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的一篇游记，只有84个字，信手写来却成千古经典，老师要求人人会背！
宋人一篇84字的游记，信手写来却成千古经典，老师要求人人会背！苏轼的一篇短文，虽然只有84个字，却成教材常客，到底好在哪里？
有句俗话，叫“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本意是指懂行的人不费劲就能摸清对方的虚实。如果把这句俗语套用到写作上，就可以这样说：“大家一出手，长短都是优。”文章的优劣，不在长短，而在于内容。当代著名诗人艾青在《诗论》中就说过：“诗的优劣不在于取材的大小、篇幅的长短，关键在于怎样写，从怎样的角度看到世界。”
“短而精”的佳作，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比如老黄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篇精短佳品《记承天寺夜游》，即为一例。《记承天寺夜游》是一篇游记，记叙的是作者夜不能寐，趁兴游览古寺的情景，全篇只有84个字，却将作者从有夜游之想，到成行，到会友，到赏景，到感悟，依次写来，一气呵成，毫无拖泥带水之笔，因而成为游记中的千古名篇。其文曰：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全篇共84个字，却写透了五件事情：
其一，夜幕降临，正当解衣欲睡之时，突然发现月光透过窗户照进寝室，于是，作者的睡意全无，有了赏月之念，衣不再解，便欣然起身出门。
其二，无论春游还是夜游，都是赏心乐事，这要的快乐有人共同分享才为至乐，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所以，作者不想做“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李白。他想到了借居承天寺的好朋友张怀民，于是踏月寻至承天寺。
其三，好朋友张怀民与作者也是同好中人，有此好月，当然也没有绝情地背月而睡，仿佛就是等着好朋友来骚扰似的，虚门而待。眼前有良辰美景，身边有懂己之人，这样的夜游，才不枉空中那轮皎月的殷勤照耀。
其四，接下来，作者就浓墨重彩地描述月色下的承天寺，说是“浓墨重彩”，其实也不过寥寥一十八字：“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庭院中的月光，宛如积水那样清澈透明；水面下的“水藻、水草”纵横交错，其实，那是作者的错觉，所谓的“水藻、水草”，原来是庭院里竹子和松柏树枝的影子。人与寺，月与影，就如此和谐地融为一体。
其五，是作者此时此刻的所感所想：“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匆匆人世，哪一个夜晚没有月亮？大千世界，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只是缺少像我们两个这样清闲的人罢了。作者的这种感悟，用句现代流行的说法，就是“这世界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作者用84个字，记叙了一次趁兴夜游，为何会成为游记小品中的佳品，还多次入选现代中学教材，成为老师要求的人人必背的篇目？《记承天寺夜游》到底好在哪里？为何一直受后世追捧？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说说本文的写作时间与其作者说起。
文章开篇就点明了时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这个日子对于提升本文品质有何特别之处呢？元丰是宋神宗赵顼年号，元丰六年为公元1083年。四年前的元丰二年，北宋朝中发生了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那就是“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的受害人就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所以在谢表中的表达肯定有文采飞扬之处，结果被朝中别有用心的人“抓了辫子”，说他语含讥讽，用心不良，是在发泄被贬的满。后来，他们又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的大帽子一顶顶扣下来，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苏轼虽然经人营救，死罪得免，得是活罪难恕。苏轼在下狱一百零三日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正是苏轼被贬黄州接受监管的日子，他为何有如此雅兴，夜半邀友赏月？按照一般人的活法，这种日子痛哭流涕才是正理啊？能在如此逆境，写出如此清明澄澈的文字，从一个侧面，传达的是作者苏轼的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这才是这篇游记给予读者最“激昂”的启迪。
大家不愧是大家，他一出手，就异于凡响。苏轼的这篇《记承天寺夜游》以真情实感为依托，信笔写来，起于当起，止于当止，犹如行云流水，于无技巧中见技巧，达到了“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这样的写法，对于中学生写作有着较强的示范性，所以，才会成为必背篇目。
苏轼之所以能入选“唐宋八大家”，并不因为他的诗与词，而是得益于他的文章。唐宋八大家又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是唐代和宋代八位散文家（唐代柳宗元、韩愈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合称，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