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相对敏感”与“绝对辛苦”
10月自第二周起的每个星期五晚上、星期六上午，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将在以下影院“定点定时”放映《城市梦》，欢迎广大观众购票支持。
在九月进行的「导筒现场」《城市梦》放映现场，该作监制陈梁、制片人戴年文、摄影程春霖三人同时出席映后交流，以下为映后交流文字整理。
Q:如何接触到片中这几位被拍摄者的？最后是如何选定了这几位作为主线来呈现的？
陈梁：我们当时这个片子是在2014年开拍，但是在2014年之前，我们团队还在拍《生门》的时候的话，就有这样一个计划——拍一部关于城管和小贩的一部街头的纪录片。当时首先是跟武汉市城管委联系之后的话，他们提供了一些点，然后导演和我们团队包括戴总（指制片人戴年文）一起在开始接触的时候，当时首先是选的这条路，像王爹爹他这一家人的话确实是很鲜明很闪亮的，我们昨天还开玩笑，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你只要站到了台阶上肯定会被他们吸引，肯定会去拍他们。后来慢慢地从他这样一个摊贩，从城管一个中队进入进去，然后再到他的家庭这样一步一步的成长的过程。
陈为军《生门》 (2016)
Q:有没有一些比较剧烈的冲突，最后在剪辑时没有保留下来的的素材？
陈梁：从长片角度的话，我们当时剪辑的时候也是说这样一个家庭和城管之间的这样一个故事，它比较从剧作也好，各个方面也好，已经能够完成一部电影的一个量，所以当时就把这样一个故事浓缩在这102分钟之内。之后还有一部剧集，剧集里面可能就会丰富一些，有11集的剧集，那个里面就会展开更多的一些故事，就关于这条马路，关于整个中队和其他的一些摊贩的故事都会在那个里面。
陈为军《生门》13集系列片 (2017)
Q:可能是每个观众都心里面会好奇敏感的题材怎么过审，中间发生了什么？有哪些在制作方面的一些不为观众所知的事情。
戴年文：其实没什么不为人知，现在藏着你也藏不住，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我们其实回答了很多次这样的观众提问，你瞒一次你瞒不了两次，还有记者比你问的更狠，都回答了。实际上所谓的“敏感”，陈台（指监制陈梁）觉得如果说大家是因为对城管的刻板印象就是“打人的人”，那么这时候你在电影银幕上要反应这一个群体，那就变成敏感了。
其实你要是真实地去记录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个故事，只要你真实的去反映，然后适当的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打斗的场面、裸露的场面、骂人的语句，这些要去掉，主故事线没什么敏感，也不敢说轻松，反正也就磕磕绊绊的也算是把它就拿下来了，所以说敏感这个只是相对而言。
陈为军《城市梦》 (2019)
另外我们做《生门》，本身你说医疗题材也说敏感，什么东西都可以敏感，这个东西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敏感物，有人对花粉敏感，有人就不敏感，那么大部分人或者是我们的政府机关，对这个事情他到底敏感不敏感，他也要看完了之后才知道你这个东西其实一点不敏感，涉及到什么东西，所以现在能呈现出来就证明他还是不敏感，或者是政府脱敏了。
Q:这个纪录片看得我笑中带泪，因为我也是纪录片的爱好者，我就觉得特别是导演组在选取了某一个选题之后，拍摄的整个过程，我自己是觉得可能会对故事的发展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包括我自己在做片子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担心，或者说确实我也遇到过，是因为导演摄制组的介入影响了整个故事的发展，那么《城市梦》在拍摄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然后怎么去解决或者怎么很好的处理这样的小矛盾，谢谢。
戴年文：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导演和前期拍摄的团队来回答最好。我们不太好说，就像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站起来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因为我们这些影片的参与者站在这里，导致你的语气语调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你说话的时候或者是语句或者包括里边的内容有所影响。所以我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只能说现在我们所说的是我们在纪录一个当下发生的真实状态。另外作为纪录片不管是陈为军导演也好，还有整个前期团队也好，包括陈台和我们一起定选题的时候，你确定了以后肯定是要拍的，就像是举《生门》作为例子比较明确一点——她要生孩子，她憋也憋不住，装也装不了，但你说它能影响什么？你就再影响她也得生，对不对？
