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纪念八一三事变：漫谈抗战大背景下的淞沪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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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海游弋的日军舰队。
题记：
记住历史，不是记住仇恨。
记住历史，是我们须知我们民族与国家的来路。
1937年8月，七七事变后到淞沪会战前，日军已经控制了由津浦、平汉、平绥三线的战略主动权。
同时，侵华日军由寺内寿一大将担纲，以华北驻屯军、关东军、朝鲜军、本土军等多股日军，开始战时“华北方面军”的编组。
无疑，这时的平津、华北，已然全局糜烂。
鉴于中日国力、军力存在客观上的巨大悬殊，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和机械化优势的日军，已经在全面侵华战略态势上，有了三个占据全面主动的作战方向。
沿津浦线南下，日军可以从容以陆军策应，在华东实施登陆，在海陆方面形成钳击上海、华东战略态势。
淞沪会战中，日机正在实施攻击。
沿平汉线南下，日军可以攻略冀豫腹地，夺取中原，进逼华中，撼动长江中游。
沿平绥线西进，日军机械化推进，可以攻击山西，进而攻击西安、西北。届时，日军顺势沿邓艾灭蜀，元蒙灭宋的路线，还可以直接攻击中国抗日大后方。
可见，日军控制津浦、平汉、平绥三线，犹如三把锋利的匕首，都刺向中国最柔软和最致命处。
不战，坐以待毙；迎战，则先机已失，四面被动。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中国已然陷入了几乎无法逆转的战略危机。
所以，就军事战略层面去看，国共联手的国军发起南口会战、淞沪会战和忻口会战三大战役，无疑，是直接关系中国全面抗战成败与否的战略大突围。
直到现在，网络依然有不少所谓“蒋介石挑起淞沪会战”的文章。
这类文章，通常想当然地以淞沪会战发起时间，对应后来中日战争不断恶化、扩大，继而进行有板有眼，看似推论严谨的文章，尤其荒唐可笑。
显然，或者不懂军事，或者不清楚抗战战史，或者有着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又或者卖弄与猎奇本身而迎合着这个浮躁的当下。
——总之，急于在整体抗战史里面扣出局部，便要急于下结论的朋友，通常，都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熏陶出来的奇葩。
写作军史、战史者完全不懂军事，尤其写抗战而对抗战战略完全迷茫，一知半解，导致起码的逻辑起点的常识性缺失，还要勉力去推论结果，无疑，腐儒。
其实，抗战持续八年，线索非常清晰。
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一样，同属八年抗战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中日超级大决战。
抗战正在远去，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
淞沪战场，国军重机枪阵地。
因为国力、军力完全落后，华北日军战略优势咄咄逼人，国军只能匆忙调动全国各地、数量庞大的抗日军队投入战场。继而力图凭淞沪会战，实现三个战略目的：
其一，政略博弈。
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后，退出国联。此后，日本一直试图割裂中日矛盾与世界的关联。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延续这一政略显然更为不利中国。
在世界列强瞩目的上海、苏杭一带主动作战，打破日本政略企图，继而，争取把日本企图的单纯的中日博弈变为世界博弈，以在弱势下寻求一劳永逸地解决中日矛盾，至今看来，国军决战淞沪，也堪为英明。
其二，战略博弈。
在中国铁路并不发达的当时，日军已经事实上占领和控制了京津为核心的津浦、平汉、平绥三条战略铁路。客观上具备了从容、主动、全面、深入地发起侵略作战的战略条件。
日军在中日大战略上的绝对优势形成后，国军既无法了解日本由华北全面侵华的战略动机，更无法了解日军可能发起大规模侵华的准确时间。
显然，淞沪会战在战略上，便承担了打破日军“三线”战略优势，明确中日作战时间的战略目的。
其三，完成国军备战已久的对日持久战战略。
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淞沪抗战，以及诸多中日在军事、经济上的摩擦战，中国早在1933年前后便开始着手对日国防。
1936年初，国军确定了抵抗日本侵略的国防大纲。
大纲指导核心，便是家喻户晓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略。
鉴于敌强己弱，为全国准备抗战，把中日全面战争导入持久战略的轨道，淞沪会战还承担着吸引日军主力，掩护全国全军实施撤退和战略展开的战略阻击目的。
远眺淞沪战场。
淞沪战场海陆相接，在战役、战术上，尤其适合拥有海陆空战力的日军实施“立体化作战”。
于此，仅装备寥寥无几的步兵炮和单兵武器的国军牺牲惨烈，可想而知。
为保障淞沪会战，打破日军占据华北、京津得到的“三线”优势，国军在华北先后组织了南口会战和忻口会战。
地域上看，淞沪、南口、忻口相距甚远，然而，三大战役几乎同步发起，正是国军绝境反击的几乎唯一的有效决策。
就“立体化作战”与“平面化作战”的战役战术而言，无疑，国军在淞沪会战等三大战役均遭遇惨烈牺牲和重大失败。
