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出版】宋代科考类书籍的出版生态
优先出版
题目丨宋代科考类书籍的出版生态
来源丨《出版与印刷》
作者丨金雷磊
DOI丨10.19619/j.issn.1007-1938.2020.00.024
摘要丨宋代科举制度逐渐完善，科考类书籍出版日趋盛行。宋人文献记载所示，宋代科举考试制度相比之前，发生巨大变化。在科举制度影响之下，加上雕印技术的发达，宋代出版生态呈现新的态势，科考类书籍市场尤为繁荣。文章为研究宋代文化现象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丨科考书籍；出版生态；雕印；时文
宋代重视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制度相比前代而言，逐步完善。科举取士范围逐渐扩大，上到贵族，下至平民，不论身份，不唯贵贱，都可以参加考试。“经由科举考试的选拔，社会上的读书人不论出身高下，都有可能进入政治的核心，演变为所谓的科举社会。对于新社会形态的形成，科举考试制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1] 政府通过这种改革，鼓励宋人读书，形成浓厚的读书向学氛围。科举制度的完善，加上雕印技术的发展，宋代科举复习、参考用书的印刷、出版欣欣向荣。出版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形成新的出版格局和出版生态。
一、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科举制度是国家设立的官员选拔制度，创立于隋代，经过唐代，到了宋代，逐渐趋向完备。“宋承唐制，抑又甚焉。”[2] 美国学者贾志扬认为，“科举考试的制度化及其（至少在上层的）广泛运用主要出现在宋朝（960—1279），因此，中国宋朝可谓历史上第一个考试取向的社会。”[3]
宋朝考试制度的完备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首先，对考生实行誊录、糊名制度。比如，宋神宗在熙宁三年（1070）下诏，要求将“御试举人封弥式样送御药院，仍本院誊录两本分送初覆考官”[4]。其次，对考官实行“锁院”制度，对考官亲友专门设立“别头试”。第三，增加殿试。第四，考试科目逐渐由多科变为一科（进士科）。第五，考试内容逐渐由“诗赋”为主逐渐转为“经义”为主。
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使得考试更加公平和严谨，上至贵族，下至平民，都可以通过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读书人的仕途梦想，特别是出身寒门的阶层，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上层，改变了以往官员选拔的“出身论”。“宋朝通过科举考试不仅录取了大批人才，尤为重要的是在全国树立了学习与阅读的普遍理念，成为直接推动出版业发展的社会文化动力”“科举制度是一种全社会信仰的学习制度，则其必然需要与之相应的大量书籍，从而成为促进宋朝书籍出版发达的重要动因”。[5]
科举制度的逐渐完善推动了各地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学习风气渐浓，考取进士人数渐多。比如福建，据统计，“宋代福建进士约6650 名，……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宋代福建科名之盛，前所未有，令世人刮目相看。……其中福州的进士最多，其次为建州、兴化军、泉州。”[6]
关于科举制度带动下的福建各地科考盛况，宋人原始材料中多有记载，现列举数条，可从中窥一斑而知全豹。
建宁当闽浙之冲，是为孝宗皇帝龙潜之旧。虽宦游不得一至其地，闻其山川耸秀，武夷诸山皆非尘境，盖八州之门户也。钟为英杰，古今相望。士夫多挺挺尚气节，秋赋动踰万数，荐送率八十余人，儒风最盛。学有生徒三百，分十二斋，犹不足以容之。……宝元中，诏建州立学，赐田五顷。至庆历四年，郡邑始得立学。熙宁设官分教，建州首置教授一员，诸郡亦未之有。元丰又赐田十顷。则知是邦之学，国家最所属意，尤在他郡之先也。[7]