另外一个影响，就是你是长期的跟，你今天来了影响他、明天来了影响他，到了后天可能就不影响了，因为时间长了。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话，造成影响相对就非常小了。再一个我们在不干涉的情况下，事情的走向并不会受我们影响。如果政府部门方面有个摄像机在那，就把某个事件整个就影响了，那咱们还要警察干什么？是不是大家都拿个手机所有的争论就结束了？我可能说的不好，感谢你的提问。
陈为军《城市梦》 (2019)
Q:我想问一下摄影师，因为纪录片本身是要尽量反映客观现实，然后但是你作为一个摄影师，你如果没有在拍摄前有没有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或者主观的一个价值观，您怎么处理这个关系的。还有就是独立纪录片是不是比较偏向表现这一类社会性的有矛盾的题材？
程春霖：我就先回答一下您后面提的问题就是说您自己的主观意图或者什么，会不会带到你的片子当中去，这个东西会不会像刚才那位观众问的会不会影响一样，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讲的话，实际上假如现在有个摄影机在这个地方来的话，我一旦意识到它存在的话，我做任何事情的话就会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这不仅仅是一个摄影机在场或者说人在当下的一个表现，我觉得他更深的可能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就是人的多重身份，内在的表演型人格，有的观众会觉得王先生是个表演型人格，那我想问一下里面哪一个人物不是在表演，或者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哪一天不是在表演？这个东西是没办法完全去除的一个东西，所以您刚才提问的很隐晦，但我觉得这是一旦意识到摄影机在场的话就必然会改变这个场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问题。
我们拍城管之前，可能是跟大众一样是从公共媒体上的一些新闻、一些片段接触到这样一个群体、一种职业，所以你对他究竟有没有一个先入的看法，或者说你拍摄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的看法清空，这是肯定不可能的。毕竟你首先是一个“人”，但是你要进入到你的拍摄工作里面去，进入到一个要观察的环境里面去的话，我想的话可能是尽量的不要带成见，你可能会带有对他们的判断，可能会对他有一个之前的有一些模糊的一种感觉一种印象，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尽量把这种成见的话就是减到最低再进去。
陈为军《城市梦》 (2019)
像我们为什么拍片子会拍很长时间，我在拍《生门》的时候在产科也待了整整一年，拍这个时候我穿着城管的制服也穿了一年，我会想“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会让你体会到一句话——“无所不在的苦难”，时间会让你去真正去理解这个职业。我穿上制服之后，我才知道旁边的人是怎么看我的，小贩他对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你慢慢的会把你之前的一些想法清出来，以“城管”这样一个身份去更多的去理解，更多的去看看，就像产科一样，我们不是医生，我没办法穿白大褂，拍《生门》的时候就一直在旁观。但是拍完之后的话我们都开玩笑，我们这群男同志都成了妇产科的专家，一般的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相关问题的话都会找我们，我们也能回答。
所以说你沉浸到那个角色里面去，把你之前对他们的一些想法尽量的抛开，然后带入到那个身份、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去，你再去观察他们的话，我觉得能看到的是更全面一些的东西，就好像这个片子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我想被拍摄的城管们也看过，王天成的家人也看过，他们都对这个片子就是说至少是认可的，觉得自己在里面的东西也好。
