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的一篇游记,只有84个字,信手写来却成千古经典,老师要求人人会背!

宋人一篇84字的游记,信手写来却成千古经典,老师要求人人会背!苏轼的一篇短文,虽然只有84个字,却成教材常客,到底好在哪里?

有句俗话,叫“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本意是指懂行的人不费劲就能摸清对方的虚实。如果把这句俗语套用到写作上,就可以这样说:“大家一出手,长短都是优。”文章的优劣,不在长短,而在于内容。当代著名诗人艾青在《诗论》中就说过:“诗的优劣不在于取材的大小、篇幅的长短,关键在于怎样写,从怎样的角度看到世界。”

“短而精”的佳作,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比如老黄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篇精短佳品《记承天寺夜游》,即为一例。《记承天寺夜游》是一篇游记,记叙的是作者夜不能寐,趁兴游览古寺的情景,全篇只有84个字,却将作者从有夜游之想,到成行,到会友,到赏景,到感悟,依次写来,一气呵成,毫无拖泥带水之笔,因而成为游记中的千古名篇。其文曰: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全篇共84个字,却写透了五件事情:

其一,夜幕降临,正当解衣欲睡之时,突然发现月光透过窗户照进寝室,于是,作者的睡意全无,有了赏月之念,衣不再解,便欣然起身出门。

其二,无论春游还是夜游,都是赏心乐事,这要的快乐有人共同分享才为至乐,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所以,作者不想做“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李白。他想到了借居承天寺的好朋友张怀民,于是踏月寻至承天寺。

其三,好朋友张怀民与作者也是同好中人,有此好月,当然也没有绝情地背月而睡,仿佛就是等着好朋友来骚扰似的,虚门而待。眼前有良辰美景,身边有懂己之人,这样的夜游,才不枉空中那轮皎月的殷勤照耀。

其四,接下来,作者就浓墨重彩地描述月色下的承天寺,说是“浓墨重彩”,其实也不过寥寥一十八字:“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庭院中的月光,宛如积水那样清澈透明;水面下的“水藻、水草”纵横交错,其实,那是作者的错觉,所谓的“水藻、水草”,原来是庭院里竹子和松柏树枝的影子。人与寺,月与影,就如此和谐地融为一体。

其五,是作者此时此刻的所感所想:“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匆匆人世,哪一个夜晚没有月亮?大千世界,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只是缺少像我们两个这样清闲的人罢了。作者的这种感悟,用句现代流行的说法,就是“这世界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作者用84个字,记叙了一次趁兴夜游,为何会成为游记小品中的佳品,还多次入选现代中学教材,成为老师要求的人人必背的篇目?《记承天寺夜游》到底好在哪里?为何一直受后世追捧?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说说本文的写作时间与其作者说起。

文章开篇就点明了时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这个日子对于提升本文品质有何特别之处呢?元丰是宋神宗赵顼年号,元丰六年为公元1083年。四年前的元丰二年,北宋朝中发生了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那就是“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的受害人就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所以在谢表中的表达肯定有文采飞扬之处,结果被朝中别有用心的人“抓了辫子”,说他语含讥讽,用心不良,是在发泄被贬的满。后来,他们又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的大帽子一顶顶扣下来,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苏轼虽然经人营救,死罪得免,得是活罪难恕。苏轼在下狱一百零三日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正是苏轼被贬黄州接受监管的日子,他为何有如此雅兴,夜半邀友赏月?按照一般人的活法,这种日子痛哭流涕才是正理啊?能在如此逆境,写出如此清明澄澈的文字,从一个侧面,传达的是作者苏轼的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这才是这篇游记给予读者最“激昂”的启迪。

大家不愧是大家,他一出手,就异于凡响。苏轼的这篇《记承天寺夜游》以真情实感为依托,信笔写来,起于当起,止于当止,犹如行云流水,于无技巧中见技巧,达到了“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这样的写法,对于中学生写作有着较强的示范性,所以,才会成为必背篇目。

苏轼之所以能入选“唐宋八大家”,并不因为他的诗与词,而是得益于他的文章。唐宋八大家又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是唐代和宋代八位散文家(唐代柳宗元、韩愈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合称,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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