七闽山川奇秀，行建、剑以南，溪流益驶，杰峰峻崖，挺挺峭立。渟涵钟结，发为人物，皆环伟俊明，抱负之美至不减中州，故担簦负笈来试于京者，常半天下。家有庠序之教，人被诗书之泽，而仕于朝为天子侍从亲近之臣，出牧大籓、持节居方面者亦常半。而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8]
举进士由詹而始，则当时虽有举者，必未甚多也。詹死于今三百年，而闽之举进士为特盛焉。自流寓他处，及占名数京师、入太学为胄子者不数人，其举以乡里者，岁常不下六七百人，其众居天下五分之一，闽之进士可谓多矣！[9]
第一条材料透露，建州作为“八州之门户”“闽浙之冲”“孝宗皇帝龙潜之旧”，地理位置优越；“山川耸秀”“皆非尘境”，自然环境优美。建州士子勤奋向上，“儒风最盛”，“学有生徒三百，分十二斋，犹不足以容之”。国家对建州教育也是相当重视，不断兴教立学，设官赐田，其他州郡都没有如此之好的待遇。地理位置佳，学习风气好，固然参加举业和考中进士人数也多。
在第二、三条材料中，“担簦负笈来试于京者，常半天下”，“仕于朝为天子侍从亲近之臣，出牧大籓、持节居方面者亦常半”，“闽之举进士为特盛焉”，“闽之进士可谓多矣”等记载，更是充分说明了士子们纷纷应考、做官的景象，这是科考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所产生的效应。
二、宋代科考改革视野下的出版生态
在宋代，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参加考试的举子人数不断增多，专门适应举子阅读、复习、应试的书籍也随之得到编纂、刊刻与传播，市场上科举用书的销量不断攀升，直接导致宋代图书出版格局的变化。这一格局的变化，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皇帝下令编纂、雕印科举用书。有的举子考试之文，皇帝要求编纂成册，以供观览、了解。隆兴元年（1163） 二月二十一日壬午，宋孝宗在《令将省试上十名策卷编类投进诏》中，就专门下诏，要求投进省试前十名举子的策卷。其内容如下：
已降指挥，令举诸科进士务取学术深淳、文词剀切、策画优长之人。可令礼部将今来省试上十名策赐卷子编类缮写成册投进，以备观览。如有可行事件，当下三省取旨施行。[10] 卷5210:67
对于此类科举考试用书，一般是采取国家出版与发行的方式，皇帝亲自下令雕印：
甲乙设科，文章取士，眷惟较艺，素有常规。特用申明，聿加刊定，既遵程式，免误学徒。庶敦奖善之怀，以广至公之道。宜令崇文院雕印，送礼部贡院颁行。[11]
今后省试，太学国子监公试，发解铨试及试刑法，令国子监印造《礼部韵略》《刑统》律文、《绍兴敕令格式》，并从官给。[12]
礼部贡院为省试考试机构，国家统一出版科考书，在质量和内容上可以得到充分保障。“官方刊刻时文特别是进士高第的举子程文，多是为了端正学风，标举范式，以提高写作水平。”[13]281
其二，朝臣请求雕印科举用书。宋太宗时，置明法科，要求举人复习、备考，大臣请求雕印律书。比如，孙奭在天圣四年（1026）十一月《乞求校定律疏颁行奏》一文中载：“诸科举人，惟明法一科律文及疏未有印本，是致举人难得真本习读，乞令校定镂板颁行。”[10] 卷193:366 请求官方雕印律书及其疏文，统一颁布，供举子们习读。官方统一印刷，才是“真本”，更具权威性。
经义是宋代科考的必考科目，有些大臣就会推荐一些注经之类书籍。吕陶就是如此。吕陶（1028—1104），字元钧，号净德，成都人，皇祐五年（1053）进士，著有《净德集》。他曾两次向朝廷推荐王乘《春秋统解》。第一次是在元祐四年（1089），《乞考详王乘春秋统解奏》中道：
臣窃以朝廷复《春秋》之科，为置博士，所以扶进微学，敦劝诸生，甚大惠也。然而圣经简奥，传注之家未能尽通其蕴，谓宜博采众说，参求所长，庶几一经余义，涣然易释。臣伏见辖下广安军乡贡进士王乘，少壮好学，白首不倦。尝撰《春秋统解》三卷，《序引》二十四篇，推明笔法，得其大旨。比之陈岳《折衷》，王沿《集传》，孙复《发微》，不在其下。曾于元祐二年九月中缮写投进讫。伏乞圣慈特赐检会，诏侍从馆阁臣僚考详其书。或万一有补经术，即乞藏于秘府，以备一家之说，以广四部之盛。[10] 卷1599:258-259