城管方面也觉得你没有说去把我无限拔高也好，也没有说把他们表现得很坏，大致99%的工作是这个样子，剩下1%那种打人的那种的话，可能媒体上都已经有了是吧？你说小贩他的生活也一样，他也会觉得他们便平时面对的城管确实是这个样子，他们平时的那种摆摊的生活也是这样一个样子，所以就还是回到“时间”，就是你把整个人的精力投入到里面去，花足够多的时间，清理先入为主的那些想法，然后让他们真正的生活，让你观察到的东西去填满你的片子，而不是我要带一个主观的一个东西，这不是写议论文，我们都是写故事，记叙文，我希望这些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戴年文：另外一个就是职业素养，你不能带着个人感情，我是个医生，我不能对这个人有什么就表现在刀上，一定不会就把它变成给病人。我们也一样，你是个拍摄者，做的工作就是记录，所以说你说主观的东西去影响工作，你就不职业，如果你是职业的人，你就不会影响。这也是个很重要的方面。
陈梁：实际上回到我们一位观众的提问，他实际上想问观察者在场、记录者在场、摄影机在场是不是会对进程、过程、未来发展趋势产生什么影响？刚才春霖已经基本回答这个问题，他实际上也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在场，那么是旁观的客观的记录的还是怎么样的。
独立纪录片很容易被人认为是非主流的，甚至是地下的，至少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没有铺天盖地宣传，没有很多人关注不为人知的部分，他们默默守候，然后编织成片，最后贡献到世上，也未必有那么大众，可能偏小众化，但恰好《生门》也好，《城市梦》也好，我们团队关注的是广为人知的社会矛盾，他到底怎么一回事，往下走怎么样，往未来怎么样，日常的状态怎么样，我想他的客观性真实性已经得到各方的认同，像刚才春霖说的，他拍的时候他是穿了城管制服，我们另外一支队伍派王天成的这支队伍，他就穿的普通老百姓的，甚至是小贩一样的衣服。
那么这个时间过去以后，大家可以忽略不计，更极端的是在生门的妇产科里面，大家是忙于主要的生老病死问题，而不会过于关注你的摄影机或者旁观者的状态怎么样，他们根本无暇他顾。那么一年两年拍下来，他们已经完全融为一体，我想这个是比较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么真实，或者让人笑中含泪来看这个问题。
陈为军《城市梦》 (2019)
Q：各位老师好，因为我是个武汉人，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武汉人，所以我今天代表就是老乡，先是分享一下特别高兴，因为我上个月我回了一趟家，因为疫情第一次回家，我只待了一个星期。我本人是个剧场导演，所以我回去待了一个星期是做了一个作品，当时也拍了纪录片，然后但是我又听说《城市梦》在武汉光谷上映了，只有那一个地方，然后我同事一发我说来不及了，然后我发现居然这里有，因为我大多数时间在上海，所以就说今天能见到这个片子，然后能听到各位主创们的回答特别感动。
作为一个武汉长大的小孩就是鲁磨路，因为我在华师一读的高中，14年，我是09年以前，当然14年我已经到上海了，那个时候武汉城市变化的时候，正是我长大的时候，每天我的记忆里面钻钉嘟嘟嘟嘟地响，那会儿地铁也没有修好，但是这个变化就是一夜之间的，有一天就感觉这个城市变了，然后因为我母亲也是城管工作的，所以看到这些我觉得很能体会，但是我妈一直说因为我也做导演，虽然是舞台导演。她说你应该来我们这边来看一下，然后给我们反映一下，因为城管有很多委屈，但是作为我们市民来讲，又对于小贩还有这种生活当中的这些弱者也很有感触。然后对于一个孩子，武汉的孩子来讲，就是一夜之间看到武汉变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变的，看到城市梦就是一个最宝贵的记录。
还有我想提技术上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片子就像刚刚老师已经回答一些，就是说跟城管出来的时候是穿着城管的衣服，跟着王天成的时候是穿是那样，因为我觉得王天成在镜头里面对你们相当的信任，完全是朋友的感觉，甚至也有可能是朋友有可能把它当成一个舞台在表演，总归就是非常的信任，信任肯定我想听一听就是您幕后剧组到底做了哪些功课，在前期筹备，包括制片方面。还有镜头语言上，包括音效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在大荧幕看，后面你们也要投放到网络流媒体上，但是今天声效的感受和视听我觉得挺棒的，肯定你们后期也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前期是我有个镜头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回河南祭祀的时候，很明显的你们的镜头在他磕头的时候居然跟下来了，然后停在那儿了，我觉得挺有意思，已经超过了我们所谓电视台的记录的那种，绝对是按照一个艺术片的高度在打磨，我相信老师们肯定是做了很多准备才会那样拍，因为那个事情只会发生一次，你居然那样拍了，就很棒，我就会想听听老师们讲讲这种创作的台前幕后的这些细节。
