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氏父子与《梁书》、《陈书》
记述南朝时期史事的“正史”——《宋书》和《南齐书》，都成书于梁朝；《梁书》和《陈书》，则都是姚思廉在唐朝初年撰成的。
《梁书》、《陈书》虽然完成于姚思廉之手，但这两部书的编撰工作却是从他父亲姚察时就开始了。
姚察（533—606年），字伯审，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先后在梁、陈、隋三朝做官，参与修史工作。他在陈朝时，开始撰梁、陈二史，未成。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他又奉诏继续撰梁、陈二史。据说，姚察“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聚，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在门阀风气很盛的南北朝时期，史学家的这种学识和修养无疑是很重要的。然而，姚察终于未能完成梁、陈二史，就在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去世了。临终之前，他告诫儿子思廉一定要“续成其志”。
姚思廉（557－637年），字简之；一说“本名简，以字行”。唐朝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历仕陈、隋，唐三朝。少年时代，他跟随父亲学习《汉书》，受到良好的家学熏陶。从梁、陈至唐初，《汉书》学很流行，出现了一些研究《汉书》的大家。姚思廉跟着父亲学习《汉书》，正是当时学术风气的一个反映，这对他后来的史学事业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姚察死后三年，他上表陈述父亲的遗志，隋炀帝特意下诏准许他继续撰写梁、陈二史。隋朝是禁止私人修史的，所以姚思廉要续成父志，也必须得到皇家的批准。后因他又受命参与别的撰述工作，所以终隋之世也没有撰成梁、陈二史。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李渊根据史臣令狐德棻的建议，诏群臣撰写北魏、北齐、北周、隋、梁、陈六代史，姚思廉奉命参与撰写陈史。但这次修史工作由于人事的迅速变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不足，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直到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重新下达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任务，姚思廉一人独力承担梁、陈二史的编撰工作。为什么唐高祖时要修六代史，唐太宗时只命修五代史呢？因为唐太宗时史臣们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北魏的历史已经有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和隋代魏澹所撰《魏书》，它们都很详备，没有必要重修了。唐太宗采纳了史臣们的意见，只命重修五代史。七年后，即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时撰成。姚思廉撰《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终于实现了他父亲的遗志。这一年，他八十岁。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姚思廉的史学事业，除了撰成《梁书》和《陈书》而外，他还是唐初第一个撰述本朝国史的人。刘知几说他在贞观初年撰纪传体国史，“粗成三十卷”。成为唐代撰述国史的先声。当代人称赞姚思廉的人品和史学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
《梁书》和《陈书》经过姚氏父子两代相传，跨越三个皇朝，先后五次奉诏撰写，用了五、六十年时间才最后撰成。修史之难，于此可见一斑。
《梁书》包含帝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
《梁书》有几点值得称道的地方。第一点，是它叙梁朝史事在内容上比较全面。如梁朝五十多年历史，梁武帝统治了四十多年，《梁书》六卷帝纪中以三卷纪梁武帝，这对全面记述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乱是梁朝历史上一件大事，《梁书·侯景传》长达一万八千字，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范缜传》则收入了这位无神论思想家的杰作《神灭论》，突出地反映了姚氏父子的识见。《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有人说这是首创，我以为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它的不少传记里还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
第二点，是文字简练。清代史学家赵翼称赞《梁书》对历史的表述“行墨最简”，文字“爽劲”。“尚简”，是中国史学在文字表述上的优良传统，刘知几的《史通》特别强调了这方面的经验。而姚察文章“精采流赡”，时人称为“宗匠”；姚思廉则被李世民列于“十八学士”，这同他们在文字表述上的工夫不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点，是它的史论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二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卷三十七后论指出：魏、晋时，“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降至东晋、南朝，这种不良风气更加严重，甚至有人身为宰臣，“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结果是“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格勤匪懈，终滞鄙俗”，“朝径废于上，职事隳于下”。象这样的史论，在二十五史中，也算得上是佳品。
《陈书》包含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也没有表和志。它主要记述了梁、陈之际的政治变化和陈皇朝时期（557—589年）三十余年的史事。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帝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
《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
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另外，《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文学·何之元传》载何之无所撰《梁典》一书的序文，在史学上是一篇有一定价值的文章。《梁典》已不存，但今人可以从这篇序文中了解这部书的体裁、体例和内容。序文说，“开此一书，分为六意”，即《追述》、《太平》、《叙乱》、《世祖》、《敬帝》、《后嗣主》。它还引用史学家臧荣绪的话说：“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这也是史学史上的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陈书》在总体上虽不如《梁书》，但它在编次上却有超过后者的地方，显得更加严谨、合理。以上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我想讲讲在阅读《梁书》、《陈书》时需要注意到的几个问题。
（一）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微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微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一般地说，魏徵的见识要高于姚氏父子，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前者是用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论历史的。不过在文体上，魏微史论仍然沿袭六朝以来的四六对仗的骈体文；而姚氏父子（尤其是姚察）却能在骄体文盛行的时代以散文作史论，这是他们在文风上超出魏徵的地方，而且对唐中叶古文运动的兴起也不能没有影响。
（二）阅读《梁书》、《陈书》，还要注意把它们同李延寿撰的《南史》进行比较。《南史》是在《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不仅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而且矫正了原书中的许多曲笔，同时还使这四部史书所叙述的历史连贯起来。以曲笔而论，《梁书》对梁元帝的猜忌、凶残，徐妃的淫秽，临川王萧宏的恣意聚敛、懦弱无能等等，都加以回护，曲笔不书。《陈书》为统治者避讳的地方也很多，典型的例子是《刘师知传》对刘师知帮助陈武帝杀死梁敬帝一事只字不提。这些，在《南史》中大多得到矫正。所以这种比较、对读，是很必要的。顺便说说，读《宋书》、《南齐书》也应参照《南史》来读，其中情况与上面说的多有类似之处。
（三）深入阅读《梁书》、《陈书》，还应参考《隋书》的志。这是因为，《隋书》的志包含了梁、陈、齐、周、隋五个朝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对于了解这五个朝代的历史来说，是非读不可的。（瞿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