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择善而从
文/王兆贵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史上第一个谥号为“仁”的帝王，也是执政时间最长的宋朝皇帝。不论是在经济成就、社会进步，还是在动员能力、外交斡旋上，都有所建树，对宋朝的振兴发挥了导向与推动作用，被后世史官誉为“仁宗盛治”。
在治国方略上，秉持和平与发展。减免赋税，以解百姓之苦；罢省贡品，以免州县之劳；治理河患，以兴漕灌之利；不吝财物赈灾，屡次调拨内库之资；劝奖农桑，扶植工商，农工商获利倍于往昔；国计民生用度，居于宋代各朝之首；坚持以保境安民为目标，加强军备但不主动挑起周边战事。
在政务管理上，倡导开明与教化。宽宏待下，容纳诤言，不以逆言为犯上，从善如流，有过即改。治国理政宽厚为怀，教化民众仁德为本；任人少有贪刻之辈，断案多为公明之士；国家并非没有弊端，然而不足以牵累治世之本；朝廷并非没有小人，然而不足以盖过贤良之气。
在个人操行上，践履恭俭与仁恕。《宋史》评价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所谓“恭俭”，即谦恭、俭约；所谓“仁恕”，即仁慈、宽厚。
仁宗处理政务，到半夜饿了，很想喝碗羊肉汤，却没让左右给尚食局发话。担心此口一开，就会形成惯例，御厨每天宰羊以备不时之需，一年下来要杀数百只，于心不忍。
审定存疑命案，仁宗都要诏令复核，以免错杀、滥杀。吏部选拔人才，凡是误判致人丧命者，从此不得升迁。他常对近臣说，朕从未用死字骂过人，怎敢滥用死刑呢？
仁宗饮食起居，穿的是一再浆洗过的衣服。床帐被褥，多用粗绸做成。他时常耽虑用度广，开销大。这年秋初，有官员进献蛤蜊。仁宗问起来路和价钱，回答说，从远道运来，二万八千钱。宋仁宗听后说，这么点东西竟然要这么多钱，我吃不下。
有关部门曾奏请在玉清昭应宫焚毁后的旧址复建皇家园林，宋仁宗说，我接手的先帝御园，尚且觉得大了，为何还要再建呢？后来，他将这块地方赐给国子监做学田，以资教育经费。
从北方回来的使节报告，辽国贡品越来越少，要否教训一下？仁宗却说，这是他们君王之失，出兵不但奈何不了他，反而会让无数百姓遭殃，因此就没同意。辽国发生饥荒，有难民逃到宋境，仁宗像对待本朝百姓一样给予救助。
仁宗去世时，朝野上下，举国哀悼。“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消息传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就连他的“死对头”辽道宗也为之惊肃，抓住宋使的手悲恸地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并为仁宗建冢立碑，世代祭拜。
胡适先生说，聪明的极致是厚道。不论当代还是后世，史家及学者对仁宗的评价普遍较高。这说明，一个人只要天性未泯，不违初心，教养良好，宽宏大度，不论在哪个位置，做什么事情，都会择善而从。有人认为，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作为帝王，仅靠恭俭仁恕，不足以为人称道。但是，在皇权至上的封建帝制时期，君王的言行及其流露出来的欲望，会被加倍放大，最终殃及国计民生。况且，仁宗之仁并非仅仅源于天性，而是同他的人生际遇及其所受教育相关。仁宗能够推已及人，体恤民情，严以律己，节俭用度，顾惜民力，裁抑侥幸，拔擢贤俊，无疑对那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仁宗时期，人才辈出，先后涌现了诸如吕夷简、范仲淹、包拯、富弼、文彦博、欧阳修、韩琦、狄青、曾巩、司马光、王安石等公正廉明的贤臣良将，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出在仁宗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