戴年文：是这样，这个话题要展开，得花挺长时间的。简单说我们确实把你说的那些技术问题都做了，也感谢你能够看得出来听得出来。其实春霖是前期拍摄的人员，他知道我们收音就是靠一只“非常高级”的麦克风来，因为不能挑杆这些。就靠指向性的麦克风才能收到你的声音，不管多远指向就能收回你的声音，但是它的缺失就是旁边的环境声你是收不进来的，因为要收进来，你的台词我就听不清了。这些音效就要靠后期。
因为要进到影院，对得起大家每一个人花的钱，所以说后期制作就必须，但是那就要你有这个决心才能想，我们要花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去做后期制作，你听的每一个脚步声都要有拟音走过，每一辆汽车都要真实的去录，就重新有一辆同牌号的同行辆的车，一个左一个右或者怎么样，包括自行车都要重新录，这叫声音声效制作，这是必须做的，要不然观众坐在这影院里5.1声道干什么？就必须要做到这个程度，所以这就是“尊重每一张电影票”或者“尊重电影”这个词儿，这也是我们纪录片应该做到的，没有做的他都不太尊重。
你说到的前期我们要准备跟这些，它其实就是导演的功力，纪录片最要命的不是演员表演，不是剧本，因为没有预设，你就是跟拍，一个是叫辛苦，第二个最大的天赋就是导演以及前期他们这些人就要善于与人沟通，取得信任，如果你做不到这个，千万别做纪录片，都叫假拍。你还得跟他说说你从哪走过来或者怎么样的，他也走不好，你拍出来就是假的，之所以能真就是要取得信任，他们都有这样的天赋和语言沟通能力，情感交流的能力等等才能取得信任，才能让大家敞开心扉，才能够很自然的展现在你的面前，大致就是这个样子，谢谢。
Q：我非常喜欢这个片子，我自己作电影工作的，非常敬佩每个为这部片子工作的人。我自己看片之前尽量不会读太多东西，但是我知道你们拍了非常多年，到现在才上映，我很挺好奇你们怎么决定最后拍的是到哪里结束拍摄，然后为什么会选择在那个点结束拍摄？然后后期剪辑的时候是怎么做决定，把结尾是这么安排的。第三个问题最近我看了几部好像拿龙标的中国电影后面都有字幕的这个部分，然后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因为我可能会思考比较多的这种媒介的问题，看片的时候让我很受震撼的一些能触及到我的就是那些隐形的群体与体制的这种纠纷，还有这种无法用文字或者无法用就只能用故事或者只能用影像，还有真的是感受到那个人的存在，才能体会到的一些真的非常真实非常有冲击力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好像在字幕的部分我会觉得有点可惜会被消解掉，但是我一定要我觉得就出去上个厕所，然后就觉得我要把字幕部分遗忘掉，然后我才能回到让我思绪万千的部分或者说隐形的东西，我觉得好的纪录片都能触及到的，无法用文字来叙述的东西。
戴年文：你这个问题我们简单来说，一个是拍摄我们都是这一年，刚才他也说了，我们钱也只够支撑一年，原则上我们也喜欢拍一年来看一个周期，我们认为一年是一个时间周期，或者我们中国人喜欢的一个周期，周期内发生什么？剪要剪多长，这是根据你要把这个故事讲的符合电影规律，那就剪到那个地方就可以了，留有余味也好，交代故事也好，这都是剪辑本身就是一个文艺创作过程，咱们就聊各种电影都有各种停留的方式，这都没问题。
「导筒现场」《城市梦》映后
拍一年，然后剪到哪是故事本身需要的。后边字幕卡，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理解，比如说刚才有一个观众就讲看到2016年10月才去世，这个就会让人很受感动，你看是不是就不能去掉。但是你觉得我不需要这个信息，我只要先看前面的故事，ok我们就停在那里了，我就满足你们每一个人的需求，我尽量为了多卖票，你总得是说让大家都看着高兴，是不是？
所以说有的人不喜欢音乐，有的人喜欢音乐，这都很正常，所以说你喜欢到哪，你就看到了就挺好，喜欢以后面信息你就带上信息，但后面字幕卡去补充一些信息，让一个我们就讲审查的人，他想了解到什么，或者他建议你给出什么信息让观众接受到，我们就觉得你还可以，我们就接着做，一共审了五六次，大概就有五六张字幕卡，这个信息都给到大家，你愿意屏蔽的就屏蔽，愿意接受的就接受，我觉得都无所谓，后边的话也都是真实的，也没有虚假的，也没有我们虚构哪一句话，就是这样，谢谢。
Q:三位老师好，首先就很感谢你们做这个片子，我觉得能看到这样的片子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福气，然后我是在武汉上了4年大学，今年刚刚毕业，所以我对武汉的感情也很深，就王爹爹说的我很有触动，就是武汉就是很乱一座城市，但是它就是非常野生的一个市井气息和江湖气息，我也特别喜欢武汉这座城市，所以武汉疫情给我很大的触动，所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想做一个纪录片，我就在封城结束后我回了武汉拍纪录片，然后但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惑，我有时候感受到我在剥削冒犯我的拍摄对象，所以摄像老师后来我就找到他和我一起做这个片子，我们找到了一个这个人是这样的，我们找到了一个在武汉在武汉做纪录片的一个人，他等于是1月底在封城之后，几乎用偷渡的方式进入武汉，一个人拍了半年，然后但是我就是试图解答我自己的困惑，但是我在拍他的过程中，我的困惑越来越深，她从一开始都不太愿意被拍，到后来他非常信任我，她把我当成很好的朋友，但是我感觉她是信任我跟我讲心里话，但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能作为我片子里的素材，这个东西让我非常困惑，但是我也知道我拍的这个人，包括老师，你们和陈为君老师都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拍的片子对于生命对于人性的探讨都是非常有力量感的。