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钱读法辨
“旋读”自来无异名亦无异议,而“顺读”、“直读”、“对读”则混用至今,使用者各从所好,大体上也无碍交流。唐先生力主“顺读”一说,在命名的基本原理上恐有欠缺,以此为顺,则其余皆为逆耶?命名的法则,首先当以方式,其次再以方向,例如“旋读”以方式得名,再细分的话若以顺时针方向为顺,则逆时针方向称为逆旋读。唐先生以“顺读”与“旋读”相对固然于理未合,使用时也便不免有自相抵牾之处,如[2]文述及二字钱文时又有“逆读”一说,这就在体系内造成混乱了。假如一定要给出一个划一的称谓,应以“对读”为宜,既与旋读相与互补,又准确地表达了读法的特征,较之“顺”、“直”二说切用合理。
次序错乱的特殊情况可称之为奇(读如畸)读,这样就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读法框架。不过,真正必须归入奇读的实物是很少的,如“寿如西王母富长安东西市”,是由一点分别向两侧书写;
福寿延长是上左右下的次序。
至于某些字数较多的钱文,大多可视作一种二级结构,如正德太平斩邪魔除鬼怪,
唐先生于“五字钱文读法”中所举之第五重四两“惟穿左纵列两字为异”亦可作为一例;而且,钱文的书写,大抵总还是遵循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规则,如什伐赤马钱。
钱文读法,终究是以对读、旋读两种为本原,奇读实际上也是在此二者基础上的变异。古人铸钱,于文字排布多以匀称美观为重,初不以对读旋读为意。因此,唐先生循字数多寡比附读法,形式上似较系统,实则琐细而无益;况钱文七字以上者亦不鲜见,有多至数十字者,岂可一一罗列?所以唐先生的讨论,亦因自己的分类法而限于七字了。其实如果文字释读准确,对古代史事有较深的了解,钱文读法往往不须特别推敲便可水落石出。本文拟由实物出发,力图从原理而不是形式上来阐述古钱的读法。
先秦圜钱中的一个品种,旧读“重一两十二铢”、
“重一两十四铢”,
其“二”、“四”与“珠”之间均有一横画,读为“一”则不可通,跳过不读似又不能视若无睹。唐先生从李学勤先生释读为“一珠重一两十二”、“一珠重一两十四”,已是很大的进步,然犹未尽善。此处的一横画,乃是标明起读位置的符号,铜镜、汉简中也常见以一横画作起读标识的,故这个“一”不须读出,钱文释读为“珠重一两十二”、“珠重一两十四”即可。
类似地,“太清丰乐”误读为“天清丰乐”亦源自未曾明了“太”字上的一横是起读标识,若细审其文字,当可发现所有“太清丰乐”钱中,该横画均与“太”字分离且比例不协调,不能并为一字的。
“升书”的例子,[2]文中称西夏文福圣宝钱为孤例,实不然。沈子槎先生旧藏“赵宝重兴”,应从高善谦先生说读如“兴赵重宝”[3],亦为升书;
《续泉汇》载有另一品小平型背壬申者,文字制作均异,殆非同铸之物。
崇祯通宝背奉制同为升书之一例,“制”乃君命,所谓“命为制,令为诏”也,故将“制”置于上方,今人多有误读“制奉”者,其实与天启通宝背奉旨相对照,自可明了。
花钱受天之禄亦将“天”置于上方而成为升书之一例。
总体而言,行用钱释读相对较为容易。刀布的释读,关键无非在于文字的辨认。两汉至隋唐钱文多为二字,简明易识;稍微复杂一点的是新莽时期,大布黄千东汉时人即有俗读为“大黄布”者,见于居延汉简[4],然而其正确读法,只要将十布一列排开相互对照便立等可得,唐先生以戈邑方足布论证“直画不是界格”岂非舍近而求远,援引实物亦不如举蔺字布为得体,因布币铸地名往往加“邑”旁,并作一字或分为二字本属两可,而“蔺”为单字,满布钱面,用以说明“直画不是界格”最为确当。开元通宝以后钱文以宝文为主且多为年号钱,读法就基本上无难度可言了。
非正用钱规范度的要求不如行用钱,文字有时也较多,所以不时有出人意表之物。
长命保富贵背十二生肖钱,面文五字排列全无章法,只是尚得以根据字义重组而已。
千秋万岁背双月,面文依上右左下次序读,亦当归入奇读之类。
钱文字数较多的情况,有时要综合其排列和文义来考虑读法,如汉魏六朝间的一种背四灵吉语钱,面文或读如“长乐贵富延年益寿”为妥。
清代二十局名背四吉语钱,背文四组吉语以并足方式排列,可谓典型的二级结构。
非正用钱常见面背均作四字者,通常面背读法相同,如天下太平背三多九如,面背均为逆旋读;
但也有例外,如阴阳造化背用行舍藏,面对读而背旋读且面楷背篆,饶有趣味。
契丹文、西夏文的钱币存世种类不多,某些文字的释读迄今还不能有公认的结论,因此,其读法如何,还是在文字问题解决后再作论述为好。
“两读皆通”最著名也最具争议、影响最大的,是“开元”与“开通”之争。唐先生主旋读“开通”,著《武德钱文研究》,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并非自创之说,亦不足以定论,有关这个问题当另文商榷。唐先生主编《中国古钱币》,书中多处反复强调其观点,又将《武德钱文研究》附录书末,令人感受到其强烈的自信心。
中国文字的特点之一是每个单字几乎都有独立的字义,构词行文又多用排比对偶,因而极易造成“两读皆通”的现象。“天长地久”读为“天地长久”是不是也可通?“咸通玄宝”读为“咸玄通宝”是否至少也比无论“周元”、“宋元”还是“周通”、“宋通”差堪入目?因此,在这个方面不能玩弄文字游戏,而要就具体的实物予以分析判断。例如,太平永兆背三多面文读作“永兆太平”亦自无妨,
进德修业读为“进修德业”就未免不知典故;
“君乐臣乐大吉大利”读为“君臣乐乐大大吉利”还有点期期艾艾的滑稽感,
“公子公孙”要是读成“公公子孙”就实在大为不堪了。
必须明确的是,无论行用钱还是非正用钱,无论钱文可以编排出几种读法,其本始的读法,即铸行者赋予它的读法,当然只有一种。对钱文读法的研判,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找出并用充分的证据来确定这一本始读法。“两读”云云,可以作为游戏,可以作为谈资,但毕竟不能够成为严肃的钱币研究。
古钱读法,是一个并不艰涩高深而理应梳理总结的课题,希望将来能见到更多的创见和讨论。
[1]:唐石父:《古钱读法》,《中国钱币》1984年第3期,第43-53页。
[2]:唐石父主编:《中国古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432-455页。
[3]:高善谦:《赵宝重兴之我见》,《泉币》第十七期,第二页。
[4]:王廷洽:《居延汉简货币资料研究》,《中华钱币论丛(一)》,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27页。
(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1年第1期)