——土地贵族——已经站稳了脚跟。相反，在俄国和奥匈帝国，君主和贵族控制着政治制度，但又害怕被取代，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工业化。于是，他们继续依靠现有的生产制度，延续着领主和农奴之间的封建关系。3) 研究分析还表明了：我们的分析还表明，当政治精英从现有制度获取的租金更多时，经济变革更有可能受阻。因此，对变革态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现有的政治制度:当制度限制政治租金时，精英阶层将更倾向于变革。关于租金作用的推论还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可能在塑造精英阶层对工业化的态度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最后，我们证明了外部威胁会使精英更倾向于创新，因为技术落后会使国家更容易受到外来入侵。这也许可以解释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或者美国对日本的封锁为何改变了政治精英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态度。4）最后强调本文的核心观点：最后，本文与我们之前的工作，Acemoglu and Robinson(2000a,b)，Bourguignon and Verdier(2000) 和 Robinson(1997)密切相关。特别是Acemoglu和Robinson (2000a)提出的观点是，经济发展的更大障碍不是那些经济利益受到经济变革不利影响的群体，而是那些政治权力受到威胁的群体。
（一）初始启发
一、政治精英有权决定是否在技术和制度发展方面引入创新。
二、创新增加经济产出，从而增加社会福利和税收。
三、创新会导致政治不稳定。
——创新有利于竞争性群体
——创新增加了政治精英维持权力的成本
——创新降低了推翻当政者的成本
四、如果新的统治者会采取提升效用的措施，那么公众会选择推翻当政者。
（二）基本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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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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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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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精英/当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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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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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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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权力；最大化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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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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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不推翻当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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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不创新
2、决定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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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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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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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是否创新时并不清楚自身被推翻的难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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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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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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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键参数：
1、 创新价值(α)
2、 创新所导致的当政者安全度减少的速率(γ)
3、 政治安全度(µ)
4、 政治租金(R)
5、 人力资本水平(h)
6、 外部威胁的程度(Ø)
7、 折现率(β)
（四）基本主张
Proposition 1: 对社会来说，创新总是有益的。
——社会规划者会选择对社会最优的政策
——社会规划者总是允许创新
——如果政治精英不允许创新，社会规划者会取代当政者
——如果政治精英允许创新，在推翻当政者的成本足够低时，社会规划者可能会取代当政者
——“社会规划者”是一个虚拟的对照 (fictional benchmark)
Proposition 2: 当政治竞争程度很高或很低时，精英会更可能接受创新；当政治竞争程度处于中间水平时，精英会更可能阻碍创新。
——γ：创新所导致的当政者安全度减少的速率（γ=1：是否进行创新对推翻当政者所需的成本并无影响）。高值的γ总是导致政治精英因为害怕被取代而采取阻碍创新的手段。
——µ：政治安全度，采用了政治竞争程度的反向度量值 (inverse measurement)。政治竞争程度对阻碍创新的影响是非单调性的。面对很高或者很低政治竞争程度的政治精英更可能接受创新。在高烈度的政治竞争中，精英们喜欢创新，这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很可能会被取代；在低烈度的政治竞争中，精英们喜欢创新，因为他们不害怕因此失去政治权力。但是，当竞争程度处于前面二者程度中间时，政治精英会因为担心被取代而阻碍创新。
——以上的这些计算都基于一个逻辑，即政治精英和公众都从创新中获取收益。公众因为生产力的提升获取更高的收入，而政治精英获取税收。
Proposition 3：当政治租金上涨且人力资本降低时，政治精英更有可能阻碍经济变革。
——该主张基于一点逻辑：如果维持权力的利益大于获取税收呢？
——R：政治租金。高值的R会使得政治精英阻碍创新。
——h：人力资本水平。低值的h导致推翻当政者的难度变高，因此政治精英会倾向于阻碍技术变革；高值的h会导致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但是也会导致公众形成大规模组织，因此政治精英会倾向于不推动人力资本水平变高。
Proposition 4：当存在一个外部威胁且这个威胁国更加发达，政治精英更不可能阻碍创新。
——当政者对于外部威胁十分敏感。
——Ø：外部威胁的程度。高值的Ø和高值的δ（外部威胁的能力水平）会导致当政者允许创新，这是因为除非当政者拥有足够的动员能力，否则可怕的外部威胁会带来替代的可能性。
作者利用这个模型对19世纪不同国家的工业化经验进行解释。
根据Maddison（1995）和Bairoch（1982）的产出和工业生产数据（Table 1)，英国和美国等一些国家工业化进展迅速，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俄罗斯和奥匈帝国）工业化进展缓慢。甚至德国，尽管是工业化快速追赶的典型案例，但是直到1850年之后才真正起飞。作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直接原因是，在某些国家中，政治精英们不想引入新的经济制度从而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实际上，精英们非常积极地阻止工业化。此外，有证据表明，精英们阻止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担心失去政治权力。除此之外，我们的理论还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对变革持不利态度。
作者认为，英国以及德国的政治精英们没有强烈反对工业化以及相关的制度变革，因为他们的权位非常的稳固，且政治租金相对较低。在英国，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都是如此；而在德国，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政治精英才组建了稳固其政治权位的联盟。作者还认为，欧洲大国和美国的外部威胁对于改变日本精英阶层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态度至关重要。
与英德的情况相反的是，在俄国和奥匈帝国，政治精英的力量足以阻碍创新，但是由于其政治权力无法得到切实保障，精英们对技术和制度变革感到担忧。作者认为，由于封建经济制度和专制君主制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其中的政治利益对于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土地贵族而言至关重要，这同样促使他们反对工业化。
作者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用以印证由于“政治更迭效应”，政治精英可能会阻止技术和制度发展。这是因为创新往往会削弱精英的优势，从而使得精英被取代的可能性增加。由于害怕被取代，政治精英们不愿进行改革，甚至可能阻碍经济发展。通过研究，作者认为阻碍创新与政治竞争之间的关系是非单调性的：当政治竞争程度很高或精英们的权位很稳固（政治竞争程度很低）时，他们不太可能阻碍创新；只有当政治竞争程度处于中间水平以及他们的权位受到威胁时，精英们才会阻碍创新；除此之外，当前政治利益更高时（如精英阶层享有的地租），阻碍创新的可能性也会更高。另外，外部威胁可能会降低阻碍创新的可能性。作者认为，这个模型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在19世纪首先进行工业化，德国随后很快跟进，而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君主制和拥有土地的贵族则阻碍了他们自身的发展。无论实证研究还是理论研究层面，都有许多有趣的领域可供将来研究。在实证研究层面上，作者认为需要对当今和过去的政治竞争程度和精英人士对技术变革的态度进行定量评估，并研究政治竞争程度与创新受阻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从理论研究层面讲，在模型中，取代的恐惧感具有不同的来源（来自新群体的挑战，对革命的恐惧或其他政治精英的威胁），而从模型中获取不同的（或许是可检验的）的含义可能是有益的。更重要的是，要实行同时包含革命和政党竞争的计划来更仔细地模拟政治竞争（不幸的是，这种计划目前尚不存在）。最后，作者认为，英德政治精英的相对安全地位在这些国家的发展轨迹中显得很重要。但是，这样的安全地位也是源于政治精英们组成联盟的结果。因此，本文所使用的方法也需要用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盟形成理论来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