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铜元图案的文化意义
中国铜元始铸于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 。河南铜元始铸于光绪三十年。是年，河南巡抚陈夔龙奏准在开封设铜元局。光绪三十二年，开封铜元局改名为度支部造币汴厂，至光绪三十三年，月造额达48 万枚。后清政府限制铸额，规定河南月造铜元30 万枚。至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河南造币厂共造十文铜元2. 3 亿枚。
民国初年，控制河南的军阀督抚为支付巨额的军政开支，铜元铸造数额骤增。民国二十年( 1931) ，河南铜元局改名机器制造局，至民国二十二年秋，因铜源断绝，造币机构被撤销。
清朝末年，河南主要铸造面值十文的铜元。光绪三十四年，造有一文小面额铜币，但数额很小。清末河南十文铜元，有光绪元宝和大清铜币两种。光绪元宝铜元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币面中央采用太极图，太极图有阳刻、阴刻、直刻、横刻等多种; 背面分别为水龙和云龙两种龙纹图案。大清铜币按部颁模式铸造，面中心有一“汴”字，有“丙午”、“丁未”、“戊申”十文， “己酉”二十文、十文、五文和二文， “辛亥”十文等。另有一种宣统年间的“己酉” “汴”字一文币，但仅为样币。河南“己酉”大清铜币是清代地方所铸同一纪年的铜元中面额最多的一种， “辛亥”十文“大清铜币”则为河南所独有。
民国时期河南所造铜元主要是中华民国双旗铜币，基本图案是: 正面分别为嘉禾图案和“中华民国”以及纪值文字，背面为交叉双旗图案，面值有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等。民国二十年，河南曾造五十文和百文两种面值的党徽铜币，但铸造量较少，存世不多。此外，民国时期，河南还造过面值五百文的镀锡样币。
民国时期河南铸造的铜元，在中国铜元中具有显著的特色，其面额种类之多，花纹图案之繁，反映了当时河南执政者的更迭和政局的动荡。河南铜元图案设计，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意义与突出的政治色彩。本文主要通过对河南铜元关于太极图、菊花图的设计来对河南铜元图案设计所表述的这些意义略作探讨。
河南“光绪元宝”铜元铸于光绪三十年至宣统元年( 1904 ～ 1909) 。正面有“河南省造”、“光绪元宝”、“当制钱十文”等铭文，中有太极图。背有“H0 － NAN” ( 河南) 、“TEN CASH” ( 十文) 等文，中有龙图。龙图分水龙、旱龙、八星水龙、大清龙等。
清代，以龙图为铜元的主要图案的情形十分普遍，但以太极图为铜元的图案，则显得少见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清代，自广州仿香港“香港一仙”铜币铸造铜元后，各省相继纷纷效仿，河南是铸造铜元较晚的省份之一。在模仿他省铜元样式铸造河南铜元时，为突出河南铜元的地方特色，设计者使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太极图。太极图有周敦颐太极图、先天太极图( 天地自然之图，俗称阴阳鱼图) 、古太极八卦图( 先天太极图带八卦符号) 、来知德太极图、清端木国瑚太极图等。今常见的为先天太极图和古太极八卦图，阴阳鱼“太极图”，有“先天图”、“河图”、“古太极图”等称。
太极图与道教有关。道教是我国的主要宗教之一，其思想渊源于伏羲、周公、孔子创立的《易经》。伏羲造八卦，周文王创六十四卦，孔子为易经作《易传》，对中华文化产生有深远的影响。春秋时期，曾任周守藏室柱下史，在王都洛阳长达30 余年的老子，通过对大量图书文献的整理，谙熟掌故礼仪、为政之道和天地自然之变，后老子写成了5000 余言的《道德经》，首创了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与唯物主义的道家学说。后来，道教尊奉老子为始祖，奉《道德经》为经典。
道教的第一所国家级道观位于河南洛阳老城西北隅4 公里北邙山翠云峰的上清宫，相传为太上老君炼丹之处。唐干封元年( 666) ，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开元二十九年( 741) 诏令两京诸州置庙祭祀，因而上清宫又叫玄元皇帝庙，后人又追尊老子为太上老君，所以也称老君庙。金元时期上清宫已废，后多次重修。上清宫南边和邙山岭下，有玉清、下清二宫。
太昊伏羲氏是中国远古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距今约8000 至6000 年。汉代以来，太昊伏羲氏便被称为“百王先”，为“三皇五帝之首”，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河南省淮阳县传说是“人祖”伏羲氏即太昊定都和安葬之地，县城以北的蔡河边，有太昊陵。道教发源于河南，最受道教尊崇的开山祖帝伏羲氏建都治天下于河南。河南省鹿邑县是道教的始祖老子的故里和道家修士陈抟的出生地，自古被称作“道德真源”。
河南在中国道教产生和发展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道教及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与影响，足可作为历史文化浑厚的一种象征。因此，相对他省铸造铜元较晚的河南，用阴阳鱼太极图作为铜元的主要图案之一，一方面反映了河南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独特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折射出铸造者落人之后的一种在精神文化上的自尊。这与当时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自货币产生以来，所有货币上的图案纹饰、文字等，均反映着当时铸造者的意愿、思想和意识，以及与其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如果说近代中国铸币所采用的龙的图案是中国、清朝和中国文化的象征的话，那么，透过河南铜元上所用的太极图，大概可窥见到当时河南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的一斑。河南铸造的光绪元宝铜元的太极图，有横阴阴太极、横阴阳太极、竖阴太极、反阴太极、横大阳太极、横小阳太极、竖阳太极、斜阳太极等多种图形 。以不同的太极图、钱文书写、花饰和不同的龙图来区分，河南光绪元宝铜元的版别十分复杂。