紧接着，吕陶又写了一篇《再荐王乘春秋统解奏》，其内容如下：
臣先任梓州路转运使日，于元祐四年曾奉举广安军乡贡进士王乘所撰《春秋统解》及《序引》等篇，推明笔法，得其大旨，乞诏侍从馆阁臣僚考详其书，藏于秘府，以备一家之说。臣伏见朝廷崇尚《春秋》之学，复置博士，施于科举，此乃圣世大公至正之道。尊经劝学，必先原本，不以好恶辩讷而为之废兴衰也。如乘所著《统解》等书，简易明白，有补经训。倘使得学者从而习之，沿波讨源，窥见圣蕴，诚于文治之世，不为小补。况乘年过七十，无心仕进，或蒙盛时，博收广采，得以伸发平生讲解之学，上助朝廷崇儒重道之意万分之一，不胜幸甚。伏望圣慈察臣区区，特降睿旨，检会臣前奏并今来所请施行。[10] 卷1599:259
在吕陶看来，“大经大法破碎紊乱而莫可考正”，“就五经而言，唯《春秋》为甚”。[14] 卷1606:373 因此，吕陶本人推崇《春秋》，推荐王乘注释《春秋》，自己也熟读《春秋》，对《春秋》一书较有研究。他在《论略》一文中曾说：“刑赏失柄，则王道归于笔削，其文则史，其义则裁之以权制，故论《春秋》”，[14] 卷1606:365 吕陶阅读《春秋》，是为了从书中知兴亡得失，刑赏褒贬，进而学以致用。
时文写作能力对于士人来说，也是十分重要。有些时候，大臣也会上奏，建议朝廷精选写得好的时文刊刻传播。比如黄由和萧逵，他们分别在庆元五年（1199）正月《乞选刊程文奏》和开禧元年（1205）三月《乞选择时文刊行奏》等文中记道：
乞将今来省试前二十名三场程文，并送国子监校定。如词采议论委皆纯正，可为矜式，即付板行。仍乞检会陈谠所奏，将《三元元祐衡鉴赋》《绍兴前后论粹》《擢犀拔象策》同加参订，拔其尤者，并付刊行。使四方学者知所适从，由是追还古风，咸资时用。[15]
曩岁知贡举者荐请于朝，令监学官选择时文百篇，以为模楷，有旨从之。然竟寝不行。臣等究其源流，盖缘畴昔以儒决科，而今显官者甚众，使监学官遽去取于其间，则未免爱恶之嫌，是以虽有诏旨而中格也。乞检会指挥，委监学官公共选择绍兴以来累举所取六经义、诗赋、论策，撷其文词典雅，学问该赡，而脍炙众口可传诵习者数十篇，特令刊行，使士子有所矜式。如是累举时文，委有可称，其人见仕于中外，并免预选择之数，庶几无爱恶之嫌，易以拣选。仍限三阅月了毕。如此则虚浮之文，可归于典寔，多士幸甚。[16] 卷6441:44
黄由（1150- ？），字子由，自号盤野居士，平江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淳熙八年（1181）进士。萧逵，字景伯，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黄由和萧逵都建议选刻时文，方便士子传习。“在所有的科举用书中，以直接收录科场奏捷者文卷编纂而成的时文（程文）书籍最受举子欢迎，因它直接提供了受考官青睐的科场程文的范本，所以成为举子效仿与追捧的对象”。[17]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看到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弊端，那就是士子所写时文往往流于形式，华而不实，不能选出有真才实学，为朝廷所用的人才。
窃观比年场屋之文，气体卑恭，词藻浮虚，以经学言之，则未尝精思熟究，安能探索微妙；以史学言之，则未尝博览强记，安能贯通颠末；此外如诸子前贤文集，则罕曾诵习，皆用时文套类。是以学多寡陋，文多凡下，其间学粹而文典者，百不一二。[16] 卷6441:44
萧逵指出，士子场屋之文，存在诸多问题：在经学方面，不能“探索微妙”；在史学方面，不能“贯通颠末”；在文学方面，“皆用时文套类”，毫无真情实感。正是由于萧逵看到了科场文章这种弊端，因此上奏皇帝，选择一些写得比较好的文章，请求雕印颁行。
其三，臣子编纂、出版已中士子的科举文章集，供未中的士子参考。比如，龙泉彭元之出版周必大《词科旧稿》，周必大在自序中道：“其后忝历清秩，实基于此。乃知事皆前定，人力何有？因龙泉彭元之以闽中刊予程文及所业相示，请正讹谬，并书以遗之，为安分不争者劝。”[18] 欧阳守道在《李氏赋编序》中也记载了出版《集贤赋》的经过：
李君编所谓《集贤赋》，实以资同业者读习之助也。其编始于今岁，推而上至端平甲午，继此皆以日月相次，凡省监郡邑学之所取皆在焉。魁文录其全篇，余则各韵各对，择其善者，其用工斯已勤矣。同业之士得之，足以省节录之劳，而他有以用其暇也。[10] 卷8008:440