但是我想知道，比如说城市梦里面的一个很细节的问题，王爹爹在马路上他是躺到马路上在那里跑，其实如果从拍片子的角度来说不介入，这是对他性格最好的展现，觉得他这个人，但是会不会去介入他或者把他拦住，会不会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就想想听听听老师对于专业的角度，对于纪录片的冒犯或者剥削，您是怎么看的，谢谢。
程春霖：您是去年刚毕业是吧？我觉得刚入行的时候肯定会有这样一些想法，你像我最开始拍的时候也会觉得，因为其实你真正来讲的话，摄影机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东西，真的它是非常暴力，因为它会进入到你的私人生活。
演员可能还不一样，演员因为带了一张面具，是可以进行表演的。但是生活中每个人他都有一个自我的舒适区也好，一个安全区域也好，这个区域是不愿意去跟别人分享的。那么和刚才说的这种表演性，其实拍纪录片其实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首先站得高一点的话，它确实它是一个很暴力的东西，但是你真正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到底是抱着什么目的进去的呢？我只是为了冒犯你，我只是为了打破你的安全区，然后去拍你的隐私，获得什么呢？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去的，从上面对着下面地姿态，还是一个平等的跟你谈谈的状态，我觉得首先要把自己的这样视角要摆正。
我如果在台上拍你的话，那肯定就是我要刺破你的安全区，让你不舒服我也不舒服。如果说我是从一开始抱着我拍任何一个片子，我都是想去了解去跟你交朋友去展现你，而不是说我是去冒犯你。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就是你对于你的选题也好，对于你真正的去理解你到底为什么要拍的问题也好，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思索，但是我讲的比较宽泛，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够解答你这个问题。谢谢。
Q：我有两个问题，其实主要的是关于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片子的背景，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就谈到户口制度，然后包括在中间的时候，他们城管领导也说我们要从一个更大的角度去看，所以但是我发现到了最后的时候，片子其实相当于稍微淡化了一下对于户口这个制度的一个探索，因为其实只主要整个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这些变革，在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户口制度多方面的影响，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就是王爹爹他们一家就是个体方也覆盖了很多在武汉的小摊贩他们的生活，但是我想问一下在最后拍这个片子结尾的时候，包括你在思考整个故事线的时候，您在收尾的时候又怎么去想回到这个户口制。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武汉的问题，我也是武汉人，我从小在武汉长大，然后但是我在高中的毕业之后我去了国外念书，所以我是在武汉有他们第一座地铁的时候我离开了武汉，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非常能够明白王爹爹他因为我也见到过城管执法事情，所以我想问就是在武汉的时候，当然我知道摄影大哥一定知道，武汉人一直都说自己是评不上文明城市的，因为武汉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江湖气息，非常野蛮生长，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外来人口愿意去武汉的原因。所以我想问的从一个更长远的时间线来看，武汉其实在2010年左右它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就是它城管执法的方式，所以你们在拍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再把这个时间线拉长点？王爹爹他说他在里面有句他自己说到就是说他我在武汉14年我是靠打出来的，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要把这个时间线往回去看一下，看这个城市之前经历过什么才塑造王爹爹现在这个样子？