然而，在抗战史上，国军不惜牺牲，发起淞沪会战为核心的抗战初期的三大战役，基本完成了中国抗战的政略和战略目的。从而，奠定了中国八年抗战的基础。
淞沪会战突然发起，日军全面侵华时间表彻底打乱。为应对淞沪会战，日本若干拟定调往华北的精锐师团几乎悉数调往华东。
这一调动，虽然加强了日军全面入侵中国最为重要的京沪杭地区的战力，但是，日军以“三线”南下的战略力量也就随之抽空。
就此，日军全面侵华自最初阶段，便陷入战线漫长的困境。
淞沪会战在世界关注的中国最为重要的地区展开，日军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侵略军力部署到长江水网区域。
在南京会战之后，为彻底斩断日军重新部署侵华军力，国军先后组织了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暨大突围、花园口决堤。
淞沪会战之后，中日战争进入全面战争，中国军民抗日士气空前高涨。
自此，南京战役后日军慢慢清醒，欲图实施南北两大作战集群会师，重新调整侵华部署，终于全面受挫。由此，日本东京筹划的全面、一举击败国军，继而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就基本完全破灭。
其空前的物资、人口消耗，逼迫日军不得不采取更为极端的国策，以应付欲罢不能的侵华作战。日本举国也就此陷入战争泥沼。
淞沪会战之后一年，1938年6月至10月，日军在淞沪会战等三大战役奠定的中日战争态势下，悍然入侵华中。至此，武汉会战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国军扭转战局的中日大决战。
现在回望武汉会战，完全劣势的国军能够在抗战爆发仅仅一年，便完成了由被动防御，到与日军全面对峙的战略态势，在军事战略角度上看，正是淞沪会战等三大战役奠定的前因。
等到日军经过台儿庄重挫，花园口决堤摧毁平汉路，再想起入侵中国腹地，寻求与国军进行决战的时候，国军已经基本完成了战时整军、全面撤退和重新部署。
第九战区和第五战区浴火重生，一南一北，枕戈待旦，在以武汉为中心，以河南、安徽两省南部和湖北、江西两省北部为外围的长江战场摆好了应敌阵势。
充分利用长江两岸山脉纵横水网交叉及幕阜山、大别山的有利地形，布置重兵，诱敌深入，施行持久战略，争取最大限度地消耗日军。
就此，国军在武汉会战开始，终于从容不迫步入“持久战”抗日的轨道。
武汉会战的战略准备同时，得到淞沪会战及其他浴血奋战换来的一年较为充裕的时间，国军也完成了举国搬迁和迁都重庆，在抗日政略与战略上，确定了立于不败的持久抗战态势。
为什么迁都重庆，而不是迁都西安、昆明、成都、西宁等地？
就淞沪会战到武汉会战的战局分析，毫无疑问，这正是国军对武汉会战胸有成竹的战后预见。
一旦日军侵华主力逆江佯攻武汉，国军在武汉会战中，必然容易实现利用长江两岸山脉纵横水网交叉及幕阜山、大别山消耗日军攻势的战略目的。
如此，对于滞留、消耗在武汉战区的日军主力而言，如要再进一步寻求“速战”解决“中国事变”，只有再向重庆发起攻势。
相持阶段抗战主战场长江战区示意图，几乎所有的激战都是围绕日军冲击中国地理第二棱线而展开。
重庆深居内陆，恰好在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川鄂湘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后。
再要爬山涉水放弃机械化优势，发起对重庆的攻击，对当时日本国力、军力而言，无疑奢谈——然而，日本政府每一次痛下决心的速战决策，都促使日军主力无奈下，向川鄂湘交界处的崇山峻岭发起一次次茫然、无效的战略攻击。
抗战八年，国军寸土寸血、艰苦卓越抵御日军。日军何尝不是身陷长江水网，在幕阜山、大别山和川鄂湘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一味徒劳无功地奔波劳顿，直至最后投降。
可以说，正是开战之初，国军不惜血本的淞沪会战、南口会战、忻口会战等三大战役，这才在敌我力量巨大悬殊下，基本确定了中日战争的格局。
就此，后续的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暨大撤退延续到武汉会战，国军这才一步步摆脱了日军以津浦、平汉、平绥三线，犹如三把匕首，直逼中国最致命处的完全被动的态势。
以当年国力孱弱，处于割裂状态下的中国，国军能够对占据武器代差优势的日军，以政略、战略，抵消、消耗日军一次次战役、战术上的胜利，苦苦支撑八年，确实是不朽的救中国的业绩。
这也是南宋灭国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抵抗外辱取得的完全胜利。
不夸大而言，淞沪会战实为抗战苦撑八年赢得惨胜的关键前因。
国人庆祝抗战胜利。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
如今，抗战历史正在远去，横店神剧抗战正在流行。于是，曾经壮怀激烈却又血肉模糊的真实的抗战史，终于在风雨中凋落，然后，无可奈何地渐渐模糊、腐朽。
忘记抗战，人心之哀。
后记：
太多我民族青年精英陨落抗战，实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彻骨之痛。
时值淞沪会战84年敬以此文，向上海那段史诗般的历史和那些有名的、无名的民族英雄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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