中国铜元上使用太极图案，并非仅见于河南铜元。1911 年10 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江西的革命党人于九江和南昌发动起义。为纪念、宣传“辛亥革命”，江西造币厂把当时铸行的“辛亥大清铜币”改铸为“辛亥大汉铜币”。该币正面中铸阴文“赣”字，环铸“大汉铜币”及珠圈，上铸“江西省造”，下铸“当制钱十文”，两侧左“辛”右“亥”。背面边缘环铸有9 颗大星，环内环铸9 颗小星，正中为太极图。钱币学界称此图为18 星图。18 星图是当时革命军的军旗图案，18 颗星象征当时我国长城以南汉族传统疆域的18 个省。该币为红铜质，是当时最早体现革命政权的铸币，因铸时短，铸额少，故传世极少。根据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以及该币“大汉铜币”的币名、18 星图来看，其使用太极图的用意，当为以之来象征汉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具有排满兴汉之意味，与河南铜元铸太极图的用意，颇有不同。
在河南光绪元宝铜元使用太极图之前，我国已出现使用太极图的机制币。光绪十年( 1884) 吉林省继上海( 咸丰六年，1855 年，“上海银饼”) 后，始用从国外购置的机器铸造银元，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吉林机器局改为银元局，自光绪二十六年( 1900) 至二十九年( 1903) 铸造的光绪元宝库平七分二厘、三分六厘、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等多种银币上，铸有不同图案的太极图。光绪三十年后，吉林铸造的银币图案，则不再使用太极图。是年，河南省开始铸造有太极图的光绪元宝铜元。吉林是清的龙兴之地，在清朝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河南是中国黄河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二者在中国封建王朝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之际，先后使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图案标志，其寓意令人深思。
1911 年辛亥革命后，河南铜元局开始铸造民国铜元。河南民国铜元除了使用当时各地常用的双旗等图案外，还使用了颇有特色的图案——菊花图。
按面值分，民国河南铜元的面值有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等六种，其中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面值的铜元，均有菊花图案者。
当十铜元正面铸有“中华民国”、“当十铜元”字样，中间为菊花图，左右有嘉禾纹饰。
背有英文“HO － NAN” ( 河南) 、“TENCASH” ( 十文) ，中为五色旗与十八星旗交叉图。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铜元的图案设计与当十铜元基本相同，只是文字、旗帜、花形、纹饰绘刻略有不同。河南铜元币面的菊花图，位于币正面的中间，是图案的主图，这与湖南省民国铜元上的菊花图案位于双旗交叉之间，并非主图，且置于币的背面颇不相同。河南铜元使用菊花为铸币的主要图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深厚的历史根源。
菊花在我国已有3000 多年的栽培历史，人们在养菊、赏菊、品菊、咏菊、画菊的生产、生活活动中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菊文化。菊花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其重要地位与价值。《礼记·月令》载: “秋季之月，鞠有黄华”。从屈原《离骚》的“朝饮木兰之堕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到陶渊明《饮酒》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从重阳佳节的登高饮菊花酒，到建筑、器物绘画等对菊花的艺术再造，菊花给中国人以太多的精神文化享受，中国人赋予菊花太多的人生情感。
民国时期，河南的省会在开封，河南的铜元局也设于开封。自古以来，开封就有种菊赏菊的民俗盛事。据史载，早在南北朝时，开封就已种植菊花了。宋时，东京开封的菊花享誉全国。《东京梦华录》卷八《重阳》载: “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 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北宋都城开封赏菊的胜景，至南宋得以进一步发展。《梦梁录》卷五《九月》云: 南宋杭州，据每年贯例， “禁中与贵家皆于此日赏菊，士庶之家，亦市一二株玩赏。其菊有七八十种，且香而耐久”。菊花会、赛花会等赏花活动之盛，促进了菊花的种植和研究。
宋代，彭城刘蒙的世界上第一部菊艺专著《菊谱》问世，全书共记菊花36 个品种。后来史正志的《菊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沈竞的《菊名篇》、史铸的《百菊集谱》相继问世。据《杭州府志》记载: “临安有花市，菊花时制为花塔”。范成大的《范村菊谱》载:“吴下老圃，伺春苗尺许时，掇去其颠，数日则歧出两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则一干所出数千百朵……”。
明清时期，开封一直延续着养菊、赏菊之风，在今开封禹王台公园所保存的清“干隆御碑”上，还有干隆皇帝南巡开封禹王台赏菊时，留下的“枫叶梧青落，霜花菊白堆”诗句。迄今，菊花已成为开封市花，并于每年10 月18 日至11 月18 日举办开封“菊花花会”，已经连续举办了30 届。
在清灭民国兴起之际，在变革动荡的年代，昔日故都的辉煌似乎在远方呼唤。面临百废待兴的山河，抚今追昔，身处菊花盛开的开封，把这种开封以及国人都十分喜爱菊花置于铜元之上，借以表达那些花的蕴意，传达中华古老而又常青的文化，应为非常自然之举。
以机器制造技术取代浇铸币技术，在中国铸币史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由于中国是使用铜铸币历史最长的国家，更由于中国使用2000 余年的方孔圆钱，是以文字、币形而非以图饰为图案的，故对机制铜元图案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学者及一些爱好者对铜元的研究，多把注意力置于图案细微不同等的版别方面，对其文化意义及铸造技术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或不足。有感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贸然对河南铜元图案所体现的文化意义略作探讨，以期能引起学界对此课题的关注。
（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2年第一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