欧阳守道在这片序文中，大力推荐李氏编纂的《集贤赋》，认为此书大有助于士子阅读、学习和借鉴。交代了该书的编纂体例。欧阳守道在《省题诗序》中，也记载了已中举子编纂的省题诗范文，供应举之人阅读、借鉴。这一事情，全文录入如下：
寿翁来访，与予纵言，至省题诗，予叹此诗幼学之所从事，而书市所刊，或杂以轻薄子鄙亵语，口授之业不为删择，或反赏爱其流丽而使效习之，如此而责以习尚庄谨，不可得已，是亦贼夫人之子最先者与。寿公出箧中诗一帙，盖其所自作者，即席读数首，如花朝游赏为题，结句乃说农务；月夜宴集为题，结句乃说书灯。予掩卷谓寿翁曰：“君诗若尽然，幼学之一幸也。留一二日，拟尽读，属有客至，不果，为书其首而归之。[10] 卷8009:445
作者从小就习省题诗，为了应考。书市也刊省题诗书籍，但质量并不高。作者手中所拿寿翁一书，则较书市所售之书，要更加好些。作者读后，对寿翁自作系列诗歌，谈了自己的看法，作出了合理的评价。认为此诗若被那些从小就以应考为目标的士子读到，则是他们的幸运。本来作者准备留下来，认真精读，但有客人来访，因就放弃，题写一记，书其首。
三、宋代科考类书籍的出版状况
科举制度的改革，出版生态的变化，致使宋代科考类书籍市场繁荣。“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 [19]编辑与出版的科考类书籍主要有以下三类。
其一，程文选本的出版。程文选本有谋利而印的坊刻本，还有强调规范性的官刻本。由于坊刻主急于逐利，坊本一般粗制滥造，质量低下。这时，官方就会采取措施，一方面，下令禁止书坊出版；另一方面，自己组织人员编辑出版。这从礼部尚书黄由的奏书中可以看出：“乞将今来省试前二十名三场程文，并送国子监校定。如词采议论委皆纯正，可为矜式，即付板行。”[20]4323 可见，官方一般选择优秀举子时文范文，编纂成集，刊刻出版，供士子学习借鉴。官方选择专业人员亲自把关、校审，往往能够确保科考用书的质量，更具权威性。
同时，宋代还出现了一些主要针对程文写作弊病，进一步提高程文写作水平的文章选本，主要有：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魏天应《论学绳尺》、王霆震《古文集成》、汤汉《妙绝古今》、谢枋得《文章轨范》等。随着理学的发展，后来又出现了推崇理学的文章选本，把文章和理学结合起来，代表性的有：真德秀《文章正宗》《续文章真宗》，以及刘辰孙《新编诸儒批点古今文章正印》、谭金孙《诸儒奥论策学统宗》、林駉《古今源流至论》、无名氏《十先生奥论》等。这些文章选本，能够真正提高士子的内在素质与本领。
其二，专门针对科考的类书的刊行。宋代刊行的类书有：谢维新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章如愚的《山堂考索》、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孙逢吉的《职官分纪》、潘自牧的《记纂渊海》、高承的《事物纪原》、无名氏的《群书会元截江网》等。这些类书，是用来专门备场屋之用。
其三，出版经史子集等四部书籍。知制诰李淑道：“切见近日发解进士多取别书小说、古文文集、或移合经注以为题目，竞务新奥。……至如近日，学者编经史文句，别为解题，民间雕印，多已行用，考试之时，不须一一回避。其经典子书之内，有《国语》《荀子》《文中子》，儒学所宗，六典通贯，先朝以来，尝于此出题。”[20]4270 说明宋代科考试题范围很广，考官从各个方面不同领域出题。针对这些题目，市场上也出现了专门的题库书籍出版，满足士子的不同需求。
四、结语
宋代科举制度环境之下，带动了科考用书出版的繁盛，“科举用书始终是出版业的大宗”，[13]281 科举考试有其固定的模式和程序，在这种模式和程序引导下，很多考试可以通过平常的专门训练和习读而轻松通过。宋人认为，“词赋之为技，视他文尤难精，旷旬月而不习，则他日抽思良苦，他人之已中选者不时取而读之，则无以熟有司之程度，常读常习，以俟一日之试，幸为有司所中，则缘一句一字可以取时名，享利禄。今之甄拔人才，固在一句一字之间也”。[21] 通过摹写已中选士子的文章，可以自如地应付科考，甚至这种摹写、阅读，可以使得士子复习、应考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使得市场上编纂、印刷科考书籍普遍增多。“不管人们对科举用书如何评价，它在宋代发行量之大，影响度之深，在10 至13 世纪成为壮观而热闹的文化现象，是研究宋代社会特别是科举无法回避的问题”。[13]280