「导筒现场」《城市梦》映后
陈梁：如果说什么背景，我想最大的就是一个是时代背景，一个是社会背景。但是怎么从片子来理解，刚才我们学电影的这位同学就已经说到，影像有他的多样性，也可能注意到户口问题，他可能注意到生计问题，他可能注意到管理问题，这个都很正常。
但是我不知道你看过《生门》没有，《生门》里边已经触及到这些问题，而不是专门处置它的主题。妇产科怎么生孩子？但生孩子他反映什么呢？有没有钱？能不能抢救，能不能输血？要不要优生？是城里来的还是乡下来的，就是你讲的户口，包括城乡二元结构里边都有所反应，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社会背景跟时代背景。一样的，王爹爹他乡下进城，但是中间他们局长就说得很好。第三代他就是在这长大的，他就是城里人，那么你再打游击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也肯定要有正当的谋生方式，在城管看来就是入市经营也挣够钱了，你们交房租也能入市经营，这也是一个解释之道。但是片子最后我们很多观众提了一个问题，说王展萍她不是学习成绩很好吗？门门第一吗？为什么只考了一个中专？
陈为军《生门》13集系列片 (2017)
今天很高兴很多咱们有武汉生活经历的观众在这儿，我相信也有有上海生活经历，甚至上海本地观众在这，至少在上海我们就知道，如果你是借读生，你高考你得回原籍考试，但是你学的东西教材可能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口子开在哪里，如果读中专可以就地考。我不了解武汉情况，但至少以此类推，可能各地都有一些这样的政策规定，但我们不是去评价这个政策好还是不好，是不是过渡，今后要不要改变，这就是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所以我们城市梦是反映中国在向城市化在现代化进程当中所出现的状况，所浮现的人生，那么也是纪录片的力量所在跟生命力所在。
戴年文：我来补充一个就是说你说的特别对，刚才陈台也说了，说纪录片各有各的看法，他因为就是个生活原貌的尽量的呈现，所以大家就像在生活当中一样，你看到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这很正常，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做纪录片不是说被拍摄者同意了，紧接着我们拍下来了，后来还剪成了，放到影院里大家看到了这都没有结束，而是说每一个观众看到了之后，你体会到了什么？加在一起，这才是电影这件事情的完结，而且不要求所有的人看法都一致。
我们也绝不灌输，一个在创作的时候没有指向性，一个在以后交流当中，我们也没有真没有这种指向性，不是说我回避什么，而是绝不指向，因为你从生活当中我看出来的东西不代表你看出来，我认为对的东西也不需要去告诉你对，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正是一直在坚持这样的态度，我们才能一步接一步做出来大家认可的纪录片，如果我是指向性很明确的先导性的这种东西，我们也归到它叫宣传片，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区别，所以说您看出来的我们也表示尊重。谢谢。
Q:我很好奇说他们家人的反馈会是什么样的？或者对他们的生活从拍完片子到现在对他们生活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戴年文：首映的时候我见到了王兆阳和王展萍，他们两个分别看完电影之后跟我说的一句话，王兆阳说，看了这个片子，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父亲，ok，这就是他真实感受，对吧？大家能理解吧？他讲的特别对。然后王展萍说的是，我哭了，为什么说，因为我想我奶奶了。
就这两句话，这就是他们真实的感受。他既没有评价城管，也没有评价我们，这就是最真实的，他们坐在那儿，我坐在他们前面我扭身，问了一下，我们互相还不认识，我问了他一句，他说我看到了我爸，真不容易。另一位是说我想我奶奶了，就这么两句话，这是最真实的。你听到的别的都不一定真实。
文字整理：苟雨浓 、谢觉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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