参考文献
[1] 梁庚尧. 宋代科举社会[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1.
[2] 脱脱. 宋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85：3768.
[3] 贾志扬. 宋代科举[M]. 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1.
[4] 宋神宗. 别定御试举人封弥式样送御药院诏[M]// 全宋文：第113 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09.
[5] 田建平. 宋代出版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2-133.
[6] 戴显群，方慧. 福建科举史[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115-116.
[7] 楼钥. 建宁府紫芝书院记[M]// 全宋文：第264 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74-375.
[8] 陈必复. 端隐吟稿序[M]// 全宋文：第341 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99.
[9] 刘敞. 张氏杂义序[M]// 全宋文：第59 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06-207.
[10]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1] 宋真宗. 令崇文院雕印晁迥等所上考试进士新格诏[M]// 全宋文：第11 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26.
[12] 宋高宗. 省试等令印造礼部韵略诸书诏[M]// 全宋文：第204 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24.
[13] 祝尚书. 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14] 吕陶. 论略[M]// 全宋文：第73 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5] 黄由. 乞选刊程文奏[M]// 全宋文：第284 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99.
[16] 萧逵. 乞选择时文刊行奏[M]// 全宋文：第284 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7] 林岩. 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64-265.
[18] 周必大. 词科旧稿自序[M]// 全宋文：第230 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86.
[19] 岳珂. 愧剡录[M]// 笔记小说大观：第8 册.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378.
[20] 徐松. 宋会要辑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21] 欧阳守道. 李氏赋编序[M]// 全宋文：第346 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439-440.
（作者单